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工业文明的农民轮换工
    
    张进
    
    一年前，我首次来到京西百里矿区。在那里，我注意到，如今苦战在井下一线，用汗水和鲜血换取原煤的采掘工，90％以上是农民。
    
    矿山人告诉我，近十年来，由干就业门路的扩大，煤矿招工越来越难，城镇居民大都不愿选择煤炭行业。于是，急于摆脱贫困的农民取而代之，填补了井下劳动力的巨大空缺。据统计，截至1992年5月末，全国22个省、241个县市共有8212位农民走进了京西八大煤矿的地层深处。他们构成了矿山生产的脊梁。
    
    我曾在井下低矮潮湿的掌子面，坐在正在休息的矿工旁，透过矿灯的色泽，凝视着一张张被煤尘炮烟熏得黝黑的脸庞。那是极度疲倦后的轻松，那是一种铁一样的宁静。他们从不诉说，他们不会诉说，只是长年沿袭的沉寂安然，仿佛这里就是故乡。
    
    我百感交集。面对这些雕塑般的群像，我自问：他们是谁？
    
    他们是曾经养育过我们的农民兄弟，他们来自中国的穷乡僻壤，他们在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之间饱受碰撞和冲击，他们在改变矿山的同时，也在深刻地改变自己。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农民轮换工。
    
    临行前，乡亲们和他握手道别。这一瞬间，于振红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尊严—一个挺直了腰杆的人的尊严。
    
    1989年，于振红背着2000多元债务来到木城涧煤矿时，年仅21岁。当时，他已经只身在外流浪了7年。
    
    他是河北隆化人，童年不幸，8岁时，患病多年的母亲去世了，留下一个破破烂烂的家和1000多元的债。从此，儿想亲娘在梦中，而家境愈发不堪忍受了。他上完小学一年级就辍学回家，光着脚丫上山刨红果树，采草药，挣钱贴补家用。可还是吃不饱，他终于在14岁时离开家，到附近一个村庄为人放牛放羊。那儿离家只有3．5公里地，一河之隔，可他害怕回家，害伯遭人冷眼和责骂。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把他和家乡永远隔开了。
    
    后来，他和雇主闹翻，一气之下跑得更远。他在北京挖过地沟，在沧州烧过砖窑，在天津拉过平板车。1989年，通过舅舅帮忙，他被招工到木城涧矿，这才结束了流浪生涯。
    
    煤矿的活对他算不了什么。无论是背着2米长的木料爬上200多米的斜坡，还是打眼、放炮、扒塘，再累的活，和以前所受的苦相比也是轻的。他很少说话，只是一味地埋头干活。矿上的人都叫他“毛驴”。
    
    1990年，他回到阔别7年之久的故乡。然而故乡并不欢迎他。村上的人白眼相对，冷言冷语：“于家小子算完了，靠他还钱也没指望了。”
    
    他很受刺激，暗下决心：“要争气，还上这笔钱！”
    
    回到矿上，他拼命干活，一个班不肯歇，一分钱不乱花，攒些钱，就寄回家还债。
    
    1991年3月，他第二次回家，想把贫病交迫、多年抬不起头的老父亲接到矿上居住。债主们消息挺灵，当晚就上门，拉住不让走：“不行，都走了，我们找谁要钱去？”经过协商，双方立下一纸协议：于振红可以接走父亲，但必须在6月以前还清所有债务，否则，就拆房顶债。
    
    于振红在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指印。一个鲜红的指印把人的尊严践踏了。
    
    两个月后，于振红重返故乡，带着他到矿山后的所有积蓄。他把债主们请上门，啪地一声，把一厚沓崭新的人民币掼在桌上：
    
    “我也不知道欠了多少钱，你们说吧，欠多少，我还多少！”
    
    看着债主们唯唯诺诺的神态，多少往事，搅拌着苦涩、辛酸和悲愤涌上心头。18年的债务，一笔笔算，一笔笔清，如同堵在心口的乱麻一丝丝抽去，终于心底一片亮堂堂！
    
    他昂首挺胸告别了故乡。临行前，乡亲们和他握手道别。这一瞬间，于振红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尊严——一个挺直了腰杆的人的尊严。
    
