／ 孙一江
    
    
     如果一个中国记者不知道中国新闻界的“唐老鸭”，别人就会用那种眼光看着他，意思是：你是个“雏”吧？而当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在谈钱的时候，这个总是为梦想出生入死的“唐老鸭”，是不是一个异类？
    
    
                              外号“唐老鸭”的，是新华社37岁的摄影记者唐师曾

     唐师曾出名是因为拍摄战争、骚乱、洪水、大火、地震、瘟疫之类突发事件，以及参与寻找野人、大熊猫，无人区探险等等。中国记者中不乏喜欢冒险者；但是在战火中采访海湾战争，单枪匹马往来交战各国，遍访卡扎菲、拉宾、阿拉法特、穆巴拉克、加利、曼德拉等军政要人，唐师曾是第一个。许多人认为这是中国第一个真正国际水准的记者，也是中国新闻界的一个奇迹。
     年初，“鸭子”大病住院的消息，通过包括网络在内的各种媒体广泛传播。北大校庆期间，唐的《我钻进了金字塔》热销以致被盗版；其后面市的姊妹篇《我从战场归来》更迅速印到12万册。大伙发现唐师曾还活着，只是一个月内做了三次“骨穿”一次“活检”。
     坊间也有一些对唐的批评，比如，“他在单位名声可不好”、“和新华社中东分社所有女眷打得火热”、“特别喜欢和独裁者合影”，诸如此类。
     中国新闻界怎么会出了这么一个宝贝？！
    
                              如何进入新华社
    
     曾有人在香港某报撰文，说唐师曾“是新华社20年最大的发现”。唐被新华社“发现”，却并不那么容易。
     1983年，唐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哲学、逻辑、国际关系史“优”，英语“中”，政治理论等需要背的都不太行。在北大图书馆，他曾如饥似渴大读各种“武器系统”、“战争史”；对军事的执着和对摄影的迷恋，使他很快认识了罗伯特·卡帕这位战地摄影记者（“两杯黄汤落肚，我总是产生我是卡帕转世的错觉”）；在宿舍的棉被里，他冲洗了平生第一个黑白胶卷。
     毕业时他想有一份“自由的工作”，於是选了北京出版社报到，想去《旅游》杂志。那时候他已经开始背着相机整日在街上游荡，但人家并不欣赏他用小相机抓拍的那些照片。他的档案被退回北大。
     以为塞翁失马天赐良机可从此一圆军人梦，唐师曾迅即叩访各军事单位：第一站38军坦克6师；第二站红山口解放军军事学院；第三站青龙桥军事科学院；第四站空军指挥学院。第四站愿意留他教党史，可他更想教别的，比如军事史。
     正捧着根鸡肋不知如何是好，有老师建议他去中国政法大学，“北大法学院的×××带着一帮人在那边”。对北大，唐师曾有严重的“恋母校情结”，一想到要离开心里就发慌，老师的话立刻就听进去了。老师更重要的意思是，你这个人没长大，别离开学校，社会太脏，你会吃亏（“其实我这个人就象比得潘，永远长不大”）。
