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米佳
    
     初到美国时，我在一家叫“中国之家”的中餐馆打过工。那是一个窝在超市一角、只有7张桌子的简陋小店。店门口那盏大红灯笼在风中轻轻摇曳，店里桌上铺着带着油星的桌布。黄昏时分，夕阳斜照斑斑驳驳地落在脱了漆的地板上，破旧的录音机里飘着伤感的音乐。
     选择“中国之家”作为打工的第一站，其实是慕彭老板之名。作为餐馆老板，彭老板以其特殊身份在A市中国人圈子里颇为出名。据说他是国内60年代初一所重点大学毕业生，而后在另一所重点大学教书20年。80年代初，通过李政道博士的出国考试，来到美国。9年中，拿了物理学硕士，博士。毕业后，因为年纪过大，英语也差，找工作的希望就变得颇为渺茫，于是就拿太太在餐馆打工的所得开了餐馆并一家中国食品店。
     怎耐终究是学问人，在做生意上就差一成，于是餐馆和食品店的生意都不怎么好。
     感兴趣彭老板的与众不同，又想学问人出身的老板该不会太凶，跟上这样的老板或可少受些责骂，于是就择定了“中国之家”，因而也就认识了彭老板。
    
                              失败的生意人

     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彭老板的情形。
     那天，我如约到“中国之家”面试,等了10多分钟，不见彭老板出现，打工的小米捎出话来，说彭老板正在厨房忙碌，让我稍候片刻。又过了10来分钟，厨房门开了，走出来一个看上去年已过百的人。他个子不高，脊背微驼，胡子拉碴，头发正在黑转白的路上。身著油渍斑斑的体恤衫，气喘吁吁地从口袋中掏出一块皱巴巴的手绢，擦了擦脸上的汗，又随手摘下眼镜，擦了擦。然后，他抬起头来向四周环顾了一下，看到了站在门口的我。
     彭老板竟是这样的形容沧桑！我颇感惊讶。在我的经验和想象里，老板该是大腹便便，红光满面，派头实足的。却不料……
     然而也顾不得多想，彭老板向我走过来了。他向我大致介绍了一下餐馆的情况，又问了问我的情况，最后说：“现在的服务员小米干得很好，只是她的女儿要从国内来了，她就要辞职不干了。嗯，在我店里点菜，收桌子，刷碗都是一个人承担。店里现在生意不好，但希望将来会好。”彭老板边打量着我边说，“你可以先和小米学学，看看怎么样。”说完，把我交给小米就又进了厨房。
     接下来，我就跟小米学点菜，上菜等规矩。小米告诉我因为前一段时间，大厨走掉了，彭老板就干脆没再雇人，而自己亲自下厨房。她还向我透露了餐馆的情形：
     “半年前我来时，老板也对我说现在生意不好，但期望将来生意会好的话，但生意一直就这样半死不活的。”
     一天下来，彭老板见我老实肯学，就决计要我了。等到小米正式离开，我就成了彭老板的店员。在彭老板的店里，我断断续续地干了一年多，经历了它从衰到亡的过程。
     在“中国之家”我的工作是点菜，上菜，收桌子，洗碗多项工作于一身。彭老板亲自下厨，挥动炒勺。年过半百，一直埋在书堆里，忽然要关心吃饭做饭这档事，这对彭老板实在有些为难。然而，现实如此也只得硬着头皮上了。半路出家，技术自然不够精到，菜不熟或炒焦是常有的事，也经常出错菜。看他在灶台前，笨拙地切着菜，翻动着炒锅，汗淋如雨的样子，我不能不感到生活对人的讽刺。
     后来，彭老板又雇了大厨。最先是一个台湾人，彭老板颇依赖他，有把店都托付给他的意思，终于发现他靠不住又让他走人。后来又来了个香港人，做了一阵子，嫌弃店里生意太差，他的那点技术有荒疏的可能，就主动辞了，彭老板又自己主厨。中国店一段时间也请了专门的收银，后来那人去成衣场打工，就又没了人。
     大厨的频繁更换，使菜的风格不稳定。又由于菜价时常变动，餐馆卫生差，管理混乱等原因，餐馆生意一日不如一日。一直记得彭老板“期望将来会好”的话，但终不见生意好起来，中国店的生意也如日薄西山，奄奄一息。 彭老板的精神一天天黯淡下去，形容越来越沧桑。
     说起来彭老板在做生意上本是有着相当的理想的。别人都是开夫妻老婆店，而彭老板却是夫妻各开一间。彭太太主持的店叫“宴舫”，是一家外卖店。除餐馆外，彭老板开的中国店是A市独有的一家，也算是创举。另外，他还开过一家加油站。一日，午饭后，彭老板笑吟吟地提着一个破旧的牌子出来，指给我看，“这都成古董了。他笑道。我看到牌子上书：xx加油站，就明白了他的意思。彭老板在开餐馆以前开过的这家加油站，知情的人说没多久就告破产了。另外，在餐馆和中国店生意日下的情形下，又传来彭老板在两小时车程以外的地方买了另一家中餐馆的消息，可惜不久就出现了两边亏钱的局面。
    
