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于19世纪末期的“西藏独立”论，是帝国主义侵华的产物，入侵中国西藏的英国是始作俑者。
    
    1600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从事商业剥削。1757年，英国打败印度孟加拉后，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1849年，英国征服印度全境，印度就成为英国东方殖民体系的政治、经济中心和向亚洲进行侵略扩张的战略基地。
    
    19世纪和20世纪初，是大英帝国的全盛时期。由于对印度这一“英王皇冠上最亮的明珠”和英国“食品篮”的高度重视，确保英国能在南亚次大陆长期稳定地榨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根据印度的地理特点和周边环境，英国的战略家们逐步提出了所谓“拱卫印度安全”的“三个缓冲区、两个同心圆和一个内湖”的战略思想。三个“缓冲区”中，第一个就是“英国管理下的西藏，保证印度不受中国威胁”；第二个是印度洋，使“印度洋沿岸的国家在英国的控制之下”；第三个是“阿富汗，它挡住了沙皇俄国。”两个同心圆是指，内圆：印度西北边境的部落地区—尼泊尔—锡金—不丹—阿萨姆邦—印度东北边境的部落地区；外圆：波斯湾的酋长国—波斯—阿富汗—西藏—泰国。一个内湖就是英国控制的印度洋。
    
    从这一战略构思出发，英国必须从印度向北入侵喜马拉雅诸山国，进而对西藏进行侵略。此时沙皇俄国也在觊觎新疆，企图进而南下与英国争夺西藏。但是，沙俄对中国西藏的侵略威胁，远不如英国严重和直接，其主要方式是进行政治上的笼络。
    
    英国、俄国对西藏的入侵，是损害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破坏中国统一的侵略行为，是非法的；而中国对西藏地方加强治理，是维护国家主权、巩固国家统一的正当行为，是合法的，两者性质完全不同。
    
    英国按其从印度北侵的既定方针，1835年向锡金租得大吉岭地方，作为东印度公司的“避暑地”。从此，英国在喜马拉雅山区有了立足之地。1846年，英国吞并印度西北部的查谟—克什米尔地区以后，又悄悄侵占了原属于中国西藏地方的拉达克地区。1860年，英军进攻锡金，并于1861年囚禁了锡金王，强迫其签订英锡条约，占领了锡金的许多土地。1860年，英国同尼泊尔签订条约，进一步加强了对尼泊尔的控制。1864年，英军进攻不丹，1865年强迫战败的不丹与之签订条约，强占不丹的大片土地。此后，英国即以锡金为入侵西藏的跳板，在锡金境内大举修路，步步北上，以逐步实现“英国管理下的西藏，保证印度不受中国威胁”的战略意图。
    
    英国第一次侵藏战争
    
    19世纪60年代，侵入锡金的英国官兵，在锡金境内筑路架桥，开辟进入西藏的通道，又招雇游民，非法越过当时藏锡边界日纳，进至隆吐山，深入藏地探路。当地藏胞发现后，当即进行阻止。但是英国人不听，反而派人进至隆吐山以北开路建站。鉴于英国北侵的步骤日益加紧，噶厦不顾清廷对英妥协退让的政策，于1886年至1887年派藏军在隆吐山建立哨卡设防，并在哨卡旁塑立了西藏的护法神像。英国随即反诬藏军侵入了锡金境内，并向清廷提出要噶厦限期撤除隆吐山卡，否则英军也要在当地驻扎的蛮横无理要求。清廷畏于英国，惧怕藏边发生战事，希图委曲求全，因而一再压噶厦撤卡撤兵。但是噶厦和三大寺说隆吐山是西藏领土，不在锡金境内，因此反对清廷的后撤命令。驻藏大臣文硕也感到英国居心叵测，支持噶厦的抗英主张。英国遂进一步施展离间清廷与噶厦的诡计，在政治上竭力争取和清廷共同打击抗英的藏胞，在军事上则集结2000兵力于隆吐山以南，由格累哈姆将军率领，做好北攻的准备。噶厦也派去两个代本率900名藏军，又动员民兵一部，布置于隆吐山及其以北一带，加强边境防务，并任噶伦拉鲁益西诺布旺秋为前线总指挥。
    
    1888年（光绪十四年）3月20日（藏历2月7日），英军开始向驻守隆吐山的藏军发动进攻。西藏官员多吉仁增等率领藏军、民兵勇敢反击，首战毙伤英军100多人，但后来自身伤亡更大，整个作战先胜后败，遂被迫后撤至亚东、帕里等地，隆吐山失陷于英军之手。这时，清廷将支持抗英的驻藏大臣文硕革职，任命听话的升泰为新的驻藏帮办大臣。但十三世达赖喇嘛与噶厦不顾清庭的阻挠，仍然调兵遣将，动员藏军、民兵万余人开赴前线，于6月至10月同入侵英军数次作战，力图收复隆吐山。然而，升泰执行清廷的命令，多方破坏藏胞的抗英义举；加之藏军训练差，作战指挥不当，武器装备落后，最后归于失败。英军越过则里拉山口，深入亚东仁青岗、春丕等地，掳去住春丕之锡金王,加以囚禁。据日本人所著《西藏通览》一书载，战后到过亚东、隆吐山一线的日本人成田安辉称：“吾前经此地时，从仆指旧战场为吾言曰：前年战役，是处死尸累累，所谓流血成川，积骨为山者也，呜呼！当日藏人死伤之巨，由此可以知矣！”
    
