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靳贵军
    
    青年护士的话：
     “艾滋病人可悲、可怜、可叹、可哀，但他们也是人，我不是同情某个人，是同情这种命运，谁也别说艾滋病跟我没关系。”
    
     北京佑安医院，白底黑字的门牌，进四道门，拐五个弯，穿过东南角的一个小角门，几间低矮的小平房“藏”在其中，第一间屋子的墙壁上挂着一块金色的牌子，“心”型的图案里套着一条红丝带－－这就是北京佑安医院隐蔽的艾滋病病房。
    

                             到艾滋病房报到
    
     开门的是３５岁的护士长福燕，1996年9月，佑安医院成立艾滋病病房，福燕从肝炎防治科来到这里。当时，她一个要好的同学曾十万火急打电话：“气死我了，赶快给我调回去！”福燕没回去，那个朋友也再没来过。
     有了这个教训，福燕回到家，就给家里人讲艾滋病常识，终于有一天，福燕妈觉得不对劲：“你怎么知道这么多？”“我，我就是干这个的。”
     早在1990年，佑安医院接收了首例艾滋病患者，那时病人去世，火葬场都拒收尸体，“上面”也有精神：让医院就地销毁。几年以后情况没有太大改观，整天和这些死后都“无处藏身”的病人接触，福燕坦言常有莫名的紧张。
     当时，院领导找福燕谈话许诺说：“一年一轮换”。
     福燕还清楚地记得第一个患者，他给她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那是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７日的傍晚，一个从另一家医院转来的危重病人被担架抬了进来，是个英俊的小伙子，虽然他已不能说、不能动、呼吸困难，福燕记得他的眼睛睁得好大，好像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在两只眼睛上了。
     之前，福燕曾反复想象：艾滋病人到底是个什么样？我该怎么面对他？好像一个考试前紧张的不得了的学生，坐进考场拿起笔就找到状态一样，福燕在看见那个人的瞬间，服从了本能。
     她和另两位护士隋雪英、包俊霞，赶紧给病人吸痰，擦洗他的身体，给已有溃烂的褥疮清疮、上药，三个女人还合力抬起躯体已经丧失活动能力的病人，在床上加了个柔软的海棉垫。那一夜，她们不停地给病人吸痰。
     第二天晚上6时许，福燕护理的第一个艾滋病人“走了”。至今她还常说：“太可惜了，听他单位里的人说，小伙子挺内秀的。”
    

                             与艾滋狂魔共处
    
     艾滋病人病发时的表征是：高烧、盗汗、腹泄、咳嗽，一些病人意识发生障碍时，还会把大便抹得满墙都是，危重病人的排泄物随时会顺着床板往下流。护理人员要给他们清洗、喂他们吃饭，跟他们说话，一旦不幸发生，她们还要清洗尸体，给尸体穿衣……
     “很多时候，亲友都不会做这样的事，也许是出于害怕。”
     事实上，当艾滋病患者（感染者病患者染病之初，他们就象一个已经过世的人一样，被外界“遗忘”了，在他们病发、衰竭、走向死亡的途中，没有亲人在侧、没有朋友倾诉。
     今年春节，一位患者打好行装回家过年，不久就耷拉着脑袋回来了，坐在病房里的小板凳上发呆，手里的香烟已燃到烟蒂却没有感觉，像是对护士隋雪英说话，又像是自言自语，说来说去就一句：“这都是我造的孽，报应呀！”他的妻子和孩子早已离开，家里还被盗了，连被子都让人抱走了。
     只有病房里的护士，能亲眼看到艾滋病病人精神死亡的过程，“很多人得知自己是艾滋病患者时，都有晴天霹雳的感觉，接着他们会怨天尤人，然后心如死灰，当他们走进佑安医院艾滋病病房时，无不忐忑不安，心存怀疑。”
     一次，护士福燕给一位患者盛饭，等他吃完后帮他刷了饭盆，那位患者突然说：“现在我妈都不会为我刷盆”。
     福燕找到了这位患者的大哥，希望他去看看病重的兄弟，对方回答：“我多年辛辛苦苦在单位混成这样儿不容易，别人知道了我弟弟的事，会对我产生很大影响。”福燕再三保证给他保密，才终于使这位大哥出现在弟弟的床前，说了几句暖心的话。
     那天下午，病人的家人都在场，他把福燕叫到床前，平静地说：“我的事都解决了，谢谢你。”几分钟后，这位病人就“上路了”。福燕说，自己感到挺欣慰：“病人离开后，想挽回什么都没机会了，因此没事儿就多陪陪他们，在病人身边多呆一会儿。”
     

