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屹
“孤儿村”的故事
1996年10月，在北京的中华慈善总会接到来自邢台的一个电话。“我是‘孤儿村’的曹春生，我想把我价值1000万元的财产给你们，我有四十几个孤儿，希望你们能给管起来。我相信你们。”这个叫“曹春生”的人是从电视里得知中国还有这样一个慈善机构。中华慈善总会让他把材料寄来。在接到材料的同时，他人也到了。他说，他的“孤儿村”办不下去了。以下就是关于曹春生的故事：
曹春生在1982年“下海”了，靠长途贩运彩电，他发了财。人生真是很好呀，他成功了。拥有上百万元的财产，他一掷千金。一次，他来到山区的一个村里，那里在给孩子建小学，他被拉去，说好了，捐1000元。“谢谢，谢谢！”当地的老乡和孩子们给他跪下了一片。他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当场把身上的5000元全都捐了出来。回去后他几宿睡不好觉，觉得自己这样度过人生不行了。於是，他第二次上山。这次他提出给孩子们办个希望小学。
刚开始办学时，他只想到这是他事业的一部分。他还有另外8个项目，如邢台市第一家游乐场、全国第一家女子职业学校、培训女保镖，教她们骑摩托，打枪，等等。他想，他的娱乐场一年二三十万元的收入，够养活这个学校的了。
为了让孩子接受现代化的教育，他花了几百万，把设有游泳池、电子计算机房、琴房的学校建在了邢台市。接收的孩子大部分是孤儿，有的在天灾人祸中死了父亲，有的母亲改嫁了。
渐渐地，曹春生对孩子的感情像父亲对子女一样了。后来，河北一场大水灾，淹没了他的游乐场。没有了支撑学校的来源，他就卖掉了几十辆摩托车、十几辆汽车。后来，资金又没了。卖游乐场吧，在水里淹着，没人接受；贷款吧，他已经不搞企业了，银行认为他不具备还款能力。为了这些孩子，他想起了捐肾。一个肾可以卖16万，关於他捐肾的消息已经在《中国青年报》上登了出来。
现在，这个大汉哭了，对慈善总会的工作人员说，“我不能把孩子带大，我枉为人呀！可是，我已经山穷水尽了。我感到羞愧，我没有本事。”慈善总会的答复是：“你不能卖肾，你自己垮了还行！我们不接受财产，我们支持你。”中华慈善总会给了他15万元。然后，河北省委书记批给了他10万元。现在，这个“希望孤儿村”依然在发展。
在中国，孤儿是可以拿救济的，国家办的孤儿院也可以得到援助。可是，像邢台“希望孤儿村”这类民办非盈利机构，以往却没有正常的渠道得到帮助。慈善总会填补了这个空白。到目前，它已经资助了国内23所社会福利院进行灾后修复。中华慈善总会还资助了天津市鹤童老年公寓、吉林白山市育林儿童福利院等6个这样的民办机构。
我还听到了另外一个故事，1996年10月2日，郑小瑛率她的乐团举行了一次悲壮的爱乐女告别演出：成立7年、为普及交响乐作出了贡献的爱乐女室内乐团要解散了。演出时，她们掉泪了。许多听众也哭了。其实，早在8月，郑小瑛就说过，爱乐女没办法继续生存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资金，爱乐女室内乐团是义务演出的，可是，它的生存需要钱。当时，一个慈善总会的工作人员就在音乐会现场。她找到郑小瑛，问她：“我们能为你做点什么？”后来，中华慈善总会为北京爱乐女音乐艺术中心设立了以其组织命名的专项基金。企业与大学的学生会给这个乐团募捐了钱。现在爱乐女继续活动在北京的音乐舞台上，1997年的12月31日，她们举行了’98北京音乐厅新年系列音乐的演出。
有许多像曹春生、郑小瑛这样的人热心公益事业，而慈善总会又支持并帮助了了他们。在这一点上，慈善事业的作用与意义已经不仅仅在帮助贫困。中华慈善总会并结合募捐做项目，已经设立了金狮慈善赈灾基金、北京星星雨孤独症儿童教育研究所等5项专项基金。
1995年11月，中华慈善总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成立，提出的方针是“安老助孤、扶贫济困”。会长是前任民政部部长崔乃夫。
崔乃夫说：“1997年慈善总会的主要工作是：十百千万。”崔乃夫会长进一步解释了“十百千万”：帮助10个孤儿院改善条件；帮助四川100户贫困户脱贫；为山西、青海、甘肃、贵州等省市1000名（实际上1200名）患有唇腭裂的孤儿完成了矫治手术；帮助甘肃1万户贫困农民每户修起30立方米的水窖，同时每户配套100平方米的积雨面。这个“雨水积蓄工程”，为每户投入800元，可以帮助一个三到五口之家解决常年的人畜饮水问题。到1997年底，完成了510口。到1997年底，有两个工程还在扫尾。
