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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雨田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曾把足迹印在“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印在雅鲁藏布江大拐弯，也印在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等人迹罕至的地方。但是进入世纪末，他超凡绝尘的探险活动却越来越吃力不讨好，第五次冲击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努力从开始策划以来就一直磕磕绊绊。这样的探险计划是举世闻名的大探险家斯文·赫定和斯坦因都不敢想象的，刘雨田预计此次探险要历时3个月、行程1500公里。这次探险需要在千里无人烟的荒漠上跋涉，生命危险自不待言。耐人寻味 的是，探险计划的一再延宕，并不是因为自然环境的恶劣。
    
                              探险一再搁浅

    “问题还是资金，如果有足够的钱，我可以完成100个探险项目。”在中国农科院的临时住所里，我采访了他，这是一套独居，因堆满日记、影集和各种资料而显得杂乱。这位被上海世界吉尼斯总部授予国内，‘第一位职业探险家”称号的中国超人，并不潇洒地告诉记者，说罢有些无所适从地双手合十。探险家大部性情豪爽，谈笑风生，但我见到的刘雨田并不开心。虽然他表面上仍显出电视和报刊上那种熟悉的镇静和坚毅，背后隐藏的无奈却难以掩盖。
     这些年来，他的探险费用主要来自社会赞助。早期足够他抵挡一阵，但是随着探险项目的扩大和规范，杯水车薪的赞助越来越不够用。现代探险耗资巨大，这些资金比起国外同行来，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余数，但入不敷出竟成了刘雨田不得不面对的另一片沙漠。等待的过程似乎比艰险的行程还要漫长难熬。常常，好不容易才落实一笔资金，却因为存在的巨大缺口不得不等待下一笔，下一笔款子到位时，前一笔款子已经消耗殆尽。如果他断断续续筹到的这些钱能够一次到位，已经足够他正常实施计划的各项花销。“市场大学的课必须补上，不然好多牌没法往下打。”刘雨田若有所思地说。鉴于这种状况，1998年整整一年，他开始进行自北向南的“市场巡礼”，从北京到上海，从上海到福建，从福建到南京……10月份又灰头土脸地返回北京。这一年除了使他头上增添了一些白发以外，收获甚微。去年冬，他准备第五次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消息通过《北京晨报》传出来，一石击起千层浪，一群古道热肠的人们纷纷为他张罗。这次获得的赞助是他多年来想都不敢想的，连移动卫星电话、笔记本电脑这样的洋玩艺都摆在了他的屋子里，赞助者是一位美籍华人。他真有些喜出望外了。有了这些，探险成功在望！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人们紧锣密鼓准备为他壮行的关键时刻，传来了一个令人膛目的消息：刘雨田把那些还没摸热的洋玩艺儿退给了赞助者。据刘雨田说，因为这位赞助者给他提出了一些无法满足的苛刻条件，只好作罢。但是社会上另有一番说法，1999年2月11日的《北京晨报》上说，那位赞助者是因为考虑到卫星电话昂贵的使用费用反悔了，自己决定收回。无论如何，这给刘雨田的探险蒙上了一层阴影。谈起以上种种尴尬，探险家要么深缄其口，要么面部肌肉痛苦地抽搐一下。
     人们不禁要问，面对变化莫测的大自然都能够知难而进的英雄，面对现实的挑战时为什么会一筹莫展？他在自然领域的探险能够捷报频传，为什么在市场领域的探险却一再败北？
    
                              曾经一马当先

    民间探险，早在30年代就曾有一位名叫潘德明的青年尝试过，但是由于二次大战，他骑车环球旅行的壮举半途而废，此后半个世纪，民间探险一直后继无人。只是到刘雨田徒步长城时，它才算又一次“浮出海面”。刘雨田的探险虽然是新时期的产物，但其硬件条件比起当年的潘德明来，却不可同日而语。没有条件，自己创造条件！这自然是中国人了不起的创举。西方多年来就流行一种名为“自助旅行”的旅行方式，在公路上，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年龄不同、性别各异的人们，骑车或者徒步，艰难地行进着。但是，那些旅行者们多是作短期旅行，自助旅行只是平民百姓自我锻炼、标新立异的一种方式。如果他们需要进行探险活动，则十分讲究科学的计划和周密的筹备。中国民间保险家却无此幸运，他们不得不把外国的这两种东西嫁接在一起，用自助旅行的方式完成旷日持久的马拉松探险项目，难度大大提高，危险也成倍增加。
     至今回忆起来，刘雨田都能清晰地想起1978年偶然在报纸上看到著名长城学家罗哲文介绍长城的那篇文章的情景。罗哲文三、四十年代就有走长城的想法，但由于历史原因未能成行，他文末的一句话深深刺疼了刘雨田：“我没能走完长城，走完长城，有待来者。”这一疼痛在4年后又一次使刘雨田彻夜无眠，1982年4月14日，《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条消息，法国人雅克·郎兹曼准备徒步走完长城，之后美国人罗伯特·斯柯达要求徒步长城的消息又传了出来，为了联系此事，斯柯达已给中国使馆写了200多封信。“我不想看到外国人抢先骄傲地走在中国的长城上，那脚步好像踩在我父亲的脊背上，让我痛心。”刘雨田把拳头攥得嘎嘎作响。经过两年的准备，刘雨田决定上路。他的探险考察是从1984年5月13日开始的。“13”在西方人是个不吉利的数字，但刘雨田顾不了那么多。经过600多天的艰辛跋涉，他抵达了长城最东端山海关老龙头，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徒步走完长城的人，这一天是1986年4月5日。
    
