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珍、熊蕾、李慧
    
    今年6月，为了寻购著名的藏刀，我们去了后藏拉孜县的孜龙村。然而，在与村中一位铁匠交谈时，我们的话题却转到了计划生育上。这位铁匠叫次旦旺加，他打造的藏刀1993年在拉萨获过奖。
    
    从17岁就开始从事藏刀制作，现年40岁的次旦非常直率地告诉我们："听上面来的工作人员谈起过计划生育，但是没要求我们做什么。可是我们夫妻俩自己不想再要孩子了，所以我们已经采取了措施。这完全是我们自愿的。"
    
    他的妻子两年前在日喀则人民医院免费做了结扎手术。"对我们来说，做这样的手术可不容易，因为政府不鼓励西藏的农牧民做绝育手术，"次旦有些得意地说，"但我们有路子，因为我们在这家医院有熟人。"
    
    次旦夫妇有3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认为4个孩子已经足够了。"我们的生活比村里其他人好些，就是因为我们家的孩子比他们少，"次旦说。"我们村有44户。现在村里小孩子比大人多。在这里一个家庭有七、八个孩子并不稀奇。"
    
    80年代初期，西藏开始实行婴儿计划免疫。次旦最小的3个孩子在出生后12至18个月内都注射了预防肺炎、小儿麻痹、百日咳、白喉、破伤风以及麻疹的疫苗。
    
    "所有疫苗接种都是不收费的，"这位铁匠补充说。"乡里的医生发给每个孩子一本小手册用来记录，每到需要接种疫苗的时候，他就会通知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带着孩子去。"
    
    38岁的农妇央金有5个男孩。她曾从后藏的日喀则地区到150公里外的拉萨做绝育手术。"我和我丈夫原打算要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可是我们却接连生了三个男孩。我们十分想要一个女孩，因此决定生下第四个，谁想又是一个男孩。当我们生了第五个男孩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太多了。"
    
    央金说，过去西藏妇女生多少孩子全凭运气。"我们无法控制生育的数量和生育的间隔，这些全都是命中注定的，我们中很多人都因为孩子太多而弄坏了身体，生活也很贫困。"
    
    自治区卫生厅负责计划生育的官员扎西朗杰说，越来越多的藏民需要计划生育措施，但是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才能得到象绝育手术这样的服务。他说："只有那些有了3个以上孩子的夫妇经过乡政府的许可才能去做这样的手术。"
    
    扎西说，西藏计划生育工作是从1980年开始的，最初它只是针对在西藏的汉族居民。后来，政府提倡藏族干部和城市居民也实行计划生育。"1985年以前，我们的工作主要是提供信息、咨询，告诉人们计划生育对家庭、对妇女健康、对孩子的教育以及对社区发展的好处，我们也提供一些有关避孕方法的知识。"
    
    1985年，西藏的计划生育工作者开始在群众中提倡晚婚晚育，倡导藏族干部和城市居民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同时，计划生育的观念开始被介绍到农村、牧区。"但是，在西藏农牧区，对生育孩子的数量没有任何限制，也没有采取过任何强制性的手段，"扎西说。"象门巴族、珞巴族和夏尔巴人，他们在全西藏229万人口中占不到百分之一，对他们则根本不宣传计划生育。"
    
    令我们吃惊的是，他说很多藏族干部和城市居民只要一个孩子，并坚持象他们的汉族同事们一样要"独生子女证"，因为有了这个证他们可得到一些优惠，比如较长的全薪产假、孩子优先入托、入学以及较多的补助金等。"当然，藏族人并不是因为想得到这些优惠才只要一个孩子的，因为这些优惠实际上也没有多少，"扎西说。"我们犹豫了很长时间才给他们发证。我们一遍遍劝说他们至少要两个孩子，但是他们大多数都很坚定。"
    
    他们中有一个叫米马仓曲的妇女，是1987年西藏大学的毕业生，现在拉萨教材编辑局工作。"我已经有了一个男孩子，不想再生第二个了，"她说。"所以我要领独生子女证。"米马解释说，她一心扑在她的工作上，她那当高中化学教师的丈夫工作也非常忙。"我们都想把各自的工作做好，所以我们只要一个孩子就够了。"
    