现在，全国已有24个省成立了慈善会。有59个地方慈善组织作为团体会员。中华慈善总会有创始基金2000多万元，并收到了来自马来西亚、香港汇丰银行、广州等海内外同胞的8000多万元捐款。
崔乃夫会长这样评价中华慈善总会的作用与意义，“一，是一个样子，供人们去参考；二，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推动慈善组织的建立；三，从理论上到实践上给慈善一个正确的概念。”
做一个样板
中国古代即有慈善思想，有慈善活动，但是没有慈善事业。中国现代慈善事业是伴随着欧洲天主教的传入中国而形成的。外国人在中国办起了取名为“育婴堂”、“济慈会”的孤儿院、医院和教堂等等。中国人也仿照外国人这样办。最著名的是熊希龄。他为赈灾募捐，在香山办起了著名的慈幼院，帮助无家的苦孩子读书。1949年前，中国的慈善事业在广州、上海等地有一些，但是并不发达。
1949年以后，国家接收然后停止了一切民办的慈善事业。社会对慈善的观念也变了：“慈善是有钱人的伪善，只不过是他们赚了许多钱后，拿出一点点给穷人”；慈善是“骗人”的、“封建”的不良事物，等等。
而在1978年，美国的慈善事业达到1000亿美元，比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都多。
当然在中国，有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抗灾救灾协会等许多各类似性质的机构，他们从半官方的角度对寻求慈善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今日的中国，有残疾人6100万人，贫困人口1亿左右，老年人口1亿，每年大约还有遭受各种灾害的社会成员2.9亿人，以及不断扩大的下岗阶层。这些不幸者的存在是慈善事业实施善举的所在。另外，贫富差别的扩大迫切需要发展慈善事业。
在沉寂了40年后，中华慈善总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办慈善事业的发展。这是一种综合性的慈善机构，它的工作性质是接受社会募捐，没有接受过国家的资金。它的会长、副会长都是志愿工作的，不拿慈善会的一分工资。
对於慈善事业的重要意义，许多专家作了阐述。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社会有三种分配。一是以竞争为动力的分配，根据能力的大小决定收入；二是以公平为原则的分配，即通过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的再次分配；三是以道德为动力的分配，既有钱人把钱给穷人，这就是慈善事业。
对於它的存在，专家学者认为，慈善事业是必不可少的，它是社会保障体系的补充，面对政府难以承受的社会保障财政压力，需要发展慈善事业来减轻政府的负担。因此它也是国家不可代替的。通过慈善会的工作，把社会资源达到更加合理、和谐与高效的配置。在中国现阶段，半官方的慈善事业更为发达；而从国外慈善事业的发展实践看，典型的慈善事业应该是捐献者与接收者分离、并通过专门的慈善组织加以实施的慈善活动，慈善事业应该由民营组织来运作。也就是说，慈善必须由民间来办。
中国的善根
在北京，北医三院宿舍，有一位普通的退休老工人，叫刘宏业。刘宏业在《北京青年报》上看到了这样一则消息，一位家住延庆县名叫田忠的独身残疾人，安装假肢需要1575元。他拿着1600元钱就去了北京市慈善协会。刘宏业并不富裕，他因为厂子不景气提前退休，每月收入500多元。老伴退休后又在附近找了一个工作。当记者走进他家的时候，他一家三代，他和老伴、老岳母、儿子、儿媳还住在两居室里。我问他，“为什么捐助？”刘宏业说，“我从小也受苦，我看到现在还有这么苦的人，从心里过意不去，就想帮他。我是帮急帮不了穷，就出了这笔钱。”他还说，“给田忠安装假肢时我去了延庆，57个残疾人都解决了问题。长城饭店的职工一共捐了2万元。据说，像这样的人，在北京郊区还有8万多人。大家都出点力，都帮一下，就行了。”