     报到那天，在铁丝网的一个豁口，唐师曾扛着自行车一步迈进了政法大学。他被分在马列教研室当辅导老师。第一课《共产党宣言》，他对“公妻制”的解释就和教研室主任不一样。北大给他的教育是“大学是搞科研教学的地方，不是思想训练班”；政法大学则讲究“要掌握刀把子印把子”。待讲到平型关大战那一课，讲到115师与阎长官究竟谁正面谁侧面，唐师曾终於发现自己不适合当老师。此时他已被破格评为讲师，主任也已经喜欢上了这个勤快、能干的小伙子——每天生火，打水，跑到挺远的锅炉房，拎一大壶。他还在学生中组织了“国防”、“摄影”两个协会，自任两会会长；那时的学生动不动就要上街游行，由他出面劝阻，总是特别有效——“你们的想法都对，但是於事无补。你爹你妈出你一个大学生，不容易”（“我走的时候主任说，如果他们欺负你你就回来”）。
     唐师曾开始幻想出国留学改变环境。在托福班里，他背的那架Penta×引起同桌的注意（“相机是大学毕业时美国二伯送的。就为这，后来做了二伯的养子”）。同桌的父亲在新华社工作，说新华社摄影部没有英语象你这么好的。唐一听茅塞顿开，立刻请同桌递了一份简历给新华社。简历如泥牛入海。其间《中国青年报》要用他做文字记者，他觉得新闻有套路，有套路的东西他都弄不成，没去。
     这当口，他在街上认识了新华社《了望》周刊摄影记者××。一个星期里他们撞上了三次，想拍的都是同一个题材。××带唐师曾去了他们的沙龙，大家传看着唐裱在马粪纸上的照片，说，“你比我们都棒，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会洗照片的”。
     唐师曾终於被新华社发现了。《了望》一提出要他，总社就说我们早有他的简历了。最后经一群正副主任集体面试，1987年，唐师曾终於进入了新华社摄影部。
     进了摄影部却并非摄影记者。 那段时间他发的照片还不能署“新华社记者”，而是“唐师曾摄，新华社稿”；一旦出事，自己负责。因为他拍的那些都没有请柬，都是大街上弄来的。他白天做值班编辑，晚上拍照片；用自己的相机，自己的胶卷。如是平均每天至少发一张新闻照片；并且把这个记录保持了很多年。
     1987年6月，唐师曾终於有了新华社给他的第一台尼康FM2。当时，新华社要派一记者和一群法国记者徒步考察长城；大夏天里，就他特别愿意去。
     军事学上的两个理论被他用到了新闻摄影上。一个是“首发命中”——通讯社记者拍摄的只应是不可重复的新闻事件；这些照片应该当时有新闻性，事后有文献性。结果他拍了许多“中国第一”：第一次来大陆访问的台湾记者，第一个台湾老兵探亲团，第一例中国试管婴儿，第一回用麻醉枪捕捉大熊猫……。
     另一个是坦克的“闪击战理论”——一流的通讯，一流的机动性，一流的突破力。为此，1987年，他就装备了寻呼机，四处散发“有新闻呼5566，昼夜工作”；副社长郭超人还特批给他一部“大哥大”。 他爱骑他那辆破自行车采访，他发现在北京二环路以内，这是最快的交通工具；如果是出远门，郭超人有话——“让车到你家去接你”。
    