                              与玛塔漠交锋

     此后十几年中，他栉风沐雨，出生入死，完成的探险项目达86个之多，其中4次穿越“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的经历最为惊心动魄。“塔克拉马干”，维语意思是“进去出不来”，它面积仅次于撒哈拉沙漠，是世界第二大沙漠，气候十分恶劣。
     1987年4月11日，刘雨田第一次跟塔漠交锋，此前，他已经成功穿越了巴丹吉林、腾格里、毛乌素、库木勒克等几个沙漠，积累了一定沙漠探险的经验。但这一次却无功而返。他是从于田县沿东经38．9度方向进入沙漠的。出发不远，一股酷热扑面袭来，当地维族导游说，前方是胡达的领地，人不能进去。刘雨田只好沿沙漠地的中轴线独自前去，路标是散落的骆驼蹄印，伴侣是70公斤的重负。最艰难的时候，他每小时只能走630米，水快用完才走了三分之一，食物难以下咽，成了累赘，不得不忍痛扔掉，断了补给，就意味着此次探险失败了，若不返回必死无疑。不料想，漠风吹没了来时的驼蹄印，8天8夜，他无法从沙漠中出来。由于严重缺水，身上被酷热烤出泡来，连喉咙里都是血泡，后来泡都长不出来了，血管开始下陷。干渴难耐，他平生第一次接自己的尿，端到嘴边又含泪泼掉了。不久他又重新端起杯子，接了尿液，闭上眼睛喝下去，很快连尿也没有了。没有食物，他趴在骆驼粪上抓苍蝇吃，因力气不足，只抓了6只，就又吃起了蚂蚁、甲壳虫和四脚蛇。当时他想到了写遗嘱，但钢笔墨水早已蒸发干净。后来被牧民救出时，他的体重由71公斤下降到52公斤。此次深入沙漠腹地，行程约300多公里，为了纪念这次死亡经历，他留起了长发。
     第一次的失败，使他明白了跟沙漠打交道的最佳季节并不是夏天，而是冬季。当年10月25日，他从于田出发，二进塔漠，次年2月7日到达库车，行程600公里。1988年12月25日，他又一次从和田进入，次年1月22日到达阿克苏。这两次纵穿的成功，使他萌生了一个更加宏伟的目标，从沙漠西部的麦盖提出发，一直向东，到达罗布泊，此次穿越如果成功，他不仅将成为历史上第一位横穿塔漠的人，也会成为第一位四次成功穿越塔漠的探险家。1993年9月，他带上18岁的儿子，赶着7头毛驴，进入了沙漠。但是这一次远不及前两次那么顺利。没多久，他就大败而归，还差点把儿子丢在沙漠里。第四次的惨败，使他刻骨铭心。4年后，他又完成了一系列探险项目，并首次征服了令人闻风胆寒的“死亡地带”罗布泊。对自身实力的确认，使他又一次想起了西北边陲的塔克拉玛干，这个较量多年的“老对手”。
    
