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蕾
    
    83岁高龄又是缠足的胡显美老太作为童养媳被送到杨家，已有70年了。70年来，她一直住在那个海拔1100多米的岩洞里。岩洞在四川省宣汉县大巴山深处前江边的一座高山上，靠近山顶。
    
    岩洞里有杨家的三间瓦屋。胡老太说，瓦屋是她已故的公公在她到杨家后不久盖起的。其中一个房间有个后门，出去就是岩洞腹心，漆黑一片，深不见底。爬上一个简陋的木梯，就到了胡老太两个小孙女的"卧室"，也就是洞口旁边的一个大木板床。
    
    "我刚来时，家里住的是茅草屋，"胡老太回忆说。为盖瓦屋，她公公借了些钱。不识字的胡老太说不上家里背了多少债，只记得直到她丈夫在60年代初去世之后，这笔债才还清。
    
    这一家都是土家族。他们的祖先在清初实行改土归流时，被迫从湖北迁到四川。但是他们在平坝区无法立足，被驱赶到越来越深的大山里。
    
    胡老太不了解这些背景。她只记得，公公是在兄弟分家时，抽签抽到住到这岩洞里来的。"他的老家在前江对岸的另一座大山上，"她说。
    
    杨家是最早在这个陡峭的山坡上开荒的人家。后来又有六户人家住到了这面向阳坡上。他们都住得比杨家低。在行政上，他们属于宣汉县樊哙区龙泉乡洛坡村，这个村几十户人家都在前江两岸的大山里。
    
    和胡老太一起住在这里的有她的儿子儿媳，孙儿孙媳，和两个十来岁的小孙女。她的大孙女已经出嫁了。一家7口人在山坡上种着8亩地。年成好时，他们能收一千多斤玉米，一千多斤土豆和红薯，还有些小麦和大豆。若是年成不好，遭了灾，胡老太50岁的儿子杨坤禄说，"那就什么收成也没有了。"比如1991年，一场山洪把庄稼连土都冲了。"那年全靠政府救济和借债过来的，"杨说。
    
    即使在"好年景"，从那贫稽的土地上所得的收成也只够全家吃上六、七个月。"我们没有力量改良土壤，"杨说。
    
    他们养了10头猪，12只山羊，还有一些鸡。由于缺饲料粮，杨说他们的猪"两年才长到90斤，很难卖出好价钱"。尽管如此，这些猪仍然是全家现金收入的主要来源，换来的钱，他们要买盐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以及粮食。杨的儿子杨大州在村里当文书，每月有30元补贴。钱不多，但老杨说还是挺管用的。即使如此，全家现在还欠着一千多元的债。
    
    杨坤禄打算今年卖三头猪，再杀一头自己吃。他们吃油全靠猪大油，猪肉则腊起来，可以吃好几个月。其余的时候，他们就不吃油也不吃肉。
    
    对于偶然来此一游的访客来说，江边的青山风景清幽如画，还没有污染。但是对于杨家和其他山民来说，生活有如搏斗。杨坤禄说，全家人天刚亮就起床，他去打柴，其他人或者下地，喂猪喂羊喂鸡，或者去打水。上午10点大家才回来吃早饭，早饭一般是玉米糊。接着再到地里干活干到中午，然后回来吃点土豆粥，算是午饭。
    
    午饭后又下地干活，锄草、播种或是收庄稼，往往要干到晚上10点才回家。回家再拾掇拾掇，总要到半夜12点才能睡觉。至于晚饭，主食依然不是玉米糊就是煮土豆。他们只在过农历新年时才能吃得上大米饭。
    
    对他们来说，一项繁重的工作是到山脚下的河边打水。"我们的孩子到了七、八岁就开始背水，把水桶放在背篓里背上来，"杨说。"背一桶水回到家总要两三个小时。"
    
    1995年，村里为了改善山民的供水，为他们安了一根管子。但管口离杨家仍有一里地。"我们住得太高了，"杨说。下雨时，他们就用所有能用的容器接雨水。
    
    1993年，区里才修了条土路到这个乡。在那之前，胡老太从来没见过汽车。最近的集镇从山脚下的公路开车也要走一个钟头。到县城还要再开上六个小时，离县城最近的火车站仍有大约50公里山路。山上不通电，更没有电话等现代设施。25岁的村文书杨大州一个月有15天在山下河对岸的村办公室值班，其余时间在山上的家里干农活。
    
