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记１９８８年５月采访戴厚英
    
    命运象一只无形的手，安排我与戴厚英有一面之交的缘分。
    
    既不在我当记者工作的北京，也不在她当作家生活的上海。我和她萍水相逢于椰风蕉雨的天涯海角。
    
    １９８８年春天，海南岛被升格为中国第３０个省份，并开始创办大特区。一个特字，吸引了多少人去闯海南，寻找旧体制外的一片新天地。戴厚英对这个新生的省份也怀着几分憧憬。这一年４月底５月初，她从美国探亲回国途中来到海南。她告诉我，她想了解一下大特区能否办私人出版社。当然，她也有一个任务，海南省作家协会邀请她给青年创作班讲课。
    
    创作班设在五指山下的通什宾馆。我在宾馆外宽宽的山路上，第一次见到她。她刚和学员们一起游玩归来。一顶草帽，一身布拉吉，一双白凉鞋，和学员们一样容光焕发，一样步履轻捷，我竟没有把她从年轻人堆儿里辨认出来。要知道那年她已过完５０岁的生日。
    
    我记得她晒得黝黑，甚至不逊色于在南中国海的阳光下晒了一辈子的海南人。她说，因为她来自夏威夷，她的女儿在夏威夷大学读生物化学。她从那片阳光下直奔海南岛来了。
    
    没有先回上海的家，再一次证实了戴厚英对南方，尤其是对广东特殊的情愫。在她最困难的时候，是广东省保护了她。接她到广州写作，花城出版社推出了她写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力作《人啊人》、《空中的足音》。
    
    ５月２日至４日，我与戴厚英有３天的接触，对她进行了两次时间很长的采访，还听了一次她给海南师范学院学生们讲课。３天以后，我们分手了。从此再也没有联系，没有见面，没有通信，甚至电话也没有打过一只。这在我２０多年的采访生涯中是很罕见的。因为但凡我用心用力采访过的人物，尤其是女同胞，我总会和她们保持或多或少的联系。戴厚英却消失了。
    
    可能因为我始终感到对她欠了一笔帐。事后我竟没有写出一篇象样的文章，实在愧对她那番推心置腹的交谈。下不去笔的原因很简单。还是戴厚英有先见之明，在接受我采访的开始，她就说：“我不愿接触记者，你们也身不由己。”确实，她讲的有些话，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好发表，况且那时戴厚英的身上还多少有一些“敏感人物”的阴影。
    
    ８年过去了。正如一首宋词中写的“今非昨”，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进步的速度比预想的要快得多。可惜“人成各”。我已无缘再见戴厚英。她遇害以后，我翻箱倒柜找出当年的笔记本，本子里留有１０几页密密麻麻的记录。一行行看下去，她的面容、她的眼神、她的手势又活在我的眼前。当时采访的内容很宽泛，涉及她的心路历程、创作道路和文学观、下一步的写作与生活计划等等。我只略作文字和段落的调整，基本原文照录，希望能为她保留一份真实的历史资料。
    
    开场白：
    
    我有点儿代表性。我是中国一群女作家中的一个。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个。我在这几年（指８０年代初）受过两次批判。我所做的努力，就是要求公开对话，但石沉大海。我的处境很微妙，好象一个带菌的人物，走到哪里，都有一种气氛。我只当什么也不懂，可心里感觉很不好，很压抑。不尊重人、损害人格的事情，我是最不能容忍的。名与利都可以丢，就是人格不能丢。
    
    到哪里我都不讲假话，但不能把真话都讲出来。即使我的话不讨有些人喜欢，我也不会留在国外。中国的问题需要人去解决。越走出去，越感到中国的贫困落后。我摆脱不了祖国。祖国贫困落后，我脸上无光。况且我在国外能干什么呢？我不能用英文讲课，我很喜欢和我的学生们交流。当然可以放开手写作，国外的生活很安逸。但写作是需要感情的，长期在外，对祖国的感情会淡漠了。再之父母在，不远游。我是一个孝顺的女儿，我的父母都在安徽。我已经出国４次了。去过欧洲、美国，每一次都按时归来。
    
    创作道路：
    
    我这个人没有家传渊源，父母、祖父母没有当作家的，我是第一个。据说远祖是高级知识分子，但毕竟风光早完了。我的家在皖北小镇上，从小接触的是口头文学，民间唱本。会唱很多很多民歌。现在我和农村大嫂哄孩子，我会的歌谣比她们都多。少年时代，我很喜欢剑侠小说，想作剑仙侠客。我常常跟在道士的后边，希望他发现我有慧根。我还时时幻想着腾云驾雾，我的性格中至今有这个成分。喜欢我的人说我是女侠之风，讨厌我的人说我是江湖义气。我想这总比无情无义，翻脸不认人好。
    
