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进
    
    一个幽灵，驱之不去的幽灵，在中国大地上徘徊。
    
    这个幽灵已很古老。它和我们的祖先几乎同时出现。一部中国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被这个幽灵追逐和与之相抗争的历史。
    
    这个幽灵也不只存在于中国。在亚洲，在非洲，在欧洲和美洲，在大洋的此岸和彼岸，到处都有它黑色的身影。
    
    这个幽灵，是人类社会的大敌。它制造了人间的苦难，消解着人类的意志，侵害着人类的尊严，腐蚀着民族的自信——它剥夺了人类的生之乐趣。
    
    这个幽灵的名字是——贫困。
    
    （－）贫困是民族的耻辱
    
    中国人对贫困并不陌生。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中国曾有过灾难深重的过去。五千年来，贫困像瘟疫一样缠绕着中国人。“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穷年忧黎元，叹惜肠内热”……就是古代诗人们对被贫困折磨的人们的喟叹。
    
    这样的人们，在西汉时期有一两千万，唐宋元期间有三五千万，清康熙年间有一个亿。进入近代以后，外族入侵，战祸连绵，民不聊生，整个民族愈加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至新中国成立时，4亿多人口中有一半以上处于饥饿状态。
    
    几千年来，丰衣足食一直是贫困中的人们的梦想和企盼。
    
    让中国人都过上富裕、体面、尊严的生活，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一代代仁人志士的追求。翻开厚重的历史巨册，每一次起义，每一次变革，每一次抗争，无不是为了消除压迫和贫穷。
    
    百年离乱，百年屈辱，百年抗争，终于唤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当时，站起来了的中国人几乎都相信，伴随着旧时代的结束，贫困将连同剥削制度一起被埋葬。
    
    但是，贫困的幽灵毕竟在中国游荡了几千年。建国以来，尽管中国共产党为消灭贫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可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饱经沧桑和忧患的大国来说，要解决几万万人的温饱问题谈何容易！
    
    至今，中国仍是个发展中国家。人们把到现在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地区，叫做老、少、边、穷地区。
    
    这样的地区，在中华大地上有整整18片，如同补丁，女同伤疤，令人抱憾伤心：东部，沂蒙山区、闽粤山区；中部，太行山、吕梁山、大别山、井冈山；西北和西南，陕北地区、西海固地区、秦岭大巴山地区、武陵山区、横断山区、乌蒙山区、滇东南地区、桂西北地区、青藏地区……
    
    在这个范围内，有592个县，总面积近400万平方公里，中华大地被贫穷占去了41.5%！
    
    贫穷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基本生存条件缺乏，即生活不得温饱，生存难以为继；它意味着干旱，高寒，地方病，水土流失，交通闭塞，生态环境恶化，人畜饮水困难；它还意味着文盲和半文盲率，愚昧，无知，封闭，落后……
    
    概念是枯燥的。也许只有深入到贫困中去，才能真正体会到贫困意味着什么。
    
    1996年5月，工人日报在新闻界首创“新闻扶贫济困”活动。“到革命老区去！到贫困地区去！到困难企业去”打着这样的旗帜，工人日报的记者和编辑们走向四面八方，走进了那些人迹罕至的贫困地区，用自己的身心去体味着贫困。
    
    贵州。“新闻扶贫”西南分队的记者们来到毕节地区的塘房村。在那里，他们见到了平生难以想像的贫困。就着打火机的微光，看见屋里除了几块木板搭起的床，和一床已分不清颜色的破被，别无长物。一位大娘拉着记者一定去她的“家”——是一间站不直腰的猪圈，一对老夫妇与猪同住在一起……
    
    沂蒙山区。一个偏僻的山村。村子里最破旧的一个小院。半人高的石墙，象征性地守护着一位年近80的老人和他的一堆地瓜干、几串玉米、一床破被子——他全部的财富。用一根树干支撑着的草房子，漏雨、透风，唯独进不来阳光。锅灶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张毛主席画像，沾满了灰尘，被烟火熏得发黑了。对着记者，老人仰望着毛主席，一脸虔诚地说：“我真对不起他老人家，解放这么多年了，还让他老人家住在这间破房里。”
    