    1888年是藏历土鼠年。因此，藏胞称这次的抗英战争为“土鼠年战争”。
    
    英国第一次侵略西藏战争结束后，腐朽的清廷迫不及待地要同英方议和。1888年冬，清廷派升泰赴亚东与英方会谈。在英方的压力下，升泰一再让步，不惜卖国求和，于1890年在加尔各答同英印总督兰斯顿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八款。由此，历来是中国西藏地方藩属的锡金，被英人攫走了。
    
    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
    
    锡金成为英国的保护国以后，英国就在藏锡边境划界立碑。1893年，清廷又同英国签订了有关通商等问题的藏印续约九款附约三款，规定西藏必须开亚东为商埠，英国人可以来亚东贸易。这样，英国终于敲开了西藏的大门，将其侵略之手伸进西藏，从事以通商贸易为名的经济掠夺。西藏地方同全国一样，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社会。
    
    西藏地方政府和藏族人民对于上述不平等条约强烈不满，他们阻挠英国人来亚东贸易，反对勘定藏锡边界，并不断捣毁英国人私自北挪的界碑。从1894年至1902年，英国屡次通过清廷压西藏地方政府遵行上述条约，均未能使西藏地方政府和十三世达赖喇嘛就范。1895年开始亲政的十三世达赖，十分痛恨英国侵藏，他看出依靠清廷抗英希望不大，在沙俄的拉拢下，遂产生了联俄的想法，并与沙俄进行了一些联系。
    
    这一段时间，出现了一种比较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是，对西藏地方拥有主权的清廷，由于日趋腐败衰落而在西藏的影响下降，使得其某些政令特别是错误的政令在西藏行不通；另一方面是，具有强烈仇英思想的西藏地方当局，在他们不愿同英国打交道时，仍然要英国去同自己的中央朝廷打交道。这样的结果往往就是：清廷同英国政府谈判，达成损害国家利益、西藏利益的协议（如1890年、1893年条约），西藏地方却拒不遵行，使英国不能达到其预定的侵略目的。看清了这种状况的英国，遂产生了撇开清廷直接同西藏地方当局谈判的想法。而这就是英国企图制造“西藏独立”的开端。为此，由英国驻印度总督寇松于1899年、1900年和1901年三次直接致函十三世达赖喇嘛，促其遵行1890年和1893年两条约，但均被达赖喇嘛拒收退回。
    
    英国十分顾虑沙俄势力插足西藏。为了压服西藏地方当局，排除沙俄控制西藏的可能，遂开始筹划第二次武装侵略西藏。1902年5月26日，帮助清廷办理中英交涉的英国驻亚东税务司巴尔致函清朝驻藏帮办大臣安成称：“窃探印度政府此次进兵之由，因前藏宪升（按：指升泰）所订约章，藏人不能谨守，华政府置诸不顾，彼此推诿，殊非所宜，故有不愿与华员办理之意”。巴尔还转述英国对西藏问题的几条意见：
    
    ——印政府因见华官无权，不能整治西藏，拟与有权之藏官重订约章，以后华官无治理西藏之权；
    
    ——西藏政府倘不派员与之商议，彼竟乘机入藏代为治理；
    
    ——恐俄国亦由北方进兵，南印北俄，两面夹攻，强令西藏为自主，与高丽同等；
    
    ——贵大臣须速与达赖喇嘛商议，简派干员，给予全权，随同华官办理，勿使藏官联络洋人，私订密约。
    
    这几条，非常清楚地道出了英国欲使中国“无治理西藏之权”，欲“令西藏为自主”，将西藏变成与高丽（朝鲜）一样的独立国的企图。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7月，英国派荣赫鹏上校和驻锡金行政专员怀特率英军约300人，经锡金北部侵入西藏岗巴宗，威胁说要同西藏地方当局在当地谈判。
    
    此时，西藏地方群情激愤，十三世达赖喇嘛抗英意志甚为坚决，多数藏政府官员及三大寺均反对与英国谈判，强烈要求英国从岗巴宗撤走入侵军队。但是，被英国收买的噶伦夏扎班觉多吉为代表的少数官员，主张与英方议和。十三世达赖喇嘛在盛怒之下，将主和派的噶伦夏扎班觉多吉、噶伦雪康次丹旺秋、噶伦喇嘛强钦阿旺白桑、扎萨霍尔康索朗朵杰等四人革职罢官，并关押在罗布林卡审查。在达赖喇嘛领导下，西藏地方政府紧张动员并布置藏军、民兵前往后藏岗巴宗方向，抗御英军的入侵。
    