我要走了，临出门，闲聊，偶然听到刘宏业还在帮助密云县的一个小姑娘读书。这个小姑娘品学兼优，但是家里年人均收入只有100元。他也是在《北京青年报》看到的消息，这个学生上学一年需要330元，他就去有关机构交上了钱，还写信给小姑娘，告诉她，你尽管上学，学费不用发愁。刘宏业拿出捐助小姑娘的合同，他参加的是中华慈善总会与北京市慈善协会、《北京青年报》合作搞的“一对一”助学活动。我发现合同上边写着，不登报。我又问：“你为什么捐助他们？”老人说，“我觉得，我的‘善根’不够，我想栽点善根”。
“善根”？我对崔乃夫会长谈到了这件事。崔乃夫会长说，“这是佛教的思想。”中国的文化以儒教为旗帜，实质上以佛教为中心；慈悲为怀，善有善报，都是佛教的思想。佛教是东方的理论，它相信转世轮回，一个人一生要多做善事，来世能有好报。这构成了东方文化的慈善基础。
在崔乃夫会长古香古色的办公室中，他讲起了中华慈善悠久的历史。慈善思想是中国历史的遗产。早在老子的《道德经》中，就有“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的论点。老子还说，“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为天下奸”。在那时慈善观念就已经存在了。把慈善连接起来是在魏晋南北朝时。
中国的儒、道、佛三大家主要文化都提到了以爱为中心的慈善。慈善的核心是爱，人类之爱。“仁者爱人”，儒家的创始人孔夫子如是说。兼爱的思想在墨子时期形成：“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我身。”唐朝韩愈说：“博爱之谓仁。”到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进一步发展了儒家仁爱学说，康有为、梁启超等提出了著名的“爱力说”。孙中山更强调“博爱”。
中华民族的慈善思想源远流长。在其影响下，古代中国有许多慈善事业的典范，武训办义学，范仲淹供应家乡姓范的人读书。中国人慈善事业办得最好的是台湾的证严法师，据说她有400万信徒，比国民党党员人数还要多。今天，在有华人的地方，特别是在海外华人聚集的地方，依旧有传统文化的强烈影响。他们在募捐时带着他们的孩子，为的是让中华的慈善美德延续发扬。
东西方文明的锲合点
在中国大陆， 新生的慈善事业吸引了许多像曹春山、刘宏业一样的人。曹春生说，曾经沧海难为水，我有过几百万元的钱，知道了钱是个什么东西。有些人今天挥霍无度，我也知道那是什么滋味。但是真正让我动心的还是这些孩子，我终於找到了我寻求的东西。当刘宏业在并不富裕的情况下捐助两名贫困人员时，许多的富翁的还在奢侈地挥霍。现在许多人富了，但是为社会捐助的还不多。
记得记者在国外学习时，接到过一位美国律师从中国发的来信，他说，“我正在中国开办一个研讨班，给中国的干部们讲商业伦理道德。”另一个同学到中国旅游回欧洲后，我问她，“对中国，你最不满意的是什么？”这位同学回答说不是贫穷，不是脏乱，而是有的中国人唯利是图的欺骗行为。
捐助人刘宏业告诉记者，一次，他在街上被一辆摩托车撞倒了，车子跑了，他趴在地上，好半天没人问，没有人管。中华慈善总会副秘书长杨团哭笑不得地对记者说，就在曹春生在报上登出消息、准备卖肾的时候，许多人还在寻找他，为的是告诉他：我想买或者我也想卖。
在西方，由於人道主义和宗教思想的影响，更具有平等博爱思想的基础，慈善已经是公民的意识。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郑功成说，美国传媒巨头泰德特纳在1997年9月宣布，在将来的10年里向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捐款10亿元；美国连锁店老板凯瑟琳·阿尔伯特森女士向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捐款6·6亿美元；微软老板比尔·盖茨的父亲曾经对儿子说，去投资慈善事业吧，於是，比尔·盖茨为公益事业捐赠了2·15亿美元。香港的李嘉诚、霍英东、邵逸夫等都是热心慈善和公益事业的榜样。专家叹息，在国内还找不到如此热心捐助的亿万富翁。
为了在现代社会中弘扬中华的慈善传统，让爱心成长在每个人的心中，使慈善成为社会成员的自觉行为，崔乃夫会长说，今天我们要做的，除了慈善事业的实践以外，还将提出一个与佛教不同的全新概念，一个更响亮、老百姓更能接受的口号。