    在青藏高原的高寒牧区，记者见到不少孩子夜里直接睡在结冰的地滩上，他们手里的玩具是羊骨头；姑娘们都用酥油擦脸来美容。讲起自己的生存之难时，这里的藏胞们语气平静得如同在叙述别人的故事。可是为了给国家交售牛羊，他们要赶着牛羊在冰天雪地里走20多天的路。
    
    在宁夏西海固地区，记者还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失学的小女孩，在泥泞中捡到两分硬币，她飞快地跑回学校，找到老师：“老师老师，我有钱了，我要上学！”
    
    这就是贫困。它剥夺了本应属于人类的生存的乐趣和幸福。它使得生存成为痛苦和折磨。
    
    但被贫困损害的还不仅仅是生存。
    
    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记者走进了50岁的曲比友盼家。没有窗户，屋里黑洞洞的，还养着一头猪。放在地上的碗里有十几个煮熟的土豆。此时已是中午11时，他和女儿正在吃早饭。
    
    因为穷，拢不住家，老婆走了，29岁的儿子也整天瞎逛，游手好闲……听着陪同的村长这样介绍，曲比友盼讪笑着，无动于衷。只是当村长说起他年轻时是摔跤冠军时，他的眼睛才间或一亮。
    
    望着他那浑浊的目光和呆滞的表情，谁能想像30年前的他曾是“三州”（凉山、甘孜、阿坝）的摔胶冠军，彝族人心目中的英雄呢？
    
    还有穷得忘了自己年龄的人。
    
    在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岳宋乡，记者见到一位名叫岩东的魔巴（巫师）。他正害着疟疾，家里已无米下锅，发黄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问他多大了？回答是四五十岁。再让说准确些，他也只记得是山谷黄的那年生的。
    
    魔巴是部落时代佤寨的精神领袖。岩东当了半辈子魔巴，不仅不能为乡亲们“消灾去邪”，到头来连自己的年龄都忘了。
    
    贫困是可以吞噬一切的——从肉体到精神到理智到自尊。小至个体生命，大至国家、民族，无不受制于贫困。一个长期陷于贫困境地的民族，怎么可能有着不可动摇的自尊和自信呢？
    
    贫困是民族的苦难和耻辱。
    
    还有比理智和自尊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生命，实实在在的生命。
    
    1996年，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雪灾降临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记者赶到玉树，所到之处，尽是风雪茫茫，寒风猎猎。在零下40多摄氏度的雪野中，灾民们缺粮食、缺燃料，只好生食死牛肉。很多人在风雪中失踪，成千上万头牲畜在饥寒中死去……
    
    造成不幸的，是雪灾。但是，细细体察，发现真正的凶手却是贫困。
    
    因为贫困，牧民们无法建造房屋，建立围栏草场，过上定居生活；因为贫困，政府缺乏资金修通道路，才会有许多牧民在风雪中失踪；因为贫困，牧民们没能储备足够的粮食和燃料，在雪灾到来时，只能坐以待毙……
    
    在玉树，记者还了解到，许多牧民还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不少村的学龄儿童入学率为零；因为缺医少药，孕妇难产死亡率高达30％，婴儿成活率只有60％！
    
    在这样的境地里，生存尚属不易，还何谈发展和进化！这一切都是因为贫困——这个人类社会的悲剧之源。
    
    感知贫困，认识贫困，是我们与贫困作斗争的起点。
    
    （二）向贫困发起大决战
    
    1973年，周恩来总理回到阔别已久的延安。当看到山河依然、贫困依旧时，总理流泪了：“解放这么多年了，延安人民生活还这么困难，我对不起延安人民……”
    