    英军盘踞岗巴宗数月，在附近侦察地形，将西藏地方当局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一方向时，荣赫鹏突然于10月率部撤出岗巴宗，退回锡金北部。接着，英国迅速向隆吐山以北调集3000兵力，由麦克唐纳少将和荣赫鹏率领北进。荣赫鹏率先头分队于12月12日偷越则里拉山口，旋即经仁青岗、春丕等地，于21日进占帕里，于1904年1月4日进占堆纳。麦克唐纳率大队随后跟进。
    
    西藏地方政府紧急派遣主力藏军千余人，由代本拉丁色、朗赛林二人率领，赶赴堆纳至多庆一线布防，并动员、调集其他各部藏军2000多人以及大批民兵分赴前线。
    
    1904年3月初，英国侵略军在堆纳、多庆之间的曲米香果、骨鲁等地与藏军对峙。英军扬言必欲前进，以同藏政府直接交涉，藏军则强调英军先退返锡金方能交涉。双方僵持不下之际，英军转而施展阴谋，诡称愿与藏军就地谈判。噶厦指示前线藏军可以同英军谈判，但若谈判破裂，即按原计划出击。据此，拉丁色、朗赛林二代本通知英军派代表来曲米香果谈判。就在荣赫鹏等英方代表前来进行所谓“谈判”之时，英军偷偷包围了队形密集的藏军，造成了有利于英军而不利于藏军的战术态势。荣赫鹏等人与拉丁色、朗赛林见面后声称：“既然要议和，为了表示诚意，我军先将子弹退出枪膛，也要求贵军指挥官下令将火枪的点火绳熄灭。”接着，荣赫鹏命英军士兵将步枪子弹退出一发，但士兵们旋即推动枪栓将另一发子弹顶入枪膛。当时藏军尚无步枪装备，不了解步枪构造与子弹上膛过程，误认为英军枪膛内已无子弹。疏于警惕的藏军指挥人员，遂依照英方要求，下令藏军士兵熄灭了火枪的点火绳。其后，双方谈判进行约15分钟时，一名英国军官突然掏出手枪将拉丁色、朗赛林等西藏谈判代表数人击倒在地。大队英军的枪炮随即猛烈开火。藏军因点火绳熄灭而无法还击，数分钟内即被英军射杀500多人，西藏谈判代表数人亦被杀害。藏军余部奋勇同英军展开肉搏，虽毙伤敌一部，但武器装备、作战指挥落后，与敌人悬殊甚大，因而失利。总计藏军在此战中损失千余人，仅逃出380余人。藏胞的鲜血，一时将曲米香果的泉水浸染成红色。
    
    曲米香果失陷后，英国侵略军继续北进，沿途焚烧寺庙，抢掠藏胞群众财物，无恶不作。此时，藏军及僧兵、民兵共4000余人，在康马与少岗之间的杂昌谷地，利用险要地形，阻击英军。4月9日，英军先遣小分队骑兵30余人进入杂昌谷地，被藏军、民兵以土枪、土炮、滚木、飞蝗石等全歼。英军后续部队赶到，以火炮、机枪轰射藏军、民兵，激战一天，英军伤亡280余人，藏方伤亡150余人。藏军、民兵未能挡住英军前进。
    
    4月11日，英军进到江孜，留荣赫鹏500人驻江孜的江洛、帕拉等村，麦克唐纳率大队人马返回亚东，以缓解其补给供应的困难。接着，英军在亚东至江孜沿线设置兵站，建成临时后勤补给线。5月上旬，江孜英军派出360多人袭击通往浪卡子方向的卡惹拉藏军阵地。此时，驻江孜英军仅130余人，在千余藏军夜袭帕拉村的战斗中，荣赫鹏险些丧命。由于从卡惹拉返回的英军赶到，才又稳住阵脚。5月26日，英军增援部队一部从亚东赶到江孜后，重占了帕拉村。
    
    此时，西藏地方政府陆续调集藏军、僧兵、民兵约16000人，不断增兵江孜方向，以掌握土炮、藏枪等技术的部队加强江孜防务。藏军总指挥噶伦宇妥带兵一部驻尼木之亚德；以藏军一部置于日喀则、仁布一线，以藏军一部置于浪卡子一带，作为第二道防线；以敏林巴代本等人率民兵一部经浪卡子、热隆出康马，以袭扰英军后勤供应线。
    
    6月上旬，荣赫鹏从江孜返回亚东，与麦克唐纳等谋划进兵拉萨、迫降藏政府等要事。为此，英印政府再度增调兵力，由麦克唐纳、荣赫鹏率领，于6月下旬疾驰江孜。
    
    此时，敏林巴代本所率工布等地的民兵，进占江孜、少岗间之南尼寺，对英军后勤补给线构成严重威胁。工布民兵在康马、少岗之间巧妙设伏，歼灭了二三十名英军。为报复，并保障其补给运输之畅通，英军分别自少岗和江洛两地出动，从南、北两面进攻南尼寺。西藏民兵冒着英军优势火力，勇敢迎战，与轰破围墙、冲入寺内的英军展开肉搏。英勇的工布地区民兵首领阿达尼玛扎巴兄弟二人和康区民兵多朵布等，刀劈英国军官杂尼萨海，共歼故120余名，阿达尼玛扎巴兄弟、多朵布以及众多的民兵也壮烈牺牲，鲜血淌满南尼寺的石阶梯下。
    
