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声报讯：制度是近期以来的关键词。许多景点既是文物保护单位，又是旅游点，如果在定位上不明确，又没有完备的管理制度，一旦出现诸如门票涨价这样的问题时就很容易夹缠不清。焦点在票价高低，根子确是景区的管理制度缺失。文学评奖也一样。虽然艺术作品的评价向来见仁见智，可是奖项评比制度则必须公正严格，如果奖项的主旨清楚（是关注现实问题还是注重艺术创新）、评选过程透明化（不再对入围名单遮遮掩掩），公布评奖的时间表，相信争议就会小的多，读者也会明白的多。
    
    话语一：景区门票疯涨背后的制度缺失
    
    矛头指向——制度建立
    
    景点之所以有恃无恐涨价不休，关键不在于门票本身是否缺乏管理，而在于景区背后存在的一系列深层的制度缺失：
    
    首先，这种缺失表现在景区管理权限的混乱上。众所周知，风景名胜也好，世界遗产也罢，它们在最终所有权上都属于国家，是属于全体国民的自然和文化财富。然而在现实管理中，这种景区的根本权属却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各种景点名胜不仅在中央层面分属建设、文物、林业、水利等多个部门掌管，而且具体的管理职责也事实上主要落在各地政府手中，成为景点所在地的地方财产。这样，国家财产部门化、地方化的结果，必然是景点的被工具化、牟利化；“加强管理”只能是“加强收费”。所以，现在我们需要追问的不仅是景区涨价是否合理，更要追问，国家的景区，谁有权决定它涨价？
    
    其次，伴随这种管理权属失范的，是景区本身内在性质、功能定位、认知上的混乱：风景名胜、遗产文物，究竟是社会性的公益物品，还是商业性的牟利工具？其基本功能是文化上的精神熏陶，还是经济上的牟利生财？
    
    如果我们不从制度根本上落实景区国家性、公益性品质，就门票谈门票，不仅这股涨价风很难遏制，旅游观光费用会变得日益奢侈，而且从长远看，国家景区资源的保护前景也难以令人乐观。
    
    今天看来，北京六景点门票涨价确实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如果全国的景点都在长假的时候提高票价，旅游将变成贵族消费。明确权限、严格管理是避免景区成为牟利工具的最好措施。而就门票谈门票是永远也不能解决问题的。
    
    话语二：圆明园何以如此不宁
    
    矛头指向——制度执行
    
    在纪念碑前祭奠烈士的十几批人，没有一批默哀坚持了3分钟，通常是《国际歌》放了二三十秒就停止了。问负责放音乐的一位女同志，她说“脖子埋那么久不酸么？”
    
    圆明园到底是北京市一个普通的开放公园，还是一个承载着特殊历史记忆的国家遗址公园？圆明园的定位始终不清。
    
    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公园，管理部门从吸引游客的角度出发，建造水上娱乐设施，或者以复建的名义，建一些类似宫殿的假文物，都不应该有什么大是大非。尽管这样的东西，全国各处的旅游景点和开放公园都可能会建，圆明园是否要建，圆明园有很大的自主权。可是，作为遗址公园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圆明园，既有文物主体的明确保护范围，又要遵守整体风貌和缓冲地带的保护细则。圆明园实施任何一项工程，无论是出于保护还是其他动机，都必须遵守《文物法》的规定，都必须以保护文物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为前提。
    管理权不明晰，是导致圆明园定位不清的行政原因，也是中国文物管理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长期以来，除了故宫等极少数几个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外，几乎所有文物的归属管理一直是条块交叉。一方面，从所有权来说，文物是国家所有，业务指导单位是各级文物局，但实际上，文保单位的人权和财权都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地方政府对文物保护单位实施直管。这样一来，形成的格局是，一旦文物局作为业务指导部门，意见或政策与地方政府发生冲突，文保单位只对地方政府负责而不是对文物局负责。再加上，除了国家文物局外，其他各级文物局又都是地方政府下辖的职能部门。如此一来，名义上，文物局是文保单位的业务指导单位，但实际上能够对文保单位指手画脚的只有各级政府。何况，条和块交叉，地方希望付出最少回报最多，而业务指导部门则希望加强保护，自然产生矛盾；条和条交叉，责权不明确，就会产生一些管理空白地带和相互推诿区域。
    
    在文物保护领域，知法犯法，违法不究。文物执法无力，文物保护有法不依，《文物法》经常形同虚设。文物局长为什么会面临这样的无奈？纷繁复杂的社会现状派生出许多新问题，《文物法》的个别条文不够明晰，没有及时增补和丰富，是一个原因。另一方面，在许多地方长官的心目中，《文物法》不同于其他大法，不必强制执行。最根本的症结，这里面涉及到经济利益——“开发”文物，可以获利；保护文物，则要花钱。
    
    除了权限的问题，圆明园防渗工程还暴露出《文物法》执行难的问题。这也提醒人们：制度（法规）建立起来以后，如果保证严格执行还有更长更难的路要走。
    
    话语三：“茅奖”评奖过程没有时间表
    
    矛头指向——权威性
    
    11月12日《新京报》率先披露了不完全入围名单，刊载了莫言的《檀香刑》等17部入围作品的名单，其中包括了后来获奖的三部作品。报道同时披露，所有参与此次评奖的评委都对谈论入围情况讳莫如深，采取了回避媒体的态度，而从中国作协机关报《文艺报》得到的消息是，名单可能有变化，因此暂时不发布。
    
    2003年11月17日《北京青年报》发表文章，称有批评指入围名单中缺少直面现实的佳作，同时有评委表示应扩大评选的作品数量。
    
    2004年2月20日上海《新民晚报》发表报道，称中国作协有关人士表示，此前媒体披露的23部入围名单消息不实。
    
    2004年10月16日《南方都市报》发表《茅盾文学奖近期出炉？》的报道，并发表评论《程序比结果更重要》，对茅盾文学奖的评奖程序提出质疑。
    
    据该报道，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陈建功表示评奖结果会在“近期”出炉，但拒绝透露具体时间；评委雷达透露，评委会刚刚成立，评委正在审读作品，具体什么时间出来还不能确定。此报道还披露，在媒体披露的23部作品的基础上，最终入围名单已增加了6部作品，原来评奖条例中有一条规定：“经由三名以上评委的联合提名，可在初选审读组推荐的书目以外，增添备选书目。”
    
    报道同时还引用评论家言论表示，作为一项官方权威的文学奖项，茅盾文学应该注意自己在评奖程序上的规范性。应有一个明晰的评奖时间表。
    
    从开始对入围名单的讳莫如深，到后期对揭晓日期的一拖再拖，茅盾文学奖的结果受到置疑也就自然而然了。尽管评委们一再解释整个评选完全符合程序，但与其百口莫辩，不如从评选制度和制度的执行入手来增加茅盾文学奖的权威性。(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