                              无权无勇无孔不入
    
     唐师曾能有这些“特权”，是因为他有一流的突破力。
     1987年，拍“台湾记者”那天，他是蹭同事的车去的机场，也没有进入隔离区的证件；那天，同事拍的照片用了一张，他的，用了6张。
     1988年，一对婚外恋人在长城用炸药殉情自杀，现场戒备森严。唐师曾七拐八拐绕过警戒线，拍到了案发现场的独家照片。大为恼火的警官们后来一一成了唐的朋友，警方的报纸还专为他写过一篇报道——《万绿从中一点红》。
     1990年秋天，一个和唐很熟的记者告诉我：唐老鸭正在奋斗去巴格达。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吞并科威特。当时唐师曾正在可可西里无人区探险。“中东要打仗了”，四年大学、四年教书的国际政治训练，让他立刻做出这个判断。他全部的神经都随着这个预感兴奋起来（“我的预感特别准”）。在鸭绒睡袋里，他打着手电起草给新华社领导的电报稿：“新华社正在步入世界性通讯社的行列，中东是最好的突破口……”。另两封电稿是请朋友帮忙，一是准备防弹背心，一是借有关海湾危机的书。
     当时的北京，正沉浸在亚运会的热烈气氛中，很少有人关心中东。回到京城的唐师曾利用几年来在北京建树的各种光荣，软磨硬泡，死缠烂打，有计划地去说服每一个有关领导，让他们相信海湾战争一定会打，而他最应该、也最有资格去中东。
     亚运会上，他也没闲着。他的任务是采访突发事件、软网球以及卖照片。他专找阿拉伯国家来的推销照片，拍主麻日，借机学习阿语（“我的阿语能买飞机票，能办签证，能砍价，能谈恋爱，考试肯定不及格”）。其间，他还受命潜入亚运村，千方百计拍到了一位谁都拦着不让拍、他也根本不认识的服务员——毛主席的外孙王效芝。这张照片是亚运会期间新华社卖价最高的照片 （“‘新华’又镇了‘路透’、‘美联’一回”）。
     当时新华社除高层几位领导外，大多数人都不相信海湾战争会打起来。唐师曾却最终获准奔赴海湾，单枪匹马，揣着300美元。他为领导找了一个最好的理由：他已经考上了常驻中东记者，不过早去两个月。
     1991年1月15日，是联合国安理会给伊拉克的最后期限。1月的伊拉克，国际通讯已全部中断，新华社的传真机已无法发稿；幸好中国使馆的郑大使指点迷津，也幸亏唐师曾汉语拼音根基好并能用打字机编码打孔；他每天送一卷几十米长的纸带到使馆，通过无线电台向北京发回巴格达的最新局势。为了能留在巴格达，他竟然违抗上司，拒绝办理出境手续；以致1月14日郑大使率最后一批中国人员撤离时，级别最低的9等随员唐老鸭，差点在巴格达机场被扣下。
     当伊拉克袭击了以色列、所有的人都在往回撤的时候，在安曼待命、忍无可忍的唐师曾越级上书北京总社，强烈要求去以色列。去还是不去，那天晚上新华社的编务会争得不可开交。副社长兼副总编曾建徽迟到了，进门就问：“谁想去以色列？”听说是唐师曾，立刻表态：“唐老鸭？应该去！”
     正是这位副总编，让唐师曾以及让唐的上司们为唐写过不计其数的检查；也正是这位副总编最清楚，“不听话”的唐师曾总能为新华社弄到独家新闻。
     在新华社，唐以“惹事”著称，一旦风闻有人犯错误，大伙都猜是唐老鸭；因为那时摄影记者会英文的不多，和老外关系密切的不多；偏偏“出事”的人，永远都不是唐老鸭（“我政治系毕业的，我不出事”）！
     最让领导放心的，是唐老鸭不随便爱财。总有外国通讯社找他；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给外国人干。唐知道外国人看上他的是什么，也知道什么照片能卖大价钱；可他不愿意为了每月多挣多少钱失去自己的自由。（“我要是卖了不该卖的照片，公安局还不把我抓起来；我要是拿了外国护照，中国还让我进来吗？！”）
     於是，好“惹事”的唐师曾，成为新华社用“特拉维夫”电头发稿的第一人。以色列新闻部办理采访证的官员说，此前他从未见过北京来的中国人。
     很多年之后，唐师曾不再羞於承认自己其实很胆小。当终於等来了恭候多时的“飞毛腿”，当迅速爬上了希尔顿饭店楼顶，却无论深呼吸多少次，他还是不由自主地哆嗦，照片都拍虚了（“回来都不好意思给别人看，只好改写字了”）。
     其实，在唐师曾的采访经历中，离“死”最近的是在可可西里无人区的4个月。医生说，千万别感冒，一感冒就肺水肿，就有生命危险。冰天雪地里，住在仅仅一层尼龙布的帐篷里，他却从来没想到过死。那次采访，新华社拿不出两万元探险费，是他义务当司机，才挤进了探险队。
     他从没想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我钻进了金字塔》出版后，许多人笑唐师曾：一个摄影记者，居然合影成癖。中国摄影记者象唐那么爱留影的好象不多，但唐师曾振振有辞：在中东这个是非之地，每一张合影都是一张护身符——在挡风玻璃上贴张和卡扎菲的合影，许多阿拉伯人就看他是“雅嘿”（兄弟）；放上和拉宾的合影，犹太人就不会为难他；换成阿拉法特，在巴勒斯坦人的地盘就能畅通无阻！
     在战火中，唐师曾结交了许多外国同行，象所有的战地记者一样，他们交换信息，互通有无。唐佩服他们卸藏胶卷的娴熟技术，更羡慕他们情报准确，知道“爱国者”从哪里发射；他们则看上了唐滔滔不绝的军事知识，飞机坦克步枪导弹，好象问什么都有答案。他们中有的和唐成为至交。
     那一年，“火线”上的唐师曾被评为主任记者。新华社第一次破例给驻外记者评职称。
     
