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不断给人类注入思维活力,使人们体验到逼真的生活景象,看清每天世界的面目,改变着人类对现实与未来的陈旧印象。它给人们提供的无限丰富、源源不断的事实,在重构世界中让受众感受生活的真实变化,事实包含的知悉量便成为关键性的因素。人们每一次接受某类新闻,都在记忆中增加了新信息并和以往的认识不断融合,头脑中出现了客观世界的多层意境。对于媒介来说,报道把世界图示出来,其知悉量越大,越能体现新闻的最大价值,重构世界也就越加深化,为受众提供了认识生存环境的中介。
二、好新闻意蕴深刻,引起社会轰动
世界上每天发生亿万个事实,由于种种原因大量事实被记者漫不经心地抛弃了,而重要的事实从大海捞针般筛选出来,主要是由于重要事实本身具有意蕴,被记者所看重。某一事实对公众有害或有利,有趣或哑然失趣,往往引起人们凝重的思考,就是事实的意蕴。意蕴给事实赋予一种功用,使记者竭力地张扬或封锁它。
新闻不是政治口号,更不同于政治宣言,也不是美学意义上的艺术品。新闻把客观世界的真相告诉受众,再现事实的微妙和评价事实的机敏,构成新闻作品意蕴的两个因素。当新闻报道保持自身的运动形式时,也保持着自身质的规定性。无论观察新闻内容还是记者的言行,它们都处于一种报道体制的发展中,记者的活动成为相对静止的存在,表现为稳定的某种意识模式。把新闻永久性的价值和现实的追求统一起来,就变为人们头脑中的永存的记忆。好新闻,总是具有这种深刻的意蕴。
历史标志性的新闻作品不是“一次性快餐”,在它首次面世后新闻性并不能很快损耗,在历史进程中依然充满着生命力。典范性新闻为后人提供了借鉴的文本,灌注着个性思考,闪烁着独特的魅力,作为文化的积淀物保存下来,因为它深刻地再现了时代的巨变和人民的厚重追求。岁月涤荡、风吹雨打的新闻代表着一段生活、一段故事、一种情感、一个不平凡的历史过程,读着它们,就仿佛站在新生活基点上倾听一位老人的叙说,洗去我们心灵的浮躁或迷茫。
媒体报道的事件不管多么重要,报道后如同泥牛入海,无声无息,就不是一条好新闻。优秀新闻的标准不仅在于思想内容是否正确或重大,而在于它产生的社会震动。新闻如果反响强烈,必然是重大的、正确的,反之则亦然。评价好新闻的首要标准是由社会反响来判断的。不同政治派别由于利益不同、政治观念不同,对同一条新闻的需要点不同,对新闻的社会价值的认识也大不相同,但却有一致的新闻价值观。即同一条重要新闻对任何人都可能有认识上的需求性,产生全方位的社会轰动。
这种轰动是由思想深度激发的。一篇新闻作品越能引起轰动,它的意蕴越大、越丰富,越难加以概括。新闻的意蕴之所以难以把握,是因为社会生活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在生活现象背后蕴藏着深厚的、不易被觉察的趋向。表现复杂生活现象的新闻,自然也是多层次、多角度的。解析新闻事实,从而揭示生活现象的内涵,把记者的意向剖析得准确、利落,是确定好新闻的重要切入机制。
三、好新闻散发强烈的感受性
新闻由内容的内部结构和外在表现手段而构成,是一种思想创造物。新闻作品的形式不仅是作为内容的载体,而且作为记者把握世界、反映生活的再现框架,具有特定的美学意义。内容寄托在形式之中,形式使内容定型化,储存于物质载体上。
新闻属于社会事变领域,好新闻给人以某种震惊或感奋或愉悦,形成新闻的感受性。这种感受性既来自事件本身,又来自新闻作品的形式。一件令人吃惊的事件,完全可能由拙劣的记者写得不那么“吃惊”,感受性消失得一干二净。新闻的感受性包含着丰富复杂的内容,是特定时代、特定现实生活的反映,也是历史的折光。现实事件不会直接进入作品,而是经过记者思维的过滤、催化和再生的过程,渗透着人类心灵的甘泉,涂满记者个性的色彩。记者特定的立场或情趣,通过巧妙的形式悄悄流进或撞击受众的心田,有力地影响着受众的深层心理。
好新闻的意蕴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性,在受众心目中成为某种象征而被吸收,以其不同的心境代入不同的经验内容。就这个意义上说,新闻作品的最高技巧,乃是找到恰当的形式达到象征和感受的效果。
优秀的新闻作品通过优美的形式和丰富的内容,把人的生命感及潜藏着的哲理生动地揭示出来,给人类提供一种强烈的精神象征。这一切都是通过受众的感受来把握的。新闻作品的结构美、语言美、图像美,激活事象的鲜明性,超出司空见惯的模式而使受众进入深思的过程。面对一条好新闻,受众在事象观照中,发挥心智进行探求,得到一种隽永回味、寻思领悟的认识。新闻形式的感受性,可综合为求真性、新颖性、动情性,各种新闻手段、方法、技巧都处在这三种因素构成的系统中。孤立地追求和讲究真实性,或者孤立地讲究新颖性、动情性、蕴藉性,都不能得其感受的精妙,也无法使新闻产生震撼。
——刘建明
刘建明,1942年生。清华大学新闻传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多所高校兼职教授,多种学会理事,《北京观察》杂志编委会副主任,第八、第九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学委会副主任,国家教育部新闻学指导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964年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先后当过中学教员、记者,1982年7月和1988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先后获新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82年9月至1985年9月,任记者、市级广播电视局局长兼总编辑,1988年7月任国际关系学院新闻系主任,1995年7月调入清华大学任教。主要著有《宏观新闻学》、《科技新闻理论与写作》、《基础舆论学》、《当代舆论学》、《当代中国社会舆论形态》、《现代新闻理论》、《天理民心》、《邓小平宣传思想研究》、《穿越舆论隧道》、《媒介批评通论》、《舆论传播》、《科技新闻传播理论》、《第二次革命的伟大旗帜》、《邓小平后的中国》、《传播学总论》等专著、合著17本。主编《宣传舆论学大辞典》、《应用写作大百科》两部辞书。20年来,在报刊上发表有关新闻学、舆论学、传播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当代中国研究等论文530多篇,多种论著获优秀成果奖。长期讲授“新闻理论研究”、“舆论传播学”、“新闻学经典论著研究”、“科技新闻”、“外国新闻媒介史”等课程,“舆论学”课程曾获北京市教学成果奖。
主要论文有:
《重提新闻写作中的想象问题》(《新闻学习》 1981)
《舆论学初探》(《新闻研究》 1981)
《新闻信息及信息量研究》(《新闻学习》 1983)
《新闻洞与新闻折射系统》(《新闻学会通讯》 1986)
《深度报道的范式》(《新闻界》 1990)
《新闻传播陷阱与经济震荡》(《新闻记者》 1995)
《媒介批评的文本理论》(《现代传播》 2000)
《媒介批评的结构主义方法》(《国际新闻界》 2000)
《新闻自由的认识逻辑》(《新闻爱好者》 2001)
《新闻理论研究的思维飞跃》(《新闻界》 2001)
《全球化的终极与国际传播架构》(学术会议论文 2001)
《网络传播的法理》(《声屏世界》 2001)
《权威是媒介的一张品牌》(《新闻实践》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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