    总理当即对在场的干部们说：“等延安的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我再回来看你们……
    
    可是，直到辞别人世，总理没能再回到让他无限牵挂的延安，而延安人民和其它贫困地区的人民一样，依然难得温饱。这位共和国总理有多少不能瞑目的遗憾啊！
    
    共和国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也把关切的目光投向贫困地区。
    
    1996年9月，江泽民总书记在访贫问苦的行程中，来到了贵州。
    
    在毕节和六盘水，江泽民沿着崎呕的山路来到一个个少数民族山寨。当看到有的农户至今住在难挡风雨的茅草房，缺吃少穿，家里连张像样的床和被子也没有时，他的心情异常沉重。他满怀深情地将一床床被子送到这些贫困村民手上，关切地问寒问暖。他对当地干部说：贫困地区的各级干部要经常深入贫困乡村，对于少数极贫户，更要一户一户地摸清情况，采取措施，尽快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千万不能“穷在深山无人间”啊！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贫困地区人民的关心，体现了贫困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自古以来，贫困不仅是贫困人口的不幸，也是政权稳定的一大威胁。“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根也”；“为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要在于济贫”——这些古训已深刻阐明了其间的道理。
    
    扶贫首先是政府的责任。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社会经济活动的效率原则主要由市场来保证，而公平原则主要由政府来保证。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在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同时，兼顾社会公平和经济公平，有意识地缩小贫富差距，扶持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这个社会的道义和责任。如果贫困过于严重，贫富过于悬殊，这就不可能是公平的，也不可能是正常的。可以说，在目前的中国，反贫困不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现实和未来，都要求我们正视贫富差距，实施扶贫战略。
    
    “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常说的一句话，也是写入《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第一句话。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的这句名言，今天已成为中国人民向贫困宣战的宣言。
    
    1994年3月，我国政府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明确要求用7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是我国到本世纪末基本消灭贫困的纲领性计划。
    
    1995年3月，李鹏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在丹麦哥本哈根联合国召开的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再次强调了中国政府消除本国贫困的坚定决心，并就完成“扶贫攻坚计划”向国际社会作出了庄严承诺。
    
    1996年9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再次明确了目标：在对世纪到来之前，消除绝对贫困现象，使全国6500万贫困人口最终解决温饱问题。并向全国发出了总动员令：加快扶贫开发步伐，在本世纪的最后几年打赢这场消灭贫困的“世纪之战”。
    
    4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对蒋家王朝展开了一场军事大决战，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中国人民从此在政治上站了起来；今天，在新的世纪即将到来之际，中国人民向贫困也展开了一场大决战，其目的是消除贫困，彻底甩掉赤贫帽子，实现全民族的共同富裕，让中国人民在经济上也站立起来，让中华民族以消除了绝对贫困面貌的崭新姿态出现在世界东方。
    
    可以说，这场大决战，比起40多年前的那场大决战，同样艰难和壮观，而意义则更加深远。
    
    （三）反贫困，我们走了几步
    
    50年前，“消灭贫困”被写进庄严的《联合国宪章》。50年过去了，世界仍在与贫困进行着斗争。
    
    在联合国总部大厅，放置着一个两米多高的大型电子显示钟。指针每走一分钟，世界上便产生47个贫困人口，一天约有6.7万人。
    
    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80年代是穷人被遗忘的十年。”在过去的10多年里，世界经济不断发展，社会财富迅速增加，但贫困问题并未缓解，反而日趋恶化。世界上最不发达的贫困国家已从27个增加到48个。全世界最贫困人口近五年从10亿增加到13亿，目前还在以每年2500万人的速度增加着。在发展中国家，现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处于赤贫之中，每年有1000万以上的人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
    
    在人类行将跨入21世纪的时候，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仍在贫困的险恶环境里挣扎。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1996年底的5800万人，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7.1%；中国贫困人口占世界贫困人口的比例，已从70年代末的四分之一减少到目前的二十分之一。国际社会誉之为“中国的奇迹”。
    
