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衡：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1927年出生于湖南，1947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是中国第一位考古学研究生。曾任北大考古系新石器时代-商周教研室主任，对中国商周考古工作有开拓之功。他主编的《天马——曲村1980-1989》曾在美国获奖。著作有《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商周考古》等等。
    
    邹衡的家是一个书的世界，大部分空间包括床底都为书所占据，留给人活动的地方已经很有限。从上世纪40年代末到现在，他买书的历史已近60年。他的书房三面的墙壁都是到顶的书柜，靠窗的桌子以及地板上都堆满了书。虽然是年近8旬的老人了，但他仍然把大部分时间用来读书、写作。在书桌上有一叠摊开的稿纸，上面是他写了一部分的文章。老伴告诉我，他每天5点就起床，在那里一趴就是一天，直到十一二点才休息。
    
    藏书装了41辆三轮
    
    虽然已经有了好几万册图书，邹衡仍然觉得，“我这点书算什么？北大一些老一辈的学者，家里的书比我多多了！”他在中央党校工作的老伴告诉我，搬家到这里来的时候，仅仅是这些书，就用三轮足足拉了41车，另外孙女用小汽车拉了满满一车。
    
    他带我来到卧室，把书柜打开。一股陈书的气味马上扑面而来，在门口的地上，有两个很大的包，老人告诉我，“这是我家里最贵的书，一套是6万多的《甲骨文合集》，还有一套是两万多的《金文合集》。这两套书是前几年买的，但买回来后一直没有拆包。”另一间卧室也有不少书，在饭厅有两个书架，一个装着历史学方面的著作，一个装着一些外文原版书，他解释说，“外文书已经被我儿子拉走了一面包车，现在剩下的只有很少。”
    
    学问是跑出来的，也是泡出来的
    
    邹衡买书直接受到了著名历史学家、北大教授张政烺的影响。每到星期天，张先生总爱去琉璃厂逛，遇到合适的书就买下。1947年上北大的时候邹衡住在宣武门，买书主要是在西单，因为那里最近。那时，他买的主要是大开本的政治、法律、经济方面的书。其中，主要以外文书为主，因为当时法律系用的课本都是美国的。“那时的外文书比现在更多，也更容易见到，什么书都有。”邹衡说，在琉璃厂买中国古典小说比较多，像《儒林外史》、《官场现行记》等。他还买全了巴金的作品。在外国小说方面，买的主要有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以及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此外，他还买齐了钱穆作品以及王国维、翦伯赞等人的部分著作。
    
    1949年从法律系转到历史系以后，他与张政烺先生一样，也养成了周末逛书店的习惯。“但是，张先生是教授，有高薪水；我是一个穷学生，哪有那么多钱买书？有时在那里看书，有些书非常好，但也没有钱买。”邹衡说，“但是，我周末逛书店、书摊的习惯一直保持了下来，参加工作后也没有改变。”那时，他经常去的有四个地方，琉璃厂、西单、东安、隆福寺一条街。其中，跑得最多的地方是琉璃厂。
    
    做研究生以后有了一些补贴，邹衡开始买书了。他说，自己经常“换书”，一般文科的学者都有这个习惯。“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学问。
    
    “很多学者、作家的学问就是经常跑书店‘跑’出来的。”邹衡说，同一本线装书，不懂哪个版本最好，有时在书店一看就是几个小时，看熟了以后，才明白应该买什么样的版本。有些书已经买下了，就带到琉璃厂卖给书店，自己再换一个好的版本。这样若干次以后，就增长了很多知识。他对于文史哲类的图书都喜欢。邹衡更愿意把周末跑书店说成是“逛书店”而不是去买书，因为去之前并没有打算买一本什么书。他说，去图书馆查书很麻烦，在书店，书都摆在那里，可以随便看。“逛书店是最能让人增加学问的一个途径。”
    
    收集原始的“鲁迅全集”
    
    邹衡家里至今仍保存着民国时期出版的“四部备要”（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和“四部丛刊”（上海涵芬楼印行，即商务印书馆）。他随手抽出一本《水经注》说，“四部丛刊”是比较靠得住的，自己买到了其中的大部分书。但是，开始的时候不知道版本，买了一些。后来明白以后，就把这些都卖掉了，换成了现存的“四部丛刊”。“因为你要引用书中的内容，如果不是这两个版本，别人会笑话你不懂书。”买《西厢记》、《红楼梦》等古典小说的时候，他也换过几次版本。转系之前，他很崇拜鲁迅。于是，就开始收集鲁迅作品。虽然1938年出版过《鲁迅全集》，但他更中意的是鲁迅各种作品第一次出版的版本，一次一次往书店跑。运气好的时候，一次能遇到两三种，运气不好的时候，一种也遇不到。这样持续到60年代以后，他终于收集齐了完整的“鲁迅全集”。说到这里的时候，邹衡很得意，“这些书我在‘文革’的时候也没有处理，现在还搁在柜子里。”邹衡家里最古老的书是明朝出版的《博古图录》，这是一套与考古有关的著作，他头一次看到的时候没有钱买，就让老板帮自己留着，找三个同学借到了买书的钱，然后如获至宝地捧了回来。
    
    买书费尽一生积蓄
    
    到“文革”的时候，邹衡三间屋装了两万多册书。因为害怕红卫兵抄家而担上罪名，邹衡将先前所购的政治、法律、经济以及中国古典文学等书全部以5分钱一斤的价格分几次卖给了废品收购站，只留下了很少一部分如《西厢记》、《儒林外史》等。
    
    “大概卖了二三百块钱。”邹衡说，卖书的时候，自己都没顾上心疼，只求不要因为家里的书而引火烧身。连在西单买的校长胡适的大部头《胡适文存》也不敢留，因为胡适跑到台湾去了，是“反动派”。他自己的一些学生，这段时间没事情做，就到他家里来借小说，大部分借走了就不还。
    
    从研究生开始，邹衡的所有收入和积蓄，除了留下吃饭和抽烟的钱，其余的都用在了买书上。老人称，“衣服可以随便穿，我也不讲究。”老伴在一旁说，“他1980年的时候，工资是79块多。1982年出国讲学的时候到美国大使馆去办手续，别人都是西装革履，只有他穿得太寒酸，中国人都不理睬他。他抽的烟也是最便宜的。”邹衡说，自己是一有钱就买书，所以以不高的收入，几十年来买下了这么多书。
    
    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家调整政策，他的收入提高以后，反而用不着买很多书了，因为有很多人送。他现在书架上的英文书全都是别人送的，此外还有日文、法文、德文、韩文和台湾的繁体字书。他后来订了几种杂志，但买书已经很少——因为年纪也大了，不一定需要。他很少借别人的书，自己的书也很少借给别人。说起“文革”时期学生借小说不还，他仍然记得：“一套一套地借走了很多，也不还给我。”“1996年买《甲骨文合集》、《金文合集》的时候，以为自己还能活很多年。”邹衡说，“后来生病了，也没有精力读很多书。”尽管如此，他仍然对后辈学者少读书也不买书的现象耿耿于怀。他考古研究了一生，这些书就是他一生最大的财产。(来源/新京报，作者/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