    至今，阿达尼玛扎巴的家乡——西藏自治区林芝县觉木乡，每逢藏历10月1日（阿达尼玛扎巴出征之日），藏胞都要举行跑马、射箭等活动，悼念为抗英而捐躯的英雄兄弟二人。
    
    在英军的优势火力下，西藏民兵终因伤亡过大而撤出南尼寺。英军攻占南尼寺后，抢走了寺内的所有文物和财产，纵火焚烧了寺院。
    
    英军增援部队与原驻江孜部队会师，迅速控制了年楚河以南地区。在向江孜市区发起进攻之前，为了切断江孜与日喀则间的联系，英军集中一部兵力攻占了江孜西北方向的紫金寺。寺内珍藏的镀金佛像千余尊、大批缎绣佛像、《甘珠尔》大藏经等贵重文物并金、银、铜器等，被英军洗劫一空。
    
    攻占紫金寺后，英军从东、南、西北三面包围了江孜，并切断了江孜宗山的水源，准备集中兵力进攻市区。
    
    此时，十三世达赖派噶伦宇妥等于7月1日到江孜与荣赫鹏会谈。荣赫鹏提出限藏军在7月5日撤出江孜，遭到西藏方面拒绝。英军遂于５日正午开始向江孜城区发起总攻。
    
    英军以优势炮火轰开江孜宗城堡一个缺口，并组织步兵冲锋。藏军和民兵打得非常勇敢。英军进攻时，守卫宗山的藏军和民兵用火药枪、飞蝗石和石头还击英军；山上的存水喝干了，他们就在晚上将人用绳子从几十米高的悬崖上吊下来取山下的一坑污水喝，最后污水也喝干了，就喝自己的尿。在这种情况下，藏军和民兵始终没有动摇，在弹尽粮绝时，仍以刀、矛、棍棒等与英军展开白刃搏斗，但终因伤亡过重，一路从北面，一部从西南方向，冲出英军重围，转移到白居寺继续战斗。据英国侵略军的随军记者埃德蒙康特莱记述：面对英军炮兵榴霰弹和机枪、步枪的猛烈射击，藏军和民兵视死如归，依然向爬墙头攻缺口的英军步兵打石头。江孜宗城堡被英军攻陷后，白居寺又被攻占。占据白居寺的英军，抢走大批珍贵文物、藏经等，并将佛堂改成食堂，将转经筒钉上钉子改成食品输送带，恣意践踏藏胞视为神圣的寺庙和佛器。经过激战，英军屠杀了众多藏胞以后，占领了整个江孜。
    
    江孜失陷后，噶伦宇妥指挥藏军余部在卡惹拉、浪卡子、娘索拉、甘巴拉等地布防。7月14日，麦克唐纳率英军并供应人员共4000人从江孜出发，向拉萨前进。17日，英军在卡惹拉遭伏击，经过激战，突破藏军千余人的防御阵地，进抵羊卓雍湖边。此后，藏军的防线基本瓦解，英军未遇到多少抵抗，于8月3日进到拉萨。
    
    在英国威胁和驻藏大臣有泰的压力下，西藏地方政府被迫于9月7日与英方签订了不平等的《拉萨条约》，主要内容是：（1）西藏不得向任何外国出让土地、矿产等，使西藏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2）西藏向英国赔款；（3）拆毁印度至江孜、拉萨沿途要塞；（4）开亚东、江孜、噶大克三地为商埠；（5）西藏承认1890年条约，划定藏锡边界；（6）英军在亚东驻兵。这一条约，当时被清廷拒绝，但却为1906年英国强迫清廷与其签订以上述内容为主要部分的《北京条约》奠定了基础。按照《北京条约》的内容，又增加了英印人员在西藏所开三个商埠地方享有治外法权，在亚东至江孜之间有设立邮电、驿站之权，在亚东、江孜两地有驻扎军队之权等内容。英印在藏享有的这些特权，究其根由，均来自1904年的《拉萨条约》。
    
    《拉萨条约》订立后，先后屠杀了四五千藏胞、焚烧劫掠了许多喇嘛寺庙的英国侵略军，以“胜利凯旋”的姿态，于9月中、下旬从拉萨启程返回印度。
    
    英国侵略军在西藏各地抢劫的财物数量之多，仅据麦克唐纳本人所著《旅藏二十年》一书披露，就可看出端倪。该书称：“1905年1月，我因有特别职务，被派到加尔各答，担任分类编订图书及珍贵物品目录工作。这些东西，就是我同威德尔大佐在西藏搜集的，件数的多，须有400多骡子才能驮运。里边包括有许多珍贵而希罕的喇嘛书籍、神像、宗教作品、盔甲、武器、图书、瓷皿等物。大部分瓷器，送给精于鉴别搜集家克钦纳爵士。……所有这些贵重艺术品，原来藏在印度博物馆，而且我也在里边担任工作，以后便把它分别存到英国博物院、印度博物院、保得利图书馆和印度公署图书馆。当我在那地方编制目录时，寇松爵士同赖明堂爵士常来参观数次。寇松爵士时为印度总督，他自己选择了几件东西，送到加尔各答维多利亚纪念厅保存。”
    