    什么时候想当作家的呢？初中时，我看了许多苏联文学。大约我１２岁的时候吧，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写的一篇作文，语文老师给打了９９分。记得一个同学死了，我写的是他（她？）我对死亡有畏惧，写得有感情，不知不觉之间文字有了韵味。同学们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叫小丁玲．但到了高中，我理科学得好，数学特别好，那时侯我最想当的是律师了。
    
    １９７８年我正好４０岁。整整２８年我没写过一篇小说。这次拿起笔，完全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感情。回顾走过的几十年的路，我感到前半辈子活得冤枉，活得窝囊。事业没有了，生活被破坏了，理想破灭了，突然发现自己站在一片荒凉的沙滩上。
    
    四十而不惑。我四十开始惑了。我确实有错．错在几十年来把脑袋交给别人了。我没想到自己也是一个人，也有头脑，而且是相当聪明的头脑。我要对自己负责。从那以后，我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自己的眼睛观察，自己的声音唱歌，我谁也不崇拜了。从自己看到我们这一代人，其实别人也有这样的痛苦，不过程度不同，表达方式不同罢了。整个我们这一代人给坑了，再也不能这样走下去了。应该把我的思考写出来，这就是我的创作冲动。
    
    从第一部小说到现在，我始终坚持写自己心里要说的话。如果能代表一部分人的心声，对总结中国历史有作用，我就把它写出来。也可以说，我是一个愿意对时代对历史承担义务的作家。我觉得我们必须把近十年甚至近百年的经验总结出来。文学的复苏，是从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结开始的。文革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吗？它的成因复杂，客观地剖析，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我们这个国家各方面弊病的根源，传统的弱点。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总结，就不可能和过去的历史决裂。很可能走了一个大大的怪圈儿，从反封建开始，到后来实际上把封建主义发扬光大了。许多过去认为很正常的事情，我悟出了不正常。西方的荒诞派，需要经过哲学的思考，才能看出荒诞。而我们只用眼睛，就可以看出大把大把的荒诞。我是为了这个目的去写作的，我没有背离过这个目的。
    
    文学观：
    
    我的创作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写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是写我故乡的老百姓。无论那个部分我都要总结历史，探讨历史和文化的关系，和社会各种各样体制的关系。我以文学作为我思考表达的工具，这可能与一些纯文学作家有所区别。因为据说文学就是文学，不应该承担任何理念、义务和责任。我不这样看，我觉得可以有不同的文学观。所谓文学观实际上都是作家本人提出来的，有多少种文学现象就有多少种文学观，不应该只有一个君临天下。
    
    我的文学观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愿意承担这个责任，愿意冒这个风险。因为在这样的文学中，我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在这样的文学中同我们的时代一起前进，感觉到自己的价值。在目前文学行情看跌的情况下，我坚持这样写，可能是自作多情。我理解一些作家作出其它的选择，一是文字工作太清苦，二是其作用微乎其微，但是我不会改变自己。
    
    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承担很多角色。我是一个公民、一个党外人士、一个母亲、一个教师、一个作家。我作为一个人，要把我觉得应该说的话说出来。我前三部作品＜诗人之死＞、＜人啊人＞、＜空中的足音＞写的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第一部写曾付出怎样的代价，第二部写了代价后的思考，第三部想写思考后的行动。我感到惭愧的是我不能告诉读者应该怎样行动。＜空中的足音＞调子是比较低沉的。我常常感到想做一件有价值的事情的时候，就会看到一张网在等着你，你苦苦挣扎，想拼个鱼死网破。结果鱼死网不破。我曾提倡一种笨鸟精神，后来我知道了，弄不好就变成惊弓之鸟。象＜人啊人＞还险些变成了呆鸟。但我还是乐观的，相信坚持下去，坚持几代，必有成效。我们的社会毕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创作计划：
    
    现在我已把主要精力放在写下一个长篇三部曲＜流泪的淮河＞。我是淮河的女儿。我长在淮河边，我的父母兄弟还在那里生活，我要写故乡普通老百姓的命运。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反思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必须了解人民，把他们的命运和知识分子的命运结合起来，才能看清楚历史的面貌。况且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受伤的不仅是知识分子，伤害最深的也未必是知识分子。我常常感到在老百姓中间，我的这种痛苦成了奢侈品，好象一种精神特权，因为他们还没有能力感受到自己生存中的悲剧。历史有各种各样的悲剧，最心寒的是无声的悲剧，没有反抗的悲剧。
    