中国学者也指出，慈善以社会成员的善心与爱心为道德基础。一个对弱者缺乏关爱的社会，绝不会有真正意义的慈善事业。反过来，慈善事业也促进了社会成员的爱心。由此看来，慈善事业也可以说是一个推进精神文明的事业。无论继承老祖宗的精神遗产，还是为引进西方文明，都能在慈善事业上找到锲合点。在面临经济转型期的中国，特别具有道德上的意义。
曹春生义举终有回音
１９９７年９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这两个中国最大的基金组织，联手与北京大地红绿蓝影视文化中心拍摄电视片《呼唤》，这在电视界是第一次。
１９９７年３月，北京大地红绿蓝影视文化中心总编导刘玉林与策划部主任郭业青谈选题时了解到一个线索：
河北省邢台市出了个人物叫曹春生，他的事迹曾被搬上过当地的电视春节晚会，引起轰动，全场观众无不落泪，主持人哽咽着不能自持，连摄像师的手都在颤抖，最后晚会乱了套，后面的节目无法再演……而当年的晚会导演就是现在的策划部主任。这一切引起了既是作家又是电视编导的刘玉林的兴趣，便有了以后有关《呼唤》的许多故事。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
１９９２年，邢台市野沟门水上游乐场经理曹春生在陪客人参观游乐场时，发现几筒招待客的饮料被人偷走，“捉贼”的过程中却发现“窃贼”是几个失学流浪儿。曹春生大发慈悲，捐出第一笔钱使几个“小偷”重新回到学校。在当地乡领导的感激声中，曹春生再次甩出大款派头，干脆出资包吃、包住、包学费，办了一个民间希望儿童班。此时的曹春生是一位拥有几百万资产、几部进口豪华车的潇洒“款爷”。
但在一次偶然询问中，曹春生发现他出资“三包”的“希望班”并非都是失学儿童。
受骗后的曹春生开始对他冲动的义举进行思考……他赶走了家境富裕的学生，找到有关部门，拍着胸脯说出了改变了他以后整个生命历程的几句话：“我今年３８岁，我出资养活、教育３８个最贫困的失学儿童，学生由你们推荐。”
经过有关部门逐级筛选，来自邢台市１９个县、市区的３８名失学儿童汇集在野沟门游乐场。
第一次给孩子发西瓜，两大篓西瓜被这些孩子抢吃而空，在收集瓜皮时，他发现瓜皮被孩子们啃得透亮，有的孩子把瓜皮也吃进了肚子。
入夜，曹春生第一次巡视进入梦乡的孩子们，突然，他发现有个孩子嘴里含着白天游客扔掉的冰糕棍……他叫醒了孩子，问他：“你为啥含冰糕棍睡觉？”孩子答：“棍甜。”曹春生又问：“你吃过糖吗？”孩子摇摇头。“你爸爸、妈妈从来没给你买过糖？”“爸爸、妈妈死了，我是跟瘫在炕上的爷爷长大的。”
那一夜，曹春生睡不着了，他开始认真地翻看孩子们的“档案”：
爸爸打药毒死了，妈妈跑了！－－１５岁的小刚。
爸爸、妈妈去姥姥家看病时让车撞死了，还记得他们吗？记得，那时我５岁－－９岁的希小涛。
爸爸电死了，妈妈去拉俺爸爸，也电死了，那是我６岁的时候－－１０岁的希小涛。……
从此，曹春生的生活变了。
过去请朋友吃顿饭，一甩几百元、上千元，现在他却不肯了；
过去他开着“蓝鸟王”兜风还嫌不过瘾，现在却一头走进了孩子的世界；
过去他是个轻易不落泪的硬汉子，现在他常常为孩子们泪湿衣襟。
现在孩子已经从３８个增加到５１个，最大的１６岁，最小的才３个月。
曹春生是野沟门希望小学的校长，也同时担起了慈善公益的重任。因为在这些孩子中，９０％是失去父母的孤儿。
为这群不幸的孩子，曹春生这位个体企业家倾其全部积蓄，花掉几百万资产，盖起教学楼、宿舍楼，用自己的爱心创造了一流的教学条件。
正当他专注於自己的事业时，不幸的事发生了。
一场几十年未遇的洪水冲毁了他的水上游乐场：冲毁了他办慈善学校的物质基础。
为这些孩子，曹春生三次变卖积累至数百万元的家产，最后的一处宅院也拍卖了！
曹春生的事业陷入了绝境！
最后，曹春生想到了出卖自己身上的器官－－肾脏！
社会良知真的难以唤醒？
应该说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大地红绿蓝由此拉开了筹拍创作大型电视纪录片《呼唤》的序幕。
中国一批德高望重的知名人士，如王照华、崔乃夫、林佳媚、于若木、王定国、费路路等都欣然担任该片顾问，于若木为该片挥笔写下了：“呼唤人类良知”几个大字，费路路几次与编导们协商，提议将片名定为《呼唤》。