                             艾滋新疗法－－“话”疗
    
     因为被认为“得的不是什么好病”，大多数艾滋病患者“脱离”了家庭，也“脱离”了社会，一位病人原来在一家合资单位上班，献血时查出“抗体阳性”，单位的领导很“明白事”，拿出一张支票让他住院，第二年企业续签合同时，没这位病人的事了。
     “单位不要他了，把他推给谁呢？推向社会？不也是社会的隐患吗？”福燕觉得这家单位应该拉他一把，于是找到这家单位医务室的医生，通过医生找领导，跑了多次后，最终给病人办了病退，福燕说：“人家挺给面子。”
     “你们还可怜、同情他们，站在他们那边儿说话，问问他们怎么得的，还不赖他自己！”不只一两个人这样质问，护士隋雪英说：“我不是同情某个人，是同情这种病，这也是国家的损失呀，20－40岁，多年轻呀，再说，他们走到今天这一步，也有社会的责任，社会对他的态度可能会导致他回报社会或者报复社会。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也是为社会做工作。”
     目前世界上对付艾滋病的最好疗法是“高效联合抗病毒疗法”（即“鸡尾酒疗法”），这种疗法可以达到患者体内的艾滋病毒被检测不出来的程度，但是必须不停的服药，且价格昂贵。
     现在，佑安医院艾滋病病房正在尝试一些中医疗法。但是３０出头的主治大夫李洁说，一些病人不能承受压力，往往是身体未垮，精神先垮。
     鉴于现状，李洁更强调“态度是一剂良药”。为此，年轻的医护人员常常和病人一起联欢、旅游，注重跟病人的谈话，她们把这种疗法称为“话疗”。
     

                             她们可以选择别的职业
    
     在普通人心目中，艾滋病患者属于高危人群，如果不小心，频繁接触自然有被感染的可能，但在佑安医院艾滋病病房里，护士们却没有什么恐“艾”心理。因为她们受过这样的培训：艾滋病并不可怕，事实上，与最恐怖的甲类传染病（天花、霍乱和鼠疫）相比，它只属于乙类传染病，如果通过针头传染，前三类传染病的概率是４％的话，艾滋病毒的概率是４％的１％，也就是千分之四。
     护士们还觉得自己的力量太薄弱，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２６日，佑安医院艾滋病病房成立了“爱心家园”，志愿者已达７０多人，一位企业家志愿者说，他要建一个花园式的地方，让艾滋病患者在那里边工作边治疗，和外面的人一样，赏睛空飞鸟，沐绿树清风。
     在佑安医院艾滋病的病房里，记者看到了两张病例记录纸，上面画着十几幅儿童画，画面上有正升起炊烟的小房子，有像在风中摆动的红辣椒，还有蹒跚学步的小公鸡和直立起头发的顽童……这些画的作者，是一个因为输血感染艾滋病毒的7岁的男孩子，在爱心家园里，
    这个随时都可能告别人世的孩子，终于找到了一点童年的乐趣。
     在艾滋病病房工作一年多了，护士们现在可以要求领导兑现承诺，“一年一轮换”，但福燕已经拒绝了，她说：“在这里我可以做很多事情，只是希望病房的条件好一点，冬天不能太冷，夏天不能太热。”
     正在给艾滋病人量体温的李洁，一边插话说，“我想通过你们说句话，那就是：谁也别说艾滋病跟我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