    我已完成第一部＜往事难忘＞，写到了大跃进以后。１９８６年我到安徽走了一个月。我没有办法平息自己的感情。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安徽风调雨顺，农村搞得那么惨，完全是人祸，大办这个，大办那个。第二部写农村文化大革命。题目未定，我一般完稿后才作题目。第三部写改革开放后的农民状况。即使写现在，我的兴趣还在历史。因为现实生活中包含着历史，历史对我们并没有成为过去，讲历史也是为了讲今天。中国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根本的变化还没有到来。我和许多人一样感到困惑不安，今天的生活就好象踩在一块有裂缝的木版上，随时可能一分为二，你会从中间掉下去，缺乏稳定感和安全感。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这是好事，因为过去的安全感是牺牲自己换来的，稳定感的背后是贫穷和落后。要打破这种平衡，需要作出一些牺牲，这是值得的。
    
    写知识分子不用特别了解，但对农民的思维状况我不大熟悉，我还要再体验．我想留职停薪两年，有时离开上海，下一步写文化大革命，要使自己完全沉浸到那种情绪中去。先到广州去写，然后回到父母身边，在农村住一段时间。我也希望从人们的注意中撤离出去，让我休息休息。
    
    我打算写到５６岁就不写了。最后写一部自传，用非常真实的态度来写，以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的经历，好的、坏的，写出我是怎样变成这样一个人。我对自己有很清醒的估计，受才能、修养、经历的限制，我把自己叫做过渡性人物、过渡性作家。我不会成为什么大作家，我只能和很多很多作家一起为中国出现大作家做准备。
    
    杂谈：
    
    ５６岁以后我想好好享受一下生活。我很会生活的，爱玩儿，当过体操运动员，演过戏，喜欢中国丝竹音乐，特别喜欢听二胡。在上海从来不进舞场，都是在家里，工作之余，跳迪斯科，这种舞可以跳得很自由，不用和别人配合。我也喜欢旅游。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打扮。总之，如果我觉得写累了，那么我就坚决地把余热献给我自己。
    
    至于爱情，请允许我保护自己的隐私权。我带着女儿单身生活。我只想说一句，中国的男人，和我同时代的中年知识分子，可敬、可怜的多，可爱的不多。
    
    在以后的８年中，戴厚英是怎样写作的，怎样生活的？她的第二套三部曲以及她的自传是否如期面世？我只断断续续听到一些消息。据说书都出了，但显然没有第一套那样走红。文学圈儿里有一种说法，认为戴厚英属于８０年代初期那批作家，他们的作品在一定的意义是在理念上的突破，说出了十年浩劫以后许多人想说的话．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学逐渐失去了轰动性效应，她的创作观念以及技巧就有些落伍了。后来我还听到一个传闻，她皈依了宗教，常年吃素，多行善事。但留在我记忆中的她，还是那幅充满了社会责任感的模样。
    
    有一个情节需要再写上一笔，那是当年５月３日晚上发生在从通什到海口路上的一幕。
    
    那天我和她同乘一辆小轿车回海口，起程时已经晚上８点多了。一路快行，我们都有些倦意，睡眼朦胧之间，恍惚感到轿车突然停住了。司机说：车坏了。开门下去检查．鼓捣了半天，他宣布，修不好了。
    
    我和戴厚英站在马路旁，这时已是深夜１２点，离海口还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建省之初的海南公路，可远没有如今这样日夜的车水马龙，何况我们的车“趴窝”在冷僻的中线公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有满天的星斗，还有公路两旁无边的稻田上，飘浮着一团一团萤火虫，那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壮观的成群飞舞的萤火虫。
    
    我们希望能招呼一辆车，顺路的就搭个脚，反向的则请他到有电话的地方，设法通知有关部门再派一辆车接。可是腿都站酸了，连个车影儿也没有。陪戴厚英的海南省作协的同志很不安，连连向她道歉．她却毫不在意。面对着广阔无垠的天与地，她的兴致越来越高．几个深呼吸以后，她伸出双臂拥抱大自然，然后出其不意地建议：“让我们唱歌吧。”话音甫落，她已引吭高歌。于是我们跟着她一首一首唱下去。我记得当时我们唱的歌，几乎囊括了５０、６０年代所有的歌曲，包括苏联歌曲，后来唱到了７０年代，语录歌、样板戏、红太阳颂歌，那曲目比我听过的任何革命歌曲大联唱都丰富得多。我很惊叹戴厚英的记忆力，无论对旋律，还是对歌词，她都信手拈来，大部分歌曲是她领头唱起的，而且一气呵成，唱到结尾。
    
    终于感动了上帝。在我们慷慨激昂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歌声中，从通什方向驶来一辆吉普车，在我们旁边停住了。两个年轻人听说这伙奇怪的歌者中有戴厚英，马上热情地表示：“戴老师，请上车吧，我们看过您写的＜人啊人＞。”４日凌晨，我们回到了海口。
    
    不知戴厚英是否记得这个夜晚。
    
    让满天灿烂的星斗和漫野飞舞的萤火虫，送你远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