摄制组成员，北京军区一级作家陈惠芳自己解决食宿，深入邢台采访，并钻在一个山洞里，不要一分钱报酬，写出了长达几万字的拍摄脚本，北京军区创作室主任，中国著名词作家石祥主动要求为该片创作主题歌词，河北作家刘晓滨写出了长达２３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地红绿蓝》也派出两位记者，深入采访２００多人次，写下了６万多字的采访笔录……
以《呼唤》命名的摄制组开始了筹措资金工作。他们联系、走访、游说了几十家单位，足迹遍及内蒙、河南、上海、四川、山东、河北……然而，他们遭遇到的是冷漠和“理性”的婉拒，几十家单位几乎是同样的冷漠！就在这些冷漠的同时，摄制组却看到了另一番“景致”：一位个体企业家为摆富显阔，曾一次性把全庙宇的香火买断，人烧了一整天；有两位大款为摆阔较劲，争相用新买的轿车撞树……而摄制组却难从当地筹到一分钱。
北京女子爱乐乐团总经理刘燕女士自掏路费，北上兰州，南下云南，向企业的老总们，讲述着《呼唤》的意义，廊坊电视台文体部主任赵希青，跑遍了自己所熟悉的关系，陈述着支持拍摄《呼唤》的社会价值。中国乡镇企业报广告部主任莫小民四处联系，为筹措资金专程奔赴江南。
他们联系的单位既有中国著名的大型企业集团，也有号称许多“第一”的乡镇。最后，摄制组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一次精心组织的拍卖。为支持曹春生事业的长久发展，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决定拿出两幅当今最负盛名的名人字画拍卖，用拍卖所得款项，为曹春生事业建立一笔基金，为使这次拍卖成功，曹春生带孤儿出席现场，可没想到，在跟随拍摄的摄像机镜头里，出现了令人尴尬的一幕：两幅字画竟没拍卖出去。
持续８年之久的中国希望工程深得民心，得到了上自国家领导人、下自普通老百姓的捐助，另一方面，却少有来自国内企业的大额捐款，这不能不引发人的深思。
齐鲁大地的回声
中国究竟有没有一家企业站出来，出资支持这部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拍摄？
摄制组已并非为一般意义上的拍片筹措经费，实际上摄制组在寻求一种中国企业的应答。
制片主任把疲惫的双脚踏向英雄王杰的故乡山东省金乡县时，他看到了金乡县委书记在拍摄计划上多达千字的批示：“每一个时代，都拥有每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曹春生是一个９０年代的代表人物，《呼唤》这部片子的摄制完成，应对我们今天的社会道德、精神文明起到一个大力张扬和宣传的作用……”金乡县委宣传部长听过曹春生的事迹介绍后说：“我真想发动金乡全县人民为你们捐款拍摄这部片子。”
金贵酒厂经过慎重研究后，郑重决定：出资８０万元人民币，独家赞助《呼唤》的拍摄。
山东金贵酒厂在充满挑战与竞争的中国企业界，显得标新立异。
金贵酒厂作为国内白酒行业一家著名企业，几年前，曾异军突起，出资２亿多元竞争过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广告标王，也曾以响遍全国的广告宣传而名声鹊起。这次决定独家赞助公益性电视纪录片《呼唤》，究竟是出於一种什么考虑呢？独家赞助一部公益性电视纪录片，不同於赞助电视剧，没有资金回报。
金贵酒厂厂长李民曾谈到他赞助《呼唤》的初衷，他说：“我们金贵酒厂有一句响遍全国的广告用语，叫‘贵在品质’，你们不要单纯理解为仅仅指金贵酒的品质优良，同时也意味着企业在为国家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之后，也要为社会承担一份责任。”
金贵酒厂经济效益一直很好，曾出资为全国２０个贫困县建起了电视转播台，与山东电视台联办了以奉献爱心为主体内容的文艺节目。
在社会转型期，企业所面临的竞争、挑战、机制等等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人们没有理由苛求企业在自身面临压力下去做一些好大喜功的事。然而，无论什么时候企业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同时也应该创造社会精神财富。此外，企业参与社会慈善、公益事业，能否成为中国众多企业的一种新的宣传模式，人们还将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