    以上就是英国在1904年第二次侵藏的简要情况。这一年是藏历木龙年。因此，藏胞称其为“木龙年战争”。
    
    十三世达赖在英军侵抵拉萨的前四天（1904年7月30日，藏历6月15日），仓促任命甘丹赤巴洛桑坚赞为摄政，自己带少数随员从拉萨秘密出走，经藏北、青海、甘肃，于11月到达外蒙古的库伦（乌兰巴托）。十三世达赖远行时，一直随身携带着清帝赐予达赖喇嘛的印玺，这表明他仍极端重视朝廷给予他的这一权力象征。
    
    发动两次侵略战争后，英国看到仅靠武力不能征服西藏，遂改变策略，转而在西藏上层人士中培植亲英势力，以达到控制西藏的目的。
    
    在十三世达赖出走期间，英国首先是大力拉拢九世班禅。荣赫鹏从拉萨返印途中，将通晓藏语、熟悉藏区情况的军官鄂康诺大佐置于江孜，名为办理商务，实则为了便于拉拢班禅。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9月，鄂康诺率英军50余人，突然到日喀则拜见班禅，以不容商量的语气提出：印度今年有一大会，英国皇太子将参加，并想一见班禅，请班禅于10月前往印度。对此，九世班禅答复说：赴印须驻藏大臣奏明皇帝准许方可前往。但鄂康诺仍强逼说：印度有信来，不去不行，请好好考虑。九世班禅只得同清廷驻后藏的官员一道向驻藏大臣有泰报告。有泰以未得皇帝批准不能赴印度为由，进行推辞。鄂康诺进而警告班禅说，如果拒绝赴印，恐致藏英失和，言下有英军将出兵日喀则之意。在英国胁迫下，九世班禅遂于10月12日启程赴印。清廷当即向驻藏大臣指出：“印政府乘达赖喇嘛未回，遣人入藏，诱班禅来印，借迎英储为名，实密谋废达赖图藏。”九世班禅赴印路经亚东时，据驻亚东贝比塘（靖西）之清廷官员禀报称，“卧克纳（按：即鄂康诺）带领马队随行，与押无异。”当时正在印度准备入藏的清朝钦差大臣张荫棠向朝廷奏称：“探闻印政府拟令班禅请英扶藏自主，归英保护，俟回藏将中国不能治藏，今藏不能不图自治情形，宣示全藏，以成独立。”可见，英国拉班禅赴印，是与其制造“西藏独立”密切关联的。
    
    九世班禅到达印度后，英国向他赠送了厚礼。但是，班禅未为所动。班禅前去见英国皇太子时，鄂康诺要班禅跪拜，班禅未从，仍行执手常礼，并说：“我只在大皇帝前跪拜，其余不行。”清廷外务部告张荫棠和英国驻印度总督：“班禅来印赴会则可，若逼令干预藏事，即令班禅亲自画押，盖用印信，均作为废纸。”由于清廷态度强硬和九世班禅坚持不从，英国软硬兼施笼络班禅未获结果，不得不让班禅于当年12月返回日喀则。其后，英国仍派人赴日喀则拉拢班禅，班禅仅予应付，没有作出任何允诺。
    
    英国拉拢班禅收效不大，遂转向拉拢达赖系统的人员。趁十三世达赖出走，西藏地方政府内部动荡之机，英国通过其驻江孜、亚东的商务委员，同达赖系统的部分上层人士频繁接触，从馈赠礼品、施以小恩小惠等经济拉拢入手，又从亚东、江孜一线正在发展的通商贸易中，给他们以经商的便利和实惠，使他们将英国当成发家致富的经济靠山，把他们培植成为英国的代理人。英国成功地拉拢了以夏扎班觉多吉为代表的一小批上层人员。这就是西藏地方最初的亲英势力。尔后，他们在帮助英国拉拢十三世达赖的活动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十三世达赖到达外蒙古后，清廷派钦差大臣从北京赴库伦看望，并带去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赠赐的许多礼品。达赖接受礼品后，向北京方向行了九叩大礼。1905年9月，清廷促达赖返藏。12月，噶厦派人赴库伦迎请达赖喇嘛回藏。这样，十三世达赖便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4月从库伦起程南行，经过蒙、甘边境，于9月到达青海湟中县塔尔寺暂住。当时，根据清廷在全国推行所谓振兴图治之“新政”意图，新任驻藏大臣联豫和帮办大臣张荫棠正在整顿西藏政务，筹施新政。此举，有遏阻英国侵藏势力、维护祖国主权的积极一面，但也有消极的一面。在康区，针对瞻对（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土司多年与清军交战等情况，驻藏帮办大臣凤全提出“改土归流”，剥夺土司权利，改设流官治理。此举遭到康区藏族上层人士的反对，由此发生了凤全在巴塘被杀事件。清廷派去剿办的赵尔丰，对藏胞严加镇压后，被提升为川滇边务大臣。以上种种，造成西藏和康区形势不稳。为此，按清廷所示，十三世达赖在塔尔寺又住了一年多。
    