                              生命不息做梦不止
    
     打电话约访唐师曾，他上来就说：“我现在白细胞××，血红蛋白××,血小板××……”我对“再生障碍性贫血”一无所知，明白他的意思是他已经接近健康。“我不太愿意别人说我的病，影响我的一切机会”，他嚷嚷着要状告某报纸说他得了白血病。
     谈起这些年他做成的事，唐总把海湾战争指挥他的“老板”们挂在嘴边。然后，他让我看沙发背上镜框里的大照片，那是他的师傅黄景达。第一次见面，这位老新华“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说了句：‘卸磨杀驴呀！’”。幸亏师傅病了，唐师曾骑着自行车去给师傅送苹果。 当晚突发“3.20之夜”大游行，师傅拿出自己的尼康相机，让唐赶快去拍。此后，师傅带着他走街串巷，告诉所有的关系单位：“以后我就不来了。他就是我”。说得眼泪汪汪。唐的《我从战场归来》首发式上，新华社记者，他只请了已经退休的黄景达（“我的那些个‘第一’都是从我师傅那儿来的”）。
     战争让唐重新看待生命。从前年起，他开始采访京城著名的老先生；新华社摄影记者第一次在香港《明报》上图文并茂地开专栏。他说他是在抢救祖国文化，和伟大的灵魂对话。有的文章发表不久老先生就过世了。他和老先生特别投缘，朱家晋给他看自己拍摄的美女作品；萧乾要教他点儿“男人才知道的道理”；张中行告诉他“女人的寿命比男人多5年，是为了让男人死在女人的怀里”……。他生病住院，护士都纳闷：怎么会有一堆老头儿来看他？
     对年长於他的人，唐师曾都容易信任。几年前，在街上，有位“大女孩”喊了声“唐老鸭”，说是他一朋友的妹妹，他就跟着上人家吃面条去了（“要是一十八九岁的小女孩我准不敢跟她去”）。席间，唐谈起向往异域婚恋，苦於无从寻觅。朋友的妹妹说她哥那儿就有一个——台湾的，巨有钱，就想找一北京男孩，介绍了几个都不成——“你得替我们镇镇她”！唐老鸭果然不负众望；而他自己也深陷其中，给《世界博览》的连载文章都因此中断了长达一年。这段轰轰烈烈的感情却未修成正果。去年，在天上飞了36年的“鸭子”终於落地安了家，女主人却不是台湾人。
     除了唐师曾自己，还有谁相信——唐的初吻是在29岁，算上太太，女朋友前后仅三个，每一个他都非常认真？比摄影还认真，结了婚的唐师曾不爱上班了，就愿意呆在家里做饭给太太吃。一场大病使他如愿以偿。
     唐师曾的家在八宝山南边，从地铁上来再走大约30分钟。新华社在职的主任记者极少住这么远。新家装饰得舒适、温馨，却因为太远和太贵（12万）而没买。唐承认，安新家、买汽车，至少一半钱是由在电视台工作的太太出。
     唐的月薪800多，房租、水电费、住房公基金就要300多元（“一旦老婆和我发生重大冲突，我回我妈那儿，有关车的钱都省了，我这钱就够了”）。幸好还有稿费、版税帮他撑住门面。写作将可能成为这位摄影记者最重要的经济来源。
     最让唐师曾头疼的，是拍来的照片发不出去。《我从战场归来》里，他曾专辟一章，写如何与伊拉克、以色列的新闻检查官斗智斗勇。回到国内，同样有新闻理念的差异。过去是软磨硬泡，只要照片发出去，后面再写检查、哪怕罚操场上跑圈都行；现在岁数大了，脸皮薄了，於是转投别家；有时，他在社里被扣下的某张照片，能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上同时刊发。有人劝他多和上司沟通，他竟然说“我没拿帮助“处类”提高业务水平那份儿钱”！如果两条路都行不通，他就要骂人了（“大驴嘴现那儿，成天跟人说”）。
     都说唐师曾喜欢穿红的，那种和他的个性一样恣意张扬的颜色。其实，他以前也不好意思穿红衣服，教书时一身中山装，别一钢笔。当记者后有同事说他穿红的会特好看，就买了一件。以后红T恤、红夹克、红马甲、红羽绒服地，一发而不可收拾。再以后发现他喜欢的人都爱红色，比如巴顿设计的坦克裤有宽宽一条红裤线，恺撒打仗都披红袍（“我特喜欢恺撒的那句话：‘我来了，我看见了，我赢了！’”）。
     红色让唐感觉到“活在我自由的梦里边”。他说科学与自由是他人生特重要的两个支柱（“自由从属於科学”）。他认为马克思就“一生活在他自己的自由世界里”。
     战场归来，唐师曾终於有了一个军阶——荣誉陆军上校。在解放军装甲兵学院，他给军校的学员上课，讲战争史。参军入伍，是唐从小的梦。他天马行空地不断做着诸如此类也许在别人看来是荒诞不经的梦，然后乐在其中地一一设法去实现。也因此，他从不把工作当成是负担。连一般以为痛苦万分的“骨穿”，都成了他体验人生的一种享受（“象打井似的，能感觉到金属的东西往里钻。以后可以吹牛，我骨穿过”）。
     大病初愈的唐老鸭又在做一个新的梦。5年前他结束中东工作突发奇想申请驾车自开罗返回北京失败，从此，唐师曾始终放不下“长城——金字塔”这个梦。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他为自己的梦想在宏观与微观各找了5个支点，其中包括：安理会5大常任理事国中唯有中国人最具备横穿中东的政治条件，以及他在中东结交的一大帮朋友会给他的梦想开绿灯。虽然他需要的初驶1万公里无故障的大吉普，几经周折至今没有着落，他依然乐观地相信，就象当年神农架找野人请他去做党小组长，还会有人找上门来。采访结束时他一脸诚恳地对我说：“如果你们的读者有谁愿意赞助我，我一定给你写独家报道”。
     他深信：“只要你是优秀的。想干什么都能干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