    取得这样的成就，源于改革开放政策，源于党和政府不懈的扶贫努力。
    
    我们的起点其实很低：1978年，全国7.9亿农民中，收入超过300元的仅有0.1亿人。而84%的人口，也就是6.6亿人，年平均收入在200元以下。
    
    200元，这是一条国际公认的贫困线。
    
    这一年，改革正在酝酿中，尚未开始。
    
    80年代，我们最辉煌的就是两件事，第一是改革，第二是脱贫。从整体上说，80年代农村工作的一个中心就是脱贫。
    
    扶贫工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到1985年，这是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的阶段。农村改革焕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收入迅速提高，全国农村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25亿。
    
    1988年，世界银行发表了一份报告：《中国的贫困现象、问题与世界银行的策略》。报告对中国的扶贫工作作出了如下评价：“最近10年，贫困的减少主要是由于农村体制的改革，由此激发起经济的迅速增长，缩小了贫困面和贫困程度。”
    
    这就是扶贫的“改革优先战略”。其理论依据是：贫困的真正根源，在于制度方面。旧体制不仅维持着贫困人口的已有地位，而且也制约着经济的增长。只有在改革旧体制的基础上发展经济，才能有效地解决贫困问题。消除贫困，首先是要破除落后的社会经济体制。
    
    80年代，中国实施的改革优先战略，主要功能在于释放自由劳动力。过去中国人之所以那么贫穷，是由于体制僵化，管得太死。而改革就是放宽政策，给予人们支配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其首要的意义就是让老百姓自己救自己，自己富自己。
    
    但是出现“扶贫”这个词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工作，还是80年代的事。
    
    初期的扶贫工作是救济型的，其中属“三西”扶贫最为典型。从1983年起，国务院对“贫瘠甲天下”的“三西”地区进行重点扶贫建设，每年2亿元专款，一掷十年，成效卓著。
    
    第二阶段是从1986年到1993年，这是贫困人口稳定减少的阶段。全国农村的贫困人口从1.25亿减少到8000万人。
    
    1986年，国务院成立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制定了有利于贫困地区休养生息的政策，同时提出：扶贫工作要从单纯救济型向救济开发型转变——这是我国开展扶贫以来最深刻的转变。
    
    今天，无论是政府官员、广大扶贫工作者，还是贫困地区的老百姓，都已经充分认识到：从救济到开发，变输血为造血，是脱贫致富的必由之路。
    
    第三阶段从1993年初开始，这是扶贫最艰难的攻坚阶段。为了实现到本世纪末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的目标，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具体而又过硬的措施和办法。各地也相应制定和实施了自己的扶贫攻坚计划：四川的劳务输出、新疆的“黑白”战略（石油和棉花）、宁夏的“杨黄扶贫灌溉工程”、广西的异地开发……这意味着扶贫开发的共识已经形成，各地正在奋力前行，寻找着自己的最佳脱贫方略。
    
    科技扶贫、教育扶贫、精神扶贫、智力扶贫、制度扶贫、希望工程、光彩工程、温饱工程……这一系列新名词，从不同层次、不同侧面，展示了全社会为反贫困而付出的智慧和努力。
    
    现在，离本世纪末只剩下3年的时间。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决战已经进入到了攻坚阶段！
    
    （四）扶贫攻坚，坚在何处
    
    扶贫攻坚，希望大，难度也大。
    
    希望大是说，我们的有利条件很多：有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正确决策；有贫困地区干部群众摆脱贫困的强烈愿望和积极性；各地都创造和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经过10年的扶持，贫困地区社会经济的基础条件已有所改善，形成了一定的自我发展能力；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可以提供更多的财力和物力加大扶贫力度；同时，扶贫济困已得到全社会的认同，从党政机关到社会团体，从大中城市到经济发达地区，投入到扶贫事业中的力量越来越大，作用也越来越明显。
    
    难度大是说，现在我国剩下的贫困人口全部是年人均纯收入低于530元温饱线的绝对贫困人口。他们主要集中分布在西南、西北的深山区、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边疆地区，地域偏远，交通不便，资金匮之，生态环境恶化，文化教育落后，人畜饮水困难，是扶贫攻坚中的重中之重，是最难啃的硬骨头。
    