    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外面的世界真无奈。
    
    “轰隆隆……”睡梦中，严东文还能听到马达轰鸣，30多公斤重的风锤在他怀里不住抖动，震得他心慌。
    
    他是土家族人，家在湖北建始，距北京数千里之遥。那儿风景秀丽，山更大更深，就是交通不便。一重一重的群山，把山外的世界，把许许多多的向往和梦幻无情地隔开了。初中毕业后，严东文在家种了6年地。日复一日散漫的田间劳动，满足不了年轻生命的渴望，他终于大着胆子，走出深山，告别了祖祖辈辈的聚居之地。他要去闯荡世界。
    
    外面的世界真精彩！许许多多新事物让他眼花镜缭；外面的世界真无奈！矿山比他想象的要严酷得多。井下低矮、潮湿、黑暗，粉尘呛得人嗓子疼。胳膊、腿伸不开，不小心就磕手碰脚。这哪有阳光下舒畅！三班倒，严格的管理，如同宪法一般的煤矿安全规程，也让他觉得不自由。
    
    最累的还是干活。他在岩石段，每天抱着风锤打岩石。班长给他们训话说：“有个轮换工，采矿三年了，还不会抱风锤，奖金只能拿一半！”受此教训，他一上班就抱紧风锤苦练。干完活，胳膊累得抬不起来。夜里，抚着酸胀的胳膊，就想家。故园、亲人的影子，屡屡进入梦中。
    
    刚刚离家没几天，20岁的孩子已经感受到世态炎凉。他说出了与他年龄不相称的话：“像我这样没知识、没本事的人，到哪儿都没用，能有人看得起，就很满足了。”
    
    尽管如此，他还是挺了下来。肉体和精神经过三个月的洗礼，他获得了被正式聘用的资格。这是他向工人转变的第一步。
    
    一年内，郝万生两次进骨灰回乡。他没有离开矿山。
    
    1989年12月的一天，郝万生下班后正在矿区遛达。突然，一个工友追上来，劈头就问：“老郝，郝兵家有什么人？娶媳妇没有？”’
    
    郝兵是他的侄子。一听这话，他慌了：“怎么啦？怎么啦？”
    
    不用回答。看看对方的神色，一切都明白了。
    
    他发疯似地跑向井口，郝兵的遗体已经抬了上来。
    
    朔风凛冽。郝万生捧着侄儿的骨灰盒，出现在河北省宣化县李家铺乡小白窑村的村口。见到大哥，他垂下头：“我没有带好郝兵！”言讫双泪长流。
    
    郝万生无法不难过。一年前，同样是这个季节，他也是这样，送另一个老乡的骨灰回家。当年，这两个活泼泼的生命，都是跟着他去煤矿的，而今都变成了一掬冰冷的骨灰，这让他怎么向乡亲们交代？
    
    郝万生原来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农活很棒，在当地数一数二。35岁以前，他从未离开过家乡。可是，1985年，他来到木城涧煤矿后，立刻被新的生活吸引了。
    
    他认为矿上“热闹”，有规律，说干活就干活，说下班就下班。下班后，可以看电影，打牌，逛俱乐部。“农村有什么呀？”他这样说着，一脸的快乐和满足。
    
    回到家乡，他逢人就说煤矿的新鲜事儿。村里便有十几个人跟了出来，可谁能料到，分到他所在段的两个人竞相继遇难。
    
    一个村子，一年内在同一个煤矿死了两个人，震动是可以想见的。人们都说：郝万生不会回矿了。
    
    然而，处理完丧事，郝万生坚决挣脱了家人的阻拦，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像往日一样，平静地劳动、生活。提起他，人们都说：吓不跑的郝万生。
    
    现在，他已转户，成为一名正式煤矿工人，还当上了队长。只是他的妻子还在老家，带着两个女儿，还要伺弄几亩责任田。郝万生割不断和身后黄土地的联系，他平常不休息，一个月攒四五天假，回到家，一刻不停地干活，似乎要弥补对家庭的深重欠疚。
    
    他非常疼爱他的两个女儿。我见到他时，正逢暑假，他把小女儿接到矿上来住。他领着女儿到处玩。小姑娘很害羞，依恋地拽着他，头靠在他的身上。这时候，他的脸上洋溢着作为父亲的最大的满足。
    