                              尴尬的学问人

     作为物理博士的彭老板和一般老板的不同还在于他在生活自顾不暇的窘况下，还挂着他的学问。又不能全力以赴地作研究，于是他和他的物理都处在一种尴尬的地位。
     记得一次兴致不错的时候---总是因为生意不错的缘故吧--他不知为什么提起他的物理，说：他的研究搞了几十年，不能丢。又颇为幽默地对我开了个玩笑：“等将来得了诺贝尔奖，我给你出钱上商学院！”我自是感激涕零，虽明知那许诺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
     一日，下午时分，正是客淡之时，就见彭老板坐在出纳台的位置上对着他的物理书出神――那近1000度的近视镜快贴到桌子上了。店里没有客人，颇为静寂，我颇无聊，就坐下来灌些甜酸佐料。不消一会工夫，听到鼾声骤起。“哈，又睡着了！”这是我颇为熟悉的一幕。我自然感到一些轻松――老板在睡觉，店小二自然就不必太卖力。然而当我朝出纳台方向一瞥，却见彭老板竟是直直地坐着，双眼紧闭，鼻歙微动，手上还紧攥着一只笔，又不禁生出同情心来，叹起生活的无奈和悲苦。
     正感叹着，电话铃骤起。有人来定菜。我拿着菜单走到彭老板面前，小心地说“老板，有人点菜。”彭老板一个激凌醒过来，“噢，噢”，他尴尬地看了我一眼，同时摘掉眼镜揉了揉惺忪的眼睛，咕哝道：“什么菜？”“蒙古牛和左公鸡。”“知道了。”他答应着，起身向厨房走去。后面我跟着捡起了他不小心碰到地上的那本厚厚的物理书。
     我在“中国之家”打工的日子里，有一件事难以忘怀，那是彭老板的博士导师和师母到“中国之家”吃饭的情形。
     那天，彭老板做了两大碗馄饨汤，油渍麻花，香气逼人。我诧异道，“老板，客人要的是一碗……”。“噢，”彭老板一边搅动着刚下锅的菜，一边翁声翁气地说：“这两个客人是我的导师和师母，另一碗算我请客。”说着顺手抓了一把葱花分别洒在两个碗里。碗上漂了一层绿色，看上去很诱人，他满意地呲牙笑了一下，说：“端走吧！”
     我就端了汤朝餐厅左手的第二张桌子走去。那里坐着两位风度颇好的美国白人--－彭老板的博士导师和师母。我说：“彭老板说，这碗馄饨汤算请客。”“谢谢！”导师友好地说。我说了声好好用，就去忙别的了。
     十几分钟后，炒完了菜的彭老板从厨房出来，喘着粗气，额头上渗着汗珠，面颊和颚下黑黑白白的胡须似乎在缓缓歙动。他顺手从厨房门口的一张桌子上抽了一张纸，擦了擦汗，环视了一下空荡荡的餐厅后，就径直向他的导师和师母走去。“泰勒博士，菜怎么样？”彭老板操着那不地道的英语恭敬地问道。“噢，很好。谢谢，大卫。”正在埋头吃菜的泰勒博士迅速抬起头来答道：“大卫，最近生意怎么样？”“还可以。”彭老板笑着说，声音却带着疲惫，“只是研究......”“噢，我知道，大卫，等我有了基金，一定雇你做我的博士后。”“谢谢！谢谢！”彭老板感激地说。
     这一幕一直在我的脑海中不能抹去。而每当我想起它，就不得不慨叹彭老板作为一个学问人的尴尬。
    