    我们共和国雄鸡状的版图，是一块倾斜着的版图。自西至东，由高变低。如果从北向南，以大兴安岭为起点，沿坝上高原，经太行山、巫山、武陵山，直到苗岭划一条线的话，这条线可以称之为贫困分界线。以这条线为界，全国贫困人口绝大部分分布在这条线的西部。
    
    据统计，西南、西北地区的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的一半；在592个国定贫困县中，西南、西北的贫困县占贫困县总数的50%；山区贫困县有378个，占贫困县总数的64.4%；少数民族贫困县有258个，占贫困县总数的43.6%。
    
    另据国家统计局有关资料，在1993年和1994年两年间脱贫的1000万贫困人口中，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占了80%，西部地区的只占20%。换句话说，全国每年减少的500万贫困人口中，属于西部的只有100万。
    
    现在，到本世纪末，只剩下三年多的时间了。这就意味着，今后的三年里我们每年必须要使1500万以上的贫困人口解决温饱问题，这相当于过去速度的3倍。否则，将有4000万左右的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被带入下一个世纪。
    
    在这最后的阶段，我们还需要反贫困理论的创新。
    
    近20年来，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活力，使几千万贫困人口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育，通过自然的经济增长过程大幅度减少贫困人口的和谐阶段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穷人缓慢减少，并略有回升的相持发展阶段。
    
    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区域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贫困地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竞争基础和起点的不平等，导致其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使得穷人的利益被忽视，被伤害。因此，对贫困地区而言，当市场经济所产生的负效应占主导地位时，贫困地区和人口不但不能摆脱贫困，反而会游离于市场经济之外，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
    
    一位长期在印度从事贫困问题研究的美国学者曾指出：“在一般市场经济条件下，穷人的利益最容易被忽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确，当一国的贫困人口总数下降到占该国总人口的10%以下时，这些贫困人口难以在短期内通过全面的经济增长摆脱贫困状态。
    
    走出这样的恶性循环，需要从一般经济发展中研究特殊的反贫困对策，需要反贫困理论和实践的全面创新。
    
    除此而外，当我们在为农村的贫困人口禅精竭虑的同时，还不应该忘记另一群贫困人口的存在——城市里的新贫困人群。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经济体制的转轨，一部分停产、半停产和亏损企业的职工及离退休人员，以及流入城市的无业农民，加入到城市贫困人口的行列。目前，这样的贫困人口有上千万之巨！
    
    城市贫困与农村贫困交织在一起，愈加增加了反贫困的难度。尽管城市贫困和农村贫困的性质不同，成因不同，脱贫的办法也不尽相同。但是，城市脱贫无疑也应该成为反贫困战役的一个重要内容。
    
    5800万贫困人口——这一触目惊心的存在构成了本世纪末中国的一大难题。解决了这个难题，则成就跨世纪一代伟业；留下这个难题，则给后人和下一世纪留下了一大败笔和遗憾！
    
    反贫困，别无选择；
    
    反贫困，时不我待。
    
    这是历史的使命。
    
    这是现实的企盼。
    
    邓小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
    
    江泽民：到本世纪末，我们解决了8000万人的温饱问题，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的生存权这个最大最基本的人权问题，从此就彻底解决了。这不仅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一件大事，而且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一个壮举。
    
    李鹏：全党工作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贫困地区具体如何体现党的基本路线的这个要求呢？这就要从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把扶贫开发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把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作为第一位的任务。
    
    1978年，中国贫困人口为2.5亿；
    
    1985年，减少为1.25亿；
    
    1993年，再减少为8000万人；
    
    1995年底，再减少为6500万人；
    
    1996年底，再减少为5800万人。
    
    目前，中国的贫困人口占世界贫困人口的比例，已从70年代末的四分之一减少到二十分之一；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30.7%下降到7.l%。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大敌。它制造了人间的苦难，消解着人类的意志，侵害着人类的尊严，腐蚀着民族的自信——它剥夺了人类的生之乐趣。
    
    贫困是民族的苦难和耻辱，是悲剧之源。
    
    反贫困是全人类的共同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