    张荫棠在藏期间，九世班禅提出请求赴京向皇上“面陈藏事”。噶厦得知此情后，亦向张荫棠提出请准达赖就近先赴北京入觐，陈述藏事。张荫棠考虑达赖、班禅赴京觐见，有益于密切西藏地方与祖国的关系，遂于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上奏请求准予达赖、班禅联袂入觐。清廷于当年11月降旨，邀请达赖进京，行程分为两步，第一步由塔尔寺经兰州、西安到山西五台山朝佛，第二步再由五台山经河北到北京。十三世达赖接旨后，欣然起程东行，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1月到达五台山，住半年多。
    
    十三世达赖离藏出走后，接触西藏以外的事务渐多，眼界逐步开阔。从塔尔寺到五台山期间，他的心情是相当复杂的。其一，原设想沙俄能支持他返藏，现因沙俄在日俄战争中败北而期望落空；其二，在清帝派员看望、赠赐厚礼、邀请他进京等安抚措施下，感到祖国仍是依靠，但朝廷腐朽软弱，对其信心又不很足；其三，1906年中英签订《北京条约》，表明清廷基本同意了1904年英藏《拉萨条约》的内容以后，英国势力进入西藏已属合法，达赖如欲返藏，不能不缓和同英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十三世达赖于1907年底在西安向前来拜见他的西藏官员面示：可将亲英派噶伦夏扎班觉多吉、强钦阿旺白桑、雪康次丹旺秋三人安排为伦钦职务，地位在噶伦之上，协助摄政甘丹赤巴主持藏政。起用这三个亲英分子，是十三世达赖反英思想开始软化的一个表现。
    
    十三世达赖抵达五台山后，美、俄两国驻北京的使节和德、日等外交人员均前往五台山拜访达赖喇嘛。据荣赫鹏著书称：达赖在五台山期间，曾经派员到北京致函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表示问候；朱尔典乘机向来员说，目下印、藏关系有所改进，“1904年双方友好关系之破坏，实系历来误会之结果”；来员随即解释说，“过去误会悉因达赖左右多方蒙蔽，以致本人不能明了事实真相；今达赖一切恍然，深愿回藏以后，对于壤土密接之印度政府诚意修好。”然而，达赖进京向皇上当面禀报、依靠朝廷解决问题的想法，仍然没有变化，这从后来他在北京的活动中，可以得到证明。
    
    根据清廷安排，十三世达赖离开五台山，于1908年9月27日到达北京，下榻黄寺。清廷接待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礼仪是很隆重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数次接见、宴请达赖，并颁赐金册，册封达赖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赠赐十分丰厚的礼品，并明确西藏的政教事务大权仍在达赖之手，一切遵达赖之意办理。清廷还决定今后每年赏赐达赖廪饩银一万两。对于这些，达赖一再表示谢恩。达赖也亲自向慈禧太后贡献礼品，慈禧十分满意。达赖一行在京居住两个多月中，清廷用于接待方面的开支达18万多两白银。达赖在京期间，正值光绪皇帝、慈禧太后驾崩，宣统皇帝即位。达赖喇嘛分别为光绪、慈禧亡灵做了超度，为宣统皇帝登基举行了祈祷、赞颂等佛事活动。以上表明了十三世达赖进京入觐的良好气氛一面。但是，有两个问题又使达赖加深了对清廷的不满和失望。一是觐见的礼节问题，清廷不按五世达赖喇嘛进京觐见顺治皇帝的惯例，坚持要十三世达赖向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跪叩；虽经达赖方面提出，清廷做了一些让步，但仍有下跪等内容，达赖虽然勉强照办，但心中不快。二是达赖喇嘛几次向皇帝、太后恳切提出：西藏地方事务重大，事事通过驻藏大臣上奏朝廷，往往误事，请求准予今后遇事由达赖本人直接向皇帝上奏，不必通过驻藏大臣，这对汉、藏同心协力保卫西藏有好处。但是，清室予以拒绝，坚持今后一切政务“勿庸直接奏明皇帝，具报驻藏大臣请其代奏，静候敕裁”。这就使得达赖喇嘛十分灰心，加深了与朝廷的隔阂，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积极的一面。
    
    达赖在京期间，英国加紧了对他的拉拢。除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专门拜见达赖外，英国还特派熟悉西藏情况的江孜商务委员鄂康诺带锡金王子来北京，偕同会见达赖，竭力进行笼络。英国看出了达赖进退维谷的困难处境：沙俄不能依靠，清廷软弱无力，达赖想要返藏，如不能取得英国支持，其愿望是难以实现的。所以，朱尔典以要挟的姿态向达赖暗示：英国对他返藏的问题，要看他对英国的态度而定。对此，达赖告诉朱尔典，“过去发生不幸之事变并非本人初意，深望今后藏印两方永保和平友好之精神，”请朱氏将此意代达英皇。这表明十三世达赖喇嘛对英国态度有了进一步的变化。
    