    他的一生在迁徙中动荡，这是他不愿接受命运安排所付出的代价。
    
    任进忠天生不愿当一个农民。初中毕业后的一天，他在田地锄草，锄着锄着，突然站起来，把锄头使劲一扔，走了。从此，他开始了漫长的冒险兼流浪生涯。
    
    他到林山看林，一去10年。他打井、砌羊圈、跑运输、做生意。在逐年逐月的闯荡中，他越发大胆，倔犟，敢于孤注一掷。可是他从未成功过，听他讲述往事，所有的印象只是一连串的失败。
    
    1988年，他家里有妻子和三个孩子。日子实在穷得没法过了。其时，他的父母均已过世，没什么牵挂了。于是，他变卖了所有家产，携全家离开了故乡。
    
    临行前，他驻足回望，百感交集。他知道他很久不会回来了。他注定要流浪终生。他的妻子，一个不识字却非常聪明、贤惠的女人，也在心里暗下决心：“不混好，不回来了，就是要饭，也到别处去要！”
    
    他们在王平村矿落下脚。当时，矿上还是协议队承包制。他冒着风险，贷款承包下一个岩石段，带着他招来的农民工，没日没夜地苦干。他很少回家，睡觉有时就在井口，连矿衣都不脱。他满脸胡须，长发披肩。他的妻子在家，为他照顾手下工人的生活，处理各种杂事。可是辛苦一年，生产任务未完成，亏了1万多，只得再次变卖家产，给工人发工资，继续苦干，第二年才稍稍扭亏为盈。
    
    后来，协议队取消了，他留下当了队长。回忆往事，他隐隐觉得疲倦。他和矿上签的合同快要到期了，到那时何去何从，一家人的生计如何安排，他不知道。
    
    他今年37岁，岁月在他宽阔聪明的额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唯一未变的是他的两只眼睛，依然黑亮黑亮，炯炯有神。
    
    
    最后一次上班，冯国宏碰伤了脚。带着说不清的遗憾，他永远离开了矿山。
    
    “怪我！”一说起这件事，王平村矿采煤三段工会主席王春合就后悔不迭。“要是那天我把话说明白，他就不会下井，也不会带伤走了。”
    
    他叫冯国宏，今年48岁。按煤矿轮换工管理条例，他大大超龄，合同期满后，理应辞退。
    
    但他不愿意走。他有三个孩子，两个正上中专，家里就指着他挣钱呢。
    
    那天，王春会找到他，不忍告诉他矿上的决定，只说：“冯哥，这个班你甭上了，到工资科去一趟。”
    
    冯国宏慌了：“怎么？为什么不要我上班？是不是要我走？”
    
    王春合说：“没事没事，算照顾你，别上班了。”
    
    冯国宏不干：“在矿上这么多年，我从来没要过照顾。”说着气哼哼地下井了。
    
    结果，就在这一班，一块石头滚下来，碰伤了他的脚。
    
    其实，冯国宏当时已猜到是怎么回事。他知道一切无可挽回。他坚持再上一个班，只是以他自己特有的方式，向他流了5年汗水的矿山告别。
    
    临行前，工友们都来进行。他依依不舍，一步一回头。带着一股说不清的遗憾，他永远离开了矿山。
    
    昔日的辉煌已成过去，陈廷亮辞去了副段长职务。他说：我想去学习。
    
    陈廷亮的名字和一系列赫赫战功联系在一起。1985年，他从四川仪陇来到大安山矿，3个月后就当上班长。1988年1月，他带领小班两个工友，在支全柱的巷道里，一个月进尺95米，超过生产计划80％以上。1988年10月，他带着5名新来矿的工人，沿着一条大斜坡，掘进100多米，创造了超产33％的最高纪录，班上每个人奖金高达500元。
    
    1990年，获得了北京市“五一劳动奖章”的陈廷亮被提拔为6段副段长，主持全段工作。
    
    他更加辛苦了，一夜只睡两三个小时。前两个月，他几乎天天下井，在工作面的危险地段，他亲自顶岗，经常从晚上9点一直顶到第二天中午12点。
    
    然而，他“身先士卒”的结果却是：6段4个月未完成生产任务。
    
    后来他换了一个段，情况也未好转。今年3月，疲惫不堪的陈廷亮终于下决心辞去段长职务，重新成为一名普通工人。
    
    接受采访时，他多少有些尴尬。他向我道出了心中的苦闷：来矿7年，只是干活、干活，自身素质没有得到太大提高。文化程度低，不懂管理，巷道布置没学过，煤层走向图看不懂，再加上有人看不起轮换工，不服调遣，指挥一个段，实在是力不从心了……
    