                              但愿一帆风顺

     赞助寻而未获、无意得到却又得而复失，使刘雨田哭笑不得。就在他一筹莫展之时，事情又有了新的眉目。国际移动卫星组织驻中国首席代表、加拿大籍华人蔡敏康从报纸上读到他的故事后，深受震撼，为了不致余纯顺的悲剧重演，他辗转找到了刘雨田，为他赞助了一套价值一二十万元的移动卫星电话，及世界上最先进的GPS卫星定位跟踪系统，并提供探险期间的所有通话费用。这部卫星电话制造精密，并经过反复调试，十分适合于沙漠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为了保证野外正常作用，它还配有充足能源，可以通过普通电源充电，在沙漠中，还可以用日光充电。有了这一系列的现代化设备保障，刘雨田在沙漠中每小时的行进线路都可以准确地在地面站的屏幕上标绘出来。1999年2月13日，当刘雨田重新获得资助时，真有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通讯设备的解决，并不能说明以后一帆风顺。刘雨田面临的资金问题还有很多。100多年前，瑞典人斯文·赫定博土带领几十人的探险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丢兵弃甲，组织如此大的探险队刘雨田不敢奢望，但毕竟他也开始了科学探险的思考。鉴于5年前的教训，他打算把用来驮运装备的毛驴换成一队骆驼。每头骆驼在新疆的价格大概是3000元左右，骆驼一项约需2万多元。另外胶卷、食宿等费用也无着落。虽然有一位好心的女士主动要求赞助他4万元，但他拒绝了，因为那位好心人是电力学院的讲师，最近下岗，那4万元他不忍心要。他索性把这些钱全存在银行里，把存折还给了那位女士。
     今年几次采访时，我都问过下一步的想法，刘雨田说：“准备近期出发，我是行者，不管条件好坏，我必须在路上，不能圈在这儿”，但谈到具体时间，他却颇显难言之隐。寒冷季节失水较少，比较适于沙漠探险，然而这样的好季节已经过去，盛夏和金秋也来了，尤其是，刘雨田已经是一位华发初生的57岁老人，年龄早已不是他的优势；继续筹措资金，他又不长于交际，市场的游戏规则让他晕头转向，硬打硬拼地蛮干，实效不大，也不符合现代探险的理性精神；再耗下去，却又愧对背后那些拭目以待的人们。在跟刘雨田的谈话中我发现，他自始至终一直克制着巨大的内心压力。“我的住处是一位好心朋友提供的，他的条件并不好，但是为了我，他搞得自己到处打游击，失去了分房的机会。还有那么多报刊报道了我，我不做出成绩来，真是辜负了人家的一片好心。”类似这样“无颜见江东父老”的自责，在短短几小时的采访中有过多次。
    
                              刘雨田守株待兔

     在国外，一位顶级探险家的身份没有在中国那么高，头上戴那么多的桂冠。在现实生活中，他们跟拳王、球星一样，只是一个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公众人物。但他们的经济实力却是中国任何一个探险家不能望其项背的。在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长期以来，探险家一直扮演着民族英雄和爱国主义活教材的角色。由于神话效应，在过去的探险中，资金虽然时常遇上难题，但总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一方面，过去的探险难度较小，新闻一宣传，好心人一帮助，往往可以解决。15年来，刘雨田以及后来的尧茂书、余纯顺和宋小南能够脱颖而出，崛起为一代杰出探险家，皆赖这一“雨田模式”。但是历史老人的步伐偏偏不肯停留在浪漫主义的80年代，不知不觉间，这一写下中国当代探险史精采之笔的模式，对新的时代特点水土不服了，开始“早生华发”。探险家的良心可以是无限的，但公众的爱心却是有限的。良心加爱心不等于成功，这是个一直存在于中国探险界的不等式。当新的市场经济时代要求探险走下神坛、步人民间的时候，中国探险需要满腔热血的好心人，更需要操作市场的有心人。
     当我试探着说出这些想法时，刘雨田苦笑了一下，“这些我不是没想过。”考虑到这些年来行踪不定，没有固定居所，材料散失在新疆、西安、郑州等地，无人照管，水泡鼠咬，损失严重，许多胶片没有冲洗，大量文稿未及整理。去年冬天，他也曾委托《中华读书报》的一位记者代寻出版机会，消息登出后，有出版社找他，但是几家出版社来浅尝辄止地接触了一下也就没了下文。他还曾想方设法，委托四家广告公司在企业界寻求合作，但至今没有消息。曾经有一个辽宁小伙子，热情洋溢地表示可以为他组织后援会，但雷声大雨点小，此人在资金筹措上毫无进展，却在不少单位留下了要吃要喝的劣迹，有一次甚至把一位客人的手机骗去，此后踪影皆无。谈及这些，刘雨田停了下来，“要宽厚待人，这些最好不要宣传，给他一个机会。”刘雨田的回答证明问题出在操作层面。中国不乏好心人，缺少的是有心人。只要能有一位得力的经纪人，他的探险将会顺利得多。但是这样的有心人在哪儿呢？由于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探险在中国还是近十年来的事情，国人对探险误解颇多，探险经纪人就更是一个空白点。中国探险家里，只有余纯顺一个人有此幸运，由于诗人莲子和杨竞两位经纪人的四处奔走呼吁，他的探险活动早在90年代初就定出了比较科学的操作计划，资金和宣传上也得到一定支持，并早在1993年就出版了一部传记，起到了一定的社会效应。然而刘雨田，却进退维谷，有些守株待兔的意味。
     15年来抛家别舍，5000多天出生入死，刘雨田积累下了400万字的日记，1万多张珍贵图片，这笔价值不可估量的精神和经济财富等待着走向社会，走向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