    1908年11月，带着对朝廷的失望心情而归的十三世达赖，离京返藏。伦钦强钦阿旺白桑专程从拉萨到北京迎接达赖喇嘛。临行前，达赖派员向英国驻华公使辞行说，此来已恢复其与中国悠久的关系，兼得向英国政府代表面陈悃款，确信此后只要藏方能够确守条约，则藏印之间必可保持友谊。英方认为，“此实达赖入京以来最有价值之成就。”此中，达赖想与英国修好的情绪，已经表露得很清楚。英国拉拢达赖开始取得成果。
    
    十三世达赖喇嘛离京后，于1909年（宣统元年）初到达青海塔尔寺暂住。
    
    在此期间，驻藏大臣联豫等人正在西藏大力实施张荫棠拟定的治藏新政，其中包括发展经济、改善交通、创办报纸等积极的一面，但也有强调加强治权，实际上是要夺取达赖的权力归驻藏大臣掌握，并强制藏族儿童学习汉文等引起藏胞反感的消极一面，因此造成了同多数西藏上层人士关系紧张。为了保障新政的实施，对付西藏上层人士的不满和反抗，联豫奏请清廷从四川派兵入藏弹压。与此同时，赵尔丰在康区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派汉官赴各地进行统治，剥夺土司和喇嘛寺的权力，压制反抗的藏胞，造成汉、藏民族关系紧张。
    
    十三世达赖在塔尔寺期间，曾经致书章嘉呼图克图称：“赵（尔丰）军官兵等在康区破坏寺庙，屠杀喇嘛，造成百姓流离失所，此等事至今在昌都地区仍陆续发生。驻藏大臣张（荫棠）联（豫）固执己见，夸大其词，蒙蔽圣上，连续上书要求从四川组建1000余人的军队。为不使这种特意在藏汉之间制造隔阂之事发生，我和司伦以及‘民众大会’等曾上书详细说明情况。……他们过去一贯欺骗皇上，现在仍然捏造谎言。”可见达赖对康藏局势的关注和不安。
    
    1909年藏历4月15日，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塔尔寺启程返藏，于藏历8月3日到达藏北那曲。这时，从四川入藏的清军，由钟颖率领，正经过昌都向拉萨疾进，沿途损坏寺庙、迫害藏胞甚烈。清廷又宣布任命赵尔丰为驻藏大臣兼川滇边防大臣，统一对康藏地区的管辖；不久，更酝酿建立西康省，以巩固改土归流的施政成果。川军入藏和赵尔丰任驻藏大臣两事，不仅使十三世达赖产生了更大的疑虑，也导致了清廷与西藏上层之间的关系发展到尖锐对立的地步。许多藏族人士担心，一旦赵尔丰入藏，卫藏地方极可能同康区一样，也要实行改土归流；这就意味着不仅要剥夺贵族、寺庙的权力，还要剥夺达赖喇嘛的统治权力。对此，十三世达赖传令伦钦夏扎班觉多吉调集藏军、民兵在康区设防，拦阻川军入藏外，在那曲至拉萨途中，即数次派员去江孜与英国商务委员联系，托英人代达赖向北京拍发致英、俄各国驻华公使电，请各国政府向清廷提出抗议，要求清廷撤退入藏川军；致清廷电，抗议清廷欺压藏胞，不守信义。十三世达赖抵达拉萨以北三日程之澎波达龙寺时，又派员携其亲笔信经印度赴北京呈交英国驻华公使，说“对英印政府实有依依之情，今本人已抵拉萨附近，对于中国军队在藏种种不法行为，闻悉之余，深为忧虑，异日如有必要时，深盼英公使尽力为之声援。”
    
    1909年藏历11月6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北郊的普布觉禅房时，夏扎、强钦、雪康三人前往献哈达后，达赖喇嘛正式任命他们为伦钦，执掌政务大权。以夏扎为代表的第一批上层亲英势力，开始入主西藏地方政权。
    
    藏历11月9日，十三世达赖回到阔别五年多的布达拉宫，受到西藏各界僧俗极其隆重盛大的欢迎。驻藏大臣联豫率领属吏也前往欢迎，但十三世达赖视若未见，对他不加理睬。联豫极为恼怒，扬言达赖私运俄国军械来藏，并亲赴布达拉宫检查未获，又派人去那曲查验达赖的行李，翻箱倒箧，仍未发现枪械。达赖也采取报复措施，停止向驻藏大臣供应柴草、粮食、人役，并断绝驿站交通。双方关系越弄越僵。
    
    藏历11月11日，十三世达赖在布达拉宫接受了由夏扎等人发起制作、以全体僧俗部众的名义呈献的“新制金印”，其上刻有“圣地佛祖授记”等字样，意为此印系佛祖释迦牟尼授予天下最高佛教领袖达赖喇嘛的，以废弃清朝皇帝赐予达赖的金印。这是夏扎等亲英上层加紧制造“西藏独立”的一个重要步骤，并且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但是，达赖喇嘛此时仍然寄希望于清廷解决西藏内部的问题。
    