    "如果村里找我有事，他们就在河边喊我，我会听到，然后下山，"他说。
    
    尽管生活如此艰难，胡显美却认为，她活了83岁，比较起来，还是现在的生活最好。"我是命中造孽（当地话，苦命的意思）啊，"她叹息着说。父亲死时，她才一岁。她九岁时娘又死了。她跟着舅爷叔爷过了几年之后，被送到杨家。
    
    "我丈夫四兄弟，他是老大，他和我，还有公公婆婆，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她说。他们在地里辛勤劳作，还到平坝区给地主当过长工。但还是糊不了口。"收了十背篓粮，地主要拿走七背篓，"胡老太说。她公公才36岁就死于疟疾，之后他们全家回到岩洞里的家，再也没到平坝区干过活。
    
    胡老太总共生过九个娃儿，但只有两个，即杨坤禄和他的妹妹，活了下来。她回忆道，夭死的娃儿中有一个"是抽筋抽死的"，还有一个听上去是死于新生儿腹泻。另外一个已经长到12岁，却死于山上滚下来的一块石头。"石头砸伤了他的腿，伤口老也长不上，烂了，就死了，"她说。第四个是胡在地里干活时，留在家里的小娃儿掉进了水桶，淹死了。第五个则是饿死的，因为胡没有奶喂他。
    
    所有的孩子都是在家里生的，实际上是胡自己接的生。"没有接生婆，我婆婆也帮不上忙。她还要干活，"胡老太说。产妇也享受不到任何特殊待遇：只允许她15天不用到地里干活（家里的活还是要干的）。
    
    虽然家里一直穷，胡老太还是感到解放后的生活要好些。土改时，家里分到一捆麻绳，这算不了什么财产，但意味着这一家再不受人欺负了。然后她的两个孩子还上了学，念到小学毕业。
    
    胡的儿媳胡云美共生了五个娃儿，只有一个（是头胎）夭折了。她的孙子杨大州则成了全家学历最高的：初中毕业。
    
    不过他的妹妹们都没上过学。这不仅是因为家里穷，也因为地理条件太差。"学校在河对岸的山坡上，"杨大州说。"来回要走五个小时，还要趟水过河，因为没有摆渡。发洪水的时候，我只好在家呆着。"
    
    胡显美知道的国家领导人只有"毛主席"。现在的国家领导人她一个也说不出，但是她觉得"现在比公社那会儿自由大"。
    
    杨坤禄也有同感，他说家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得经济"，指的是没有挣现金收入的手段。他的老母亲连钞票都认不得。"她拿过的最大的一张票子是一张十元人民币，那是好几年前我们给她去赶集的，"他说。"她只拿回来五斤盐。她不知道还要找钱。"
    
    那之后胡再没去过镇里。她最后一次远行是一年前到了山下的河边。她说，"上山的时候喘不赢气。我老了。"
    
    杨倒很庆幸他母亲身休还好。"住这么高，最怕的就是害病，"他说。
    
    从各方面说来，这样的地方"属于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宣汉县县长姚庆林说。他说，大于45度的山坡就不适于作农田了，而杨家开的山坡几乎不小于75度。"在那儿种地只能加剧水土流失，"他说。
    
    帮助像杨家这样的人脱贫的唯一办法是移民，他说。宣汉县有110万人口，贫困人口有32万。其中需要易地安置的有五千人。
    
    这些人极少能有自己搬迁的能力，因为人均搬迁费需两千多元。而国家的扶贫资金和贷款又无移民安置这一项。"县政府只有靠自己筹措资金来移民，"姚县长说。
    
    1995年，宣汉县设法将302户、近1100个贫困山民迁移到较低较平的地区，"效果非常好"，姚说。然而，据龙泉乡一位领导说，杨家要迁移还排不上队，因为"他们不是最贫困的，生存环境也不是最恶劣的"。至少他家还有一个村干部，即那个文书。所以他们还得等。
    
    杨家人自己对移民也拿不定主意。胡老太很希望搬下山去，她儿子却舍不得走。"我们的亲戚都在这儿，"他说。"我们要是搬走了，哪怕还是在这个县，再走亲戚也难了。那就好像拔了根儿。"
    
    此外，他说，"我们在这儿也住惯了。毕竟已经在这个洞里住了四代了。"
    
（原文是英文， 1996年7月载于香港《窗》周刊，译文曾在《中华工商时报》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