    他无疑是轮换工中的优秀人物，但仍未能实现自身的超越。昔日的辉煌已成过去，他处在人生的分水岭上。他说：“我想去学习……”
    
    也许，他是彼岸的候鸟，心在世界那一端。
    
    今年5月，牛盛获得了石家庄人文函授学院文学专业的结业证书。兴奋之余，一股更浓重的失落却袭上心头。
    
    他是一个具有特异气质的人。在繁重的劳动之余，他喜欢一个人枯坐在宿舍里，面对灰暗的墙壁，艰难世事经过心灵的过滤，转化成一段段写给远方、写给大海、写给自己、写给爱人的文字。
    
    念中学时，他的作文就很好了。他家境贫寒，买不起书，一本《常用古诗》，一套《红楼梦》，成了他的启蒙教材，他看了一遍又一遍。1989年，他来到王平村矿，惊喜地发现，这儿有图书馆，可以看到更多的书，接触到更多的人。一个新的天地在他面前打开了，繁重的劳动可以承受了。
    
    但他还是经常无端地忧郁。他的向往有那么多，而现实毕竟很难超越。他不停地在一掌长、四指宽的单据本背面写着写着，写了一本又一本，表达不出的痛苦和表达出的痛苦双重撕扯着他。
    
    他给他函授学院的老师写信倾诉心中的苦闷：“……我不想搞文学了，太痛苦了，从这里我什么也得不到，我打算放弃了……”
    
    很快，老师回了封信。老师告诫他：“任何事要干成功都是不容易的，如果你放弃了你所热爱的文学，你就会彻底垮了……”
    
    读完回信，他沉思良久。确实，他也曾试着收起书本，收起笔，可他发觉，在那些不看不写的日子里，他格外焦躁，仿佛天地的色彩都不一样了。
    
    他常常跟我提起他的老家，河北赤城县一个美丽的山村。那儿浓荫密密，天湛蓝透亮，空气新鲜甘甜，连绵博大的山亮丽且温柔。他的父母都是老实人，勤劳，朴实，他的父亲天一亮就起来挑水、饮驴，母亲手脚不停，家里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他说起这一切时，目光迷离，神情沉醉。
    
    但我知道，他不会回归故园的。也许，他是彼岸的候鸟，心在世界那一端。他仍然握紧手中的笔，几年轮换工生涯的酸甜苦辣在他笔下凝聚成这样一首诗：
    
    敲开了／头顶矿灯的大门／关不上／面朝黄土的窗户／汗水与原煤奔走／钞票与富裕结庐／望月思乡／几滴清泪嗫嚅／铃声催促／昼夜都是恋人
    
    骨架子撑起巷道／铁轨是两根筋脉／血肉躯撞醒深井／罐车是血液生命
    
    尾声
    
    我们每个人都对未来怀有向往，农民轮换工也不例外。依据他们对生活的不同期待，可以把他们划分为三种类型：
    
    像于根红这样的人属于第一类。这一类人最多，他们来到矿山，是为了摆脱贫困。农村改革使农民有了迁徙的充分自由，诀别了祖辈的萎萎缩缩，他们走出土地，追求财富，他们要挺起腰杆做一个大写的人。
    
    在第二类人中，我们瞥见了郝万生、严东文，他们是文明的向往者，一旦接触到现代文明，传统生活方式构成的营垒就轰然崩塌，纵使要付出代价，他们也不愿回返。这身影我们既熟悉又陌生，在他们身上，浓缩着整整一个时代对现代文明的渴望。
    
    再就是第三类，这一类人最少，他们是梦想者，命运安排他们降临在农村也许是一个误会。带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他们天生向往远方，永远无法满足。比如说牛盛或者任进忠吧，即使某一天他们的双脚停住了，他们的心灵也永远不会停步。他们注定还要走很远很远的路，受很多很多的辛苦。
    
    在他们身后，还会有更多的农民走上这条无尽的边缘之旅的。让更多的城市、工厂打开大门吧，让我们驻足凝神倾听：在中国汇入世界的步伐中，我们依稀可以分辨出数亿农民走向工业文明的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