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一江
    
     一年前在美国做短短两周的走马观花时，计划里没有陈燕妮。《告诉你一个真美国》什么的已经不是新闻了，何况还有好多美国回来的人说写得不是很深刻。
     第一站在洛杉矶听人谈起她和她的报也没太在意。美国的“新闻自由”令无数热爱写字的中国新移民热血澎湃、雄心膨胀，已经、曾经、将要创办的中文报刊前仆后继，数不胜数。然而，待美东美西十来个城市跑下来，才发现一路上都有人在和我谈陈燕妮，好象她四处安插了义务宣传员。比较有趣的是其中一些海外男学人，一边不由自主地称赞这份报纸，一边又声称自己不怎么看。在旧金山机场清点此行斩获、等候回国班机时，我有点儿遗憾没能会会陈燕妮和她的《美洲文汇周刊》。
     其实，当时关于这份报纸的信息很凌乱，有人说是免费赠送，有人说是卖；有人说综艺内容太多，有人说实际挺严肃；有人说是大陆报摘，也有人说别具一格……；而其中共同之处是：“看的人很多——不知为什么，而且还赚钱”。
     我想知道为什么。
     一年后，如愿在北京与陈燕妮见面。陈高大，健康，梳两根及肩的辫子，一副不愿毕业的美国学生模样，喜欢用“假装”这个词。
    
                             认定自己是强势媒体

     每逢双周周六，陈燕妮的《美洲文汇周报》在美国的华人超市、中文书店和录影带店与读者见面。这份总社在洛杉矶的报纸4开68个版；头版标价：全美零售价格25美分。但“中国城”竟有店主敢卖每份2.7美元。
    
     陈燕妮：在海外办一个周报，能办到假装是强势媒体，其实是蛮难的。现在我的办公室是过去的4倍。我可以不夸张地说，我在大陆人办的周报中，无论是工作人员还是版面，至少在洛杉矶或者在美西，是强势媒体。我的印报量就是发行量——差不多是8万。
     在洛杉矶、芝加哥、圣地亚哥、波士顿，我的报纸都是送。在超市送报，特残酷。各种各样的报刊，有的彩色印刷非常精美，把读者的胃口都惯坏了。有的报纸就堆在那儿没人拿。我假装做过统计，站在远处看人家拿，最多的拿十份，最少也两份。有时候觉得自己都快成神经病了：报纸没人拿难受，很快拿光也难受——不能“发报日”下午1点就没报了。人家还以为你这个报纸没出呢！
     报纸绝对不能晚送。人家在那儿等着呐。有时候塞车，超过半个小时没到，就会有人打电话来，问：“你们是不是倒闭啦？”
     在美国其他城市我卖25美分一份。很多店一开张就来跟我要报纸，好吸引客人到他店里去瞎转。有人告诉我说某某店是黑店，一份报纸卖两块七。他爱卖多少钱卖多少钱，只要别留他手里就行。
     每次送报的单子一报上来，我得花时间看地图，看怎么走顺路。报纸做到这一步，我也觉得挺值得。
     我曾经做过统计，光洛杉矶的中文报纸就有25家。我的对手都非常强大，他们的社长、总编都是专业出身。比如曾经是我最大的对手报纸的《美中导报》，两个副总编,一位人大新闻系毕业、社科院研究生，《人民日报》、《读卖新闻》都干过，一位曾经是《文汇报》的编辑部主任，还都是四、五十岁的男人。但是，我们一直坚挺下来，把这些强大的对手一个个办没了。
     现在我的对手是《侨报》周末版和《新民晚报》美国版。
     我必须得用这种简繁相杂的繁体字，因为台湾读者大约占了我读者的1/3。我的报上有打字业务广告，接的打字活儿都是港台人的。他们要不看我的报，不会来找我打字。
    

                             凭什么生存下来

     《美洲文汇周刊》以国内新闻为主，前半部分是“硬新闻”，后半部分是综艺新闻、名人逸事；68个版面上，大约有一半是广告。去年，在美西的一个热闹的商业展会上，陈燕妮碰到了她入行时的老板，在不起眼的地方摆了一个摊儿，推销他的杂志。他们当年共事、曾经也很红火的《美东时报》，如今已不复存在。
    
