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80年代美国人惊呼日本在“购买美国”、“购买美国的象征”--纽约洛克菲勒中心、“购买美国的灵魂”--哥伦比亚娱乐公司时，太平洋彼岸的我们很有些隔岸观火的兴致，甚至感觉这虽是日本人干的，但我们也出了口恶气--傲慢自大的美国人也有这种时候。然而时过境迁，【纽约时报】专栏作家鲍·克拉戈曼发现，如今美国公众对外资大肆并购美国公司的“态度相当平静”；他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在于美国人的“一种自鸣得意--美国现在是如此丰满，以至于美国人感到实际上是我们在并购他们”。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我们中的不少人还在类似80年代美国人对外来兼并的恐惧与“恶劣反应”（ 鲍·克拉戈曼语）中挣扎，特别是在预期我国入世后市场准入的限制将大大减少，被我们一些人称之为“狼”和“敌”（“与狼共舞”、“敌强我弱”成了与外资有关的时髦词汇）的外国资本将大量涌入“敏感”、“重要”领域的时候。
    
    就目前来看，虽然由于限制，还没有出现过一起规模较大的外资兼并中国企业的案例（港台地区除外），但仅仅是外商在中国建立的独资或合资企业所引起的一些反应就够严重的了。“产业安全危机”、“赚中国人的钱！”等，是一段时期以来我国媒体上最富于赋予刺激性的标题；“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力”、“享受中国市场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保护”、“占领中国市场”等这类最正常的外国投资策略和战略均被升华为“民族斗争”。一些作者不无忧虑地一再忠告（实际上是在重复自亚当·斯密以来所有经济学家都认可的观点，以及所有一般的投资者从不否认的事实），不要以为外商是慈善家，他们是为了赚取或攫取利润。显然，忠告者们并非无知到想以此来暗示中国商人是慈善家，而是要强调一个“外”字和所谓“内外有别”，暗示作为“狼”和“敌”的外商不配享受与我们同等的国民待遇。
    
    我们似乎很善于从企业的经济行为中嗅出“民族斗争”的味道。80年代，我们笑眼旁观美国人对日本的愤怒与无奈，现在我们又说美国太狡猾--当初把资产不良的公司搁在日本人肩上，换钱来进行自身的结构调整，之后又把日本人甩在后头，还把当初让日本人保管的东西（包括洛克菲勒中心）也拿了回来。问题是，我们就不能象美国人那样，把我们一些资产不良的“民族工业象征”让外商去扛着，换钱来进行自身的结构调整吗？恐怕不能，或许因为我们历来是谦谦君子，不屑于干这类损人利己的勾当。
    
    当然，在我们的公司兼并了外国的钢厂、铁矿等的时候，我们自然不提“民族斗争”了；如果当地人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我们或许会苦口婆心地向他们宣讲全球化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以及外来投资对当地的好处。
    
    鲍·克拉戈曼说并毫不客气地指出，80年代，美国人对外资“反应恶劣”，“是一种浅薄愚蠢的反应”；而眼下这种“说不定谁兼并谁呢”的情绪，反映了“十足的陈旧世风--美国人的傲慢自大”。他寄希望于美国人的理性与成熟。
    
    我们该如何从自卑与傲慢纠缠不休的心态中解脱，而将兴趣集中在真正重要的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上呢？由于我们民族辉煌的历史及后来的耻辱（鲍·克拉戈曼以“数世纪前中国人被野蛮人征服”时的心态作为例子，来分析美国人），由于我们目前的落后状态及体制和价值观转轨的艰难复杂，我们的解脱历程恐怕更为艰辛。但无论如何，我们需要解脱，而解脱只有靠理性与成熟。否则，我们大不了也只能象美国人那样，在“虚弱”时只想着自己被“出卖”，“反应恶劣”，而在有“实力”时趋于那种“实际上是我们在并购他们”的假想，毕竟我们民族历来有着对外来事物及人的无与伦比的同化能力；或者，当“虚弱”与“实力”并存之时，两种反应兼而有之，徘徊不定。
    
    面对外来兼并，人们难免会有一种本能的抵抗。谁不想作强者、当老大呢？问题应当是人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或在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有效地利用这种本能，来加速自身的发展。美国人对外来兼并的“反应恶劣”相对并不那么强烈，因为他们毕竟从小就受到市场竞争的教育及环境的熏陶，此外，由于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某种天然的全球化倾向，否则，美国政府即便是铁杆的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迷，也不敢违背强烈的民意，在80年代面对日本“购买美国”而不采取限制措施（就算是诡计吧）。结果，美国没有虚弱下去，倒是对市场准入限制过多的日本虚弱了。这或许是经验，也是教训，似乎是在告诫我们：如果由于种种历史与现实及人类本能的原因，我们不得不对外资“反应恶劣”的话，那么，其强烈程度应控制在不足以左右政府决策的范围之内。此外，我们还需加紧补上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必修课，强化平等竞争、互利双赢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