                              太太和儿子

     在“中国之家”打工时常接到这样的电话：“老头子呢？”声音凶得很，好像心里装着对全世界的憎恨。于是，我就赶紧去找彭老板，多半彭老板听完电话就匆匆忙忙地将锅里的米饭装上车，向“宴舫”开去。我就明白彭太太那边又供应不上了。
     我于是对彭太太就没什么好印象，因为她太凶。可是了解了，又很同情她。
     彭太太是在彭老板出来三年后带儿子一道来美的。她先在北京店干了６年。北京店是A市生意最好的一家中餐馆，但老板非常凶，彭太太每天在他的咒骂声中度日，钱倒是挣了一些。彭老板毕业后就用太太的辛苦钱开了两家餐馆和一家中国店。店开起来以后，彭太太负责“宴舫”。“宴舫”地处校区，生意不错，只是苦了彭太太，她要每天11个小时一刻不停地在厨房里翻动大勺，50来岁的老太太怎么受得了？
     虽是这样死做，所赚却不多。彭太太虽熟悉厨房，却没有经济头脑，人实在，菜给得特多。一次，一位客人将“宴舫”的菜退到“中国之家”来，彭老板发现里面有许多虾，气得大发雷霆。
     更糟的是她挣的那点钱都被彭老板这里赔进去了。“中国之家”和中国店基本上都在赔钱，在另一个城市新买的餐馆也在赔钱。当然，他是准备将“中国之家”和中国店卖掉的，却不料买主中途变卦，从而形成三家同时赔钱的局面。那段时间内，彭老板的脸色连日荫云密布。而“宴舫”的彭太太据说变得脾气乖戾，每天一边炒菜一边骂彭老板，还经常大骂店里的伙计。
     彭太太，我总共见过一次面。那次因为彭老板有事要出门，托我和先生帮忙开车送他太太去店里。我们迟了几分钟到她家，她已在门口等了。在我的想像中，她该是梳短发的北
    京妇女形象，而她却梳了个发髻，看上去有60岁了，实际上据说她只50出头。但厉害劲儿是一下子就看得出来的。见我们来了，她好像很紧张的样子，回转头急急地就要往屋里走，这时彭老板出来了――原来他没去成外地，把我们互相介绍了一下。彭太太的紧张情绪半天都没消失，这让我感觉彭太太的天地整天限在餐馆里，她对外部世界似乎都不大适应了。我不禁有些可怜她。
     彭老板的儿子叫彭凯，那时正在上高中。他长得和彭老板奇像：五短身材，背微驼，头上有丝丝白发点缀。他7岁来美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但中文读写却一点也不会。和多数中国孩子一样，他在学校书读得不错。
     有时候，他也到店里来帮忙，帮着收收钱什么的，彭老板按美国规矩按小时付工资给他。小伙子有时显得很懂事，见我总称阿姨。可有时又很不懂得体会大人的难处，这时候彭老板总是失望地摇头，说都是为了他才留在美国受洋罪的，可惜他却这样不懂得珍惜。
     
                              回访

     搬到亚城后，一次和先生一起回访学校时，在路上看见“宴舫”的牌子依然故我地在风中摇曳。惊诧于它的依然存在，就蹩了进去。服务员小姐将我们带到座位上，点罢饭菜，小视四周，发现店里就我们一桌客人，但电话却响声不断，接电话的美国小伙子忙得不亦乐乎。“宴舫”是家外卖店，看来生意不错。
     说话间，厨房门开了，走出了汗流如雨的彭老板。他形容一如往昔，只是比过去老了些。见到我们，如旧友重逢，非常高兴。说有大厨在内掌勺，他正好可以和我们聊聊别后情形。
     首先是终于将两家赔钱的餐馆都卖了，中国店也卖了。“虽然赔了不少钱，但总算甩掉了一个包袱。”彭老板如释重负地笑了笑。
     卖掉餐馆后，他和太太合顾“宴舫”。雇了个大厨，闲时大厨一个人就可打点，忙时彭老板和太太也来帮忙。比起先前，两个人都轻松多了。彭老板甚至有时还能到学校做点学问。具体给不给钱，他现在去学校是什么身份，我没问。不过能够在为生存奔命时，还能照顾点旧日的学问，于他不能不说是个安慰。
     又说到儿子，彭凯去年上了大学，就在A市的学校。“这孩子懂事，说爸妈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万一出个事什么的，就近照顾方便。”彭老板很安慰地说。
     说罢，彭老板去忙他的生意了。晚餐过后，招待一定要给我们打半价，说是彭老板的吩咐。我们自是不肯，付了全价，告别而去。
    
     第二年，枫叶红遍的时候，我们去附近的大烟山玩，路上碰到我在“中国之家”干活时认识的彭凯的一个朋友。谈及彭老板的情况，说是他现在将餐馆租给别人做，太太去了成衣厂打工，他自己则到学校做研究。“彭凯的爸爸很不简单，他是这个城市学生出身开餐馆的第一人。”小伙子评论道。
     我不能苟同他的意见，以为开餐馆是什么英雄举动，我知道那是为生活的所迫，不得已而为之的。而听说他又做起他的研究来――尽管我颇怀疑彭老板这样的研究方式能否如他所希望的获得诺贝尔奖，我还是为他高兴的。人能为一个目标努力着，总是可资庆贺的。
     又是很久不得彭老板的消息了。我也为生活忙碌着，很少想到他了。现在拿起笔来，就想我无法偿还他在我初来美国时给予的馈赠――一份工作，一份生存的饭碗，唯愿他的暮年能够美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