     陈燕妮：许多报纸办不下去，我站在旁边看，是他们不懂经营。就象报纸卖钱不卖钱这事，有人说解决报纸困难的办法就是提价——我的妈呀，我都不知道说他什么好！我之所以会知道怎么经营，是因为我刚到美国之后在《美东时报》的工作。我亲眼看着《美东》一会儿卖钱，一会儿送，一卖钱发行量就掉下来，广告客户就少了，然后又改成送，这么几折腾，元气大伤。
     所以今天所有的人都对我说“你绝对应该卖钱”，我说“我绝对不卖钱”。我现在的主要收入是广告和打字，卖报的收入才刚刚开始。
     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广告。发行上你保持一个好的质量，就一定会吸引人来看。广告还是会有起伏。
     刚开始我也没广告，心理不平衡，觉得没有好回报。最困难是在报纸办了半年的时候，每个月赔几千块钱。那时候花钱很省，比如给送报的员工很少的薪水，可还是亏，不知道后面会怎么样，也没人管你。还有人要用很少的钱买你的报纸，骗局不断，险象环生。但保持好的质量，半年后广告慢慢就上来了。
     我的读者，这些在美国的人，都是出来8年、10年了，必须按照他们的眼光来评估内容。每发一篇稿我都要仔细想半天：谁读？什么年龄层的人读？他们出来几年了，你要报道的这个人他知不知道？有人说“你们这报纸特别适合我这样50多岁的人读”，这可说差啦！至少是老少皆宜吧。我会比较偏重女性。男性的有些东西我不熟，比如体育，我也不知道是马俊仁受欢迎还是谁受欢迎，但是我必须兼顾他们。我们的报纸抓上海读者，一抓一个准儿，我们登的那些“鸡零狗碎”的，他们特别爱看。我不怕俗。我就怕弄得曲高和寡没人看。
     我的读者有极高层次的，也有在餐馆打工的。我会特别强调“真实”。我看着都不相信的我不会登，我觉得登了一篇不真实的东西，他会觉得你所有的东西都不好。就象在商场里，看到一样东西贵就可能怀疑这个商场的东西都贵。当然也不是只要真实就登，象“伟哥”我就不想登，有一回登一个书店的《金瓶梅》广告，我也犹豫了半天，怕把报纸的格调降低了。一定要说办刊宗旨，那就是“雅俗共赏”吧，我不怕俗，但也不能低级、下流。
     我曾经在全美专门旅行，看各地的报纸。有的报纸真是怎么难看怎么办。有的用很大的字，发很少的内容，那还办它干什么！我觉得标题非常非常重要，你起一个“她为艺术贡献一生”、“他架起美中文化桥梁”，这都是没有人看的标题。
     每次回国我都会约一些重点稿件。但国内的稿件主要是我哥哥提供的。我和我哥哥的合作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其实我们俩的办报理念不太一样，而且他在国内的主流媒体，我在海外的非主流媒体，在选稿的取向上我们也不太一样，但在文字的交流上我们兄妹能这样联手，给我特别大的快感。他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给我非常大的影响。从小时侯一块儿背诗，到后来看他写的文字。很可惜他后来不写了，他做的是美编，但他的文章很容易被转载，还得过全国的新闻奖。大约在1993年，他工作的报纸很需要海外的稿件，他就动员我写。在美国有钱才有闲，我没有那么多“闲”；他做了很多劝说，我就开始给他写专栏，挺受欢迎的，这成为我写杂文的一个契机。后来甚至发展到给他们写经济报道，“欧佩克”就写了半年。就是在稿费问题上经常谈不拢，他说你要谅解我，我不能给自己家人开那么多稿费。无论如何，我都深深知道，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
     每期报纸最后的版面都是我自己做，包括设计标题、标题选字号、确定提示内容，以及加不加小标题、小标题怎么做。我常常想把这个工作交出去，别人会比我做得更专业，我们的财力也足够聘一个专业的人来做这件事，可我就是不放心。好在我的手比较快。
    

                             有人替她交了学费

     差不多每期《美洲文汇周刊》上都有一篇陈燕妮写的文章。她的第5本书《美国之后》正准备在国内出版。现在她白天操持报纸，晚上写作，过上了她一直渴望的快乐的写字生活。谈话中发现，陈已经染上了台湾同胞说话的一个毛病：喜欢在句首加一个“那”。
    
     陈燕妮：我从小不是一个听话的人，大概因为我爸爸在军报工作，我妈妈特别担心我，担心再来一次文革，非让我考理工科，说你要考文科我就什么生活费都不给你。结果挺倒霉，还考上了。
     我不是学这个的，原先在国内、刚到美国时都一直做记者，排版这些实际操作我做得都不圆熟。我能够学会办报，懂得经营，都是跟我在《美东时报》的那位老板学的，从一个完全不懂的人，到略知怎么办报，怎么和社区人士交往，怎么和广告客户打交道。我曾经做过许多特别愚蠢的事，比如说农历大年初一一大早，打电话到客户家要人付钱。不知道那是忌讳。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正好不写稿子，就开始收客户钱。那人特别不高兴，后来还是让我去拿了钱，还请我吃了碗莲子粥。后来去看社长，聊起“今天早上还去收了一些钱”，社长大怒，说：“立刻停止你的收款行动！”这样的事多啦，有时报社请社团来聚会，我看见谁欠报社的钱就向谁要，就在桌面上要！那时侯是真的不懂，我出国那会儿，（国内）合资公司还很少。
     我那时也常和老板吵架，吵得大雨地里狂奔而出，哭，他太太就追出来，再把我劝回去。因为办报理念不同，大家都很拧。关于文字的商量也就我们两个。我是报社唯一的文字记者，做20多个版，用过20多个笔名，连“田素珍”这样的名字都用过。报社七八个工商记者养不活一个文字记者，所以我也可以做广告。在做广告当中我非常有心得，我拿到的广告常常是工商记者的两倍。
     我离开我老板的时候，他欠我很多钱。他欠我们所有员工的钱，欠我的最多，大概有一万。当时大家要开记者会，请别的媒体记者来，控诉他，要我也参加，我说我做不到，结果记者会就没开成。他毕竟有恩于我。如果没有他当年在我刚到美国、连地铁都不敢坐的情况下让我当记者，很难想象我怎么起步。
     我决定去加洲时已离开他多年。行前他说有件事咱们得说清楚：我欠不欠你钱？我说你当然欠我钱了。我说，这样吧，我把你给我开的支票不能兑现的都给你寄回来。他当时特别颓唐，说“是你不好”，“你陷我于不仁不义，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讲？”我把那些支票寄还给他，跟他说“过去的事你把它忘了吧”，然后昂然去了西部！
     我跟他有许多恩怨不足为外人道。我特别特别感激他，没有他也就没有今天这份报纸。
    虽然他自己并不成熟，但是他把我带入这一行，还替我交了学费！
     自从我出了《告诉你一个真美国》之后，我差不多每年出一本书。其间国内不知道出了多少本以“燕妮”、“陈燕泥”署名的书。昨天还有人跟我说，陈某的书我都挺喜欢，可惜后来写“大款”了。我什么时候写“大款”了？！我其实只出了4本书，其他那些千万别弄到我头上！我现在一般晚上写书，白天做报纸。我不弄这个我干吗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