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究竟是经济发展的万能药？还是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的罪魁？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但是，不管是欢呼还是悲哀，没有人能置身其外。从前有句老话：惹不起，还躲不起？可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惹不起，可能也躲不起。因为你无路可逃，只有顺应潮流。
    
    几天前，在上海浦东黄浦江边的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了一个题为“走经济全球化之路：中国在新世纪的机遇与挑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者中才俊汇集。他们不少已经获得国外著名大学的终身教授，这些捧着"金饭碗"的海外经济学人，对于中国的问题，有着不同的视角与见解。他们的观点也许难免偏激，但却值得关注。因为，希望中国好起来，是他们由衷的愿望。
    
    全球化：天赐良机莫错过
    
    回顾五百年来三次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过程和基本特点，根据各国对经济全球化的不同反应，美国沙凡那州立大学经济史教授洪朝辉将世界各国大致分为“不知不觉”、“后知后觉”、“半知半觉”和“先知先觉”四大类。
    
    洪认为，“四小龙”属于“半知半觉”一类。因为它们尽管创造了经济奇迹，但由于忽略或压制了政治民主，过度强化国家对市场的控制，导致经济发展的后劲严重不足，成为这次亚洲金融危机的一大原因。
    
    目前的中国大致也属于“半知半觉”，因为尽管中国上下已经认同全球化的理念和趋势，但大多局限于经济全球化的层面，尚未全方位地推动非经济领域的全球化，还是坚持“中体西用”和“经济四化”，其后果可能是事半功倍。
    
    洪朝辉认为，全球化至少可以给中国提供四大启示：
    
    顺：自十五世纪以来，尽管全球化的发展常常出现起伏，但全球贸易、市场、资本、技术和信息一体化的趋势，却始终不变。面对潮流，你可以坚持自己的价值判断和政治立场，也可以对此不满反对甚至抗议。但为了生存与发展，你绝不能自外于潮流，甚至逆潮流而动。不然的话，无谓的反动，只能是自杀式的螳臂当车，印第安人的悲剧就是明证。全球化不可能完美，但不完美的全球化不能成为不参与的理由，只有参与，才能减少全球化的偏差，限制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全：世纪之交的全球化首先是市场的全球化，而市场的全球化必然要求信息全球化，这样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和教育自由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与此相配合，必然要求法制全球化`民主全球化和政治行为全球化。也就是说，中国现行的法律政体和观念必须与国际接轨。
    
    深：近代全球化的深度主要由“四化”来体现：即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民有化。眼下，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都有发展，但民有化仍没有正常的发育，尤其是土地民有化的尚未出现。众所周知，在公有、国有产权主导下的市场交易行为不可能得到私人资本的有力支持。
    
    新：中国必须创造具有自我特色的高科技产品，以非常手段开放市场、开拓市场、占领市场，并以非常措施开放信息渠道鼓励信息交流。只有如此，中国才有机会后来居上。
    
    洪认为，虽然不可避免地要应对无数挑战，但全球化对于屡失机遇的中国来说，是一次全球化乃是千载难逢的选择。中国既需要以工业化、城市化、民有化和市场化来深化对全球化的参与，更需要以信息全球化、教育全球化、法制全球化、民主观念全球化以及政治行为全球化，来全方位地推动自身的全球化。
    
    警惕"后发劣势"
    
    或许是因为经济改革进展到一定程度，遇到了厚厚的硬壳，使得当前许多经济学家比任何时候都关注政治改革。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杨小凯认为，经济改革只是宪政改革的一部分，如果忽略或回避经济改革与宪政改革之间的关系，落后国家期望经济改革得到的“后发优势”最终将成为“后发劣势”。
    
    人们常常说“后发优势”，说的是落后的国家可以通过学习先进国家的成熟技术和经验，少走弯路。“踩着别人肩膀攀高”，这对于后进的国家，堪称幸事。
    
    但杨小凯认为，后发展的国家可以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并在短期内取得令人惊叹的增长绩效。然而，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支撑，当模仿的潜力已经耗尽，或者劳动分工的网络变得日益复杂的时候，这种策略的长期代价将大大超过它赎买既得利益平滑转型获得的短期利益。因为“这种体制没有自我制度创新能力及相关的制度基础设施。”
    
    杨小凯认为，中国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主要归功于其落后的起始发展水平和模仿新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的新机会，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毛泽东的行政分权和国有企业对台湾和香港新发展模式的一个混合体。这个意义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不同于中央计划和企业统一国家所有权下模仿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的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不仿效任何资本主义经验的毛泽东的社会主义。
    
    杨小凯提示，不能用技术的模仿以及由此带来的短暂繁荣推迟甚至代替制度的变革，尤其是政治改革。否则，当模仿的潜力耗尽以后，失败或许在所难免。经济改革是宪政规则转轨的一部分，转轨的速度和时间由它的推动机制所决定。“如果缺乏宪政秩序和法治，可能将导致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统治阶层的假公济私和腐败的前仆后继。”
    
    杨小凯称自己的研究是“非常技术型”的，但他的观点常常无法回避现实的问题。比如他曾指出，在中国，由于规则的制定者、仲裁者、执行者和参与者往往都由相同的组织安排，便制度化了国家机会主义。国家机会主义可由政府对私人企业进入重要行业的控制来说明。中国就有一个不允许私人企业从事的行业表，这些行业包括银行业邮政和电信业、铁路、航空、保险、航天工业、石化、钢铁、出版、批发业、新闻等。
    
    杨小凯称，加入WTO以后，中国政府必须清除许多与国际规则不相融的制度规章，中国的宪政必须与国际接轨，这是中国融入全球化潮流的必要条件。
    
    经济观察报　2001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