    钟颖所部川军，在击败昌都以西各地藏军的抵抗后，于1910年（宣统二年）2月进抵工布江达。2月12日，川军进入拉萨，正值藏历正月三日举行传召大法会。联豫派卫队欢迎这支军纪败坏的川军。卫队自恃来了大队川军，又在拉萨城内殴打政府官员，并向藏军开枪，一大喇嘛饮弹身亡。尤有甚者，卫队竟然向大昭寺和达赖喇嘛居住的布达拉宫等处射击，引起城区秩序大乱，西藏各界十分恐慌。
    
    失去安全感的十三世达赖，遂于当天黄昏决定由甘丹赤巴策墨林活佛担任摄政，与噶伦擦绒汪曲杰布为首的大部分官员一道留守拉萨，达赖喇嘛本人于当夜带领司伦夏扎、雪康、强钦等少数官员，仓促离开刚刚返回仅两个月的拉萨，往西南方向出走。联豫等侦知后，立即派兵追赶。达赖行至曲水以西之雅鲁藏布江边的嘉桑渡口时，追兵赶到，情况危急。这时，达赖的近卫侍从达桑占堆率藏军在渡口附近坚持阻击两日，毙伤清军一部，迟滞了清军追击分队，保护了十三世达赖逃离险境。接着，达赖兼程前进，经羊卓桑丁寺、帕里到达亚东，直赴英国驻亚东商务委员麦克唐纳处住宿。清军仍尾追不舍，赶到帕里。达赖遂即在英国人的诱使和协助下，离开亚东，于1910年2月下旬出国，经锡金到达大吉岭。
    
    十三世达赖去印度，原有经海路再赴北京向清廷面奏藏事的意向。但是，昏聩的清廷，轻信驻藏大臣联豫的奏折，革除了达赖名号并另行寻觅达赖灵童。清廷这一错误决定，引起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以及内、外蒙古各地蒙、藏人民普遍的不满，促使十三世达赖打消了去北京的念头。当不久以后联豫派其下属官员罗长去印度劝说达赖返藏时，达赖淡淡地对罗说：“所以来大吉岭者，初意欲航海赴北京耳。名号既革，无颜前去。”
    
    这样，十三世达赖喇嘛终于落入英国人的手中。英印外交部当即派官员柏尔前往大吉岭拜见达赖喇嘛，并邀请达赖去加尔各答。英国驻印度总督明托会见了达赖。达赖请求英国保护，并帮助他对付入藏清军。
    
    达赖喇嘛逃印请英保护并反对清廷，对于英国来说，是求之不得的。虽然英国当时正忙于同俄国一道对付新崛起的德国，并受1907年英俄条约中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条款的制约，因而表面上未给予十三世达赖任何允诺，甚至声称英国不干涉西藏事务，保持中立，等等，但是英国在私下里表现出的热情很高。英国首先安排达赖喇嘛游览印度各地，然后安排他在大吉岭住下，并无偿为达赖喇嘛提供住房，赠送生活必需品。英国的“西藏通”柏尔，成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常客。据他自己说，“最初三四个月，我几乎每周都要去拜访达赖喇嘛，有时则更勤。我要是隔了十天才去，他就会不以为然地微笑着说：‘你好久没来了’。”可见柏尔拉拢达赖是如何的紧。达赖喇嘛在大吉岭建立了噶厦，与境内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保持联系，对西藏的政务进行某种程度的遥控。因此，英国就近利用十三世达赖和大吉岭噶厦，策划“西藏独立”，争取西藏地方脱离中国，变成它的保护国，取得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十三世达赖在大吉岭住下不久，英国即以藏局不稳，需要保障驻江孜、亚东英国官商安全、防止意外为由，派兵一部驻扎则里拉山口以南之纳塘，显然带有警戒达赖的安全、为达赖撑腰、威胁入藏清军之意。而入藏清军亦分别开赴江孜、亚东、帕里等地驻扎，维护商埠秩序。英军与清军遂在西藏、锡金边境一带形成对峙。
    
    所以，英国这时对西藏绝非执行什么中立的不干涉政策，相反，它仍然奉行着制造“西藏独立”但在表面上是比较含蓄的干涉政策。然而，在此后不久的西姆拉会议前，它就立即转为执行露骨的干涉政策。
    
    英国在成功地拉拢十三世达赖喇嘛居住印度进行“西藏独立”活动以后，乘势在西藏上层人士中进一步实行笼络。这一时期，他们培植出一批重要的亲英人物，如夏扎班觉多吉、达桑占堆、赤门诺布旺杰等，这些西藏地方的“买办”人物，将达赖一步步推向与祖国进行全面斗争的地位，以利他们凭藉达赖喇嘛在藏胞中的威望实现“西藏独立”。这一时期，他们投靠英国进行“西藏独立”活动的具体目标是，先“将西藏的外交事务置于英国控制之下，而由他们自己掌管（西藏）内部事务。”这是英国盼望已久的，成为后来英国得以策划召开西姆拉会议的政治基础。
    
    英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军事手段恣意欺凌中国西藏地方，又以政治手段笼络和培植了西藏上层的亲英势力，发明了旨在分裂中国的“西藏独立”论。这个“西藏独立”论，给中国带来了灾难，使得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晚清朝廷穷于应付，也给尔后的民国政府造成很大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