    中央政府对在西藏地区推广计划生育非常谨慎，把全部的权力都下放给地方政府。扎西说："自治区政府遵循了这样一个原则，即根据不同地区人民的需求和意愿，提供指导和服务。但是很多社区都制定了自己的政策。"
    
    后藏吉隆县宗嘎乡，就制定了自己的控制人口增长方案。这个乡只有1983口人，离地区首府日喀则有400多公里，距中国尼泊尔边境只有50公里。乡党委书记罗布说，"我们乡人代会1991年通过决议，决定从外乡因结婚或其他原因来我乡定居的，必须先得到乡政府的许可。那些流浪汉要想在我们乡呆下来，必须参加劳动。"
    
    他说，这个乡还规定，一对夫妇最多可以有4个孩子。"每超生一个，这对夫妇就得准备罚款222元，"他说。他又补充说，每生一个"龟儿子"，也就是非婚生孩子，双方要准备罚款333元。
    
    现年50岁的罗布说："我们赞同人口控制政策，因为一个民族的地位和繁荣不是取决于人口的多少，而是取决于其人口的素质及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我们的耕地面积增长并不快，我们的粮食产量也不能不断提高，因此，如果我们任由人口增长，那必将会导致灾难。"
    
    罗布说，1993年全乡的粮食产量增长明显超过前一年，"但是当年增加了58个婴儿，抵销了粮食的增长，人均粮食产量甚至下降了一点。1994年全乡只出生了28个婴儿，尽管当年粮食总产量仅增长了一点，但人均粮食产量是368公斤，人均收入是668元，是历年来最高水平。"
    
    罗布强调说，罚款是乡里自己规定的，当地老百姓也接受。"如果有妇女怀上了超生胎，我们就告诉她家在准备把孩子生下来的同时，准备罚款。我们不主张堕胎。"
    
    乡里的医生巴桑今年35岁，他从1976年就开始当乡医。象他这样在基层.为农牧民提供计划生育和医疗服务的医务工作人员全藏有3600人。全藏县一级以上的医务工作人员共有9700人。
    
    巴桑说，他可以给育龄妇女提供两种避孕指施。"住在乡政府附近的妇女倾向于打避孕针，而住在离诊所较远的牧区的妇女更愿意使用避孕药。要想使用宫内节育器，得去县医院做。要想做绝育手术就得去日喀则医院。"
    
    巴桑工作一直很忙，一方面他向农牧民提供计划生育服务，并且每天都要去乡卫生所接诊病人；另一方面，他要为全乡的小孩进行免疫接种。
    
    "这里是1984年开展计划免疫的，"他说。"当时很多人却不愿援受它，甚至拒绝它，怀疑会危害孩子的健康。我们就努力让他们相信，直到他们真正体验到免疫接种的好处。"他回忆说，1989年，从邻国尼泊尔传过来麻疹病。本乡那些注射过疫苗的孩子那安然无恙，而那些没有注射过疫苗的孩子全部感染上了麻疹。从那以后，当地人自觉地接受了计划免疫。
    
    吉隆县医院副院长扎西说，所有乡医生的工作都要被检查，以确保每个孩子都得到了适当的免疫接种。他说："每年都有一个由政府官员和医务人员组成的工作队下到乡、村检查计划免疫工作。我们要看孩子父母保持的记录是否与乡村医生手上的记录相一致，孩子母亲是否知道他们孩子接种的是什么疫苗，接种是否是按时进行的。步骤不当，或者卡介苗疤痕的位置不对，都算是工作不合格。"他说令他欣慰的是，绝大多数乡村医生工作都很踏实，合格率没有低于95%的。
    
    自治区卫生厅的扎西朗杰说，正是由于这些乡村医务工作者的工作，西藏自治区的婴儿死亡率才会从50年代初的千分之430下降到1989年的千分之92，人均预期寿命则从33.5岁增加到目前的66岁。
    
    他补充说，在过去的40年里，西藏的人口年均增长千分之17.2，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是3.8，高于全国任何省区。西藏的农村人口占全藏人口的85%，在农牧区有40%的夫妇拥有4个以上的孩子。
    
    "我们的生育模式已经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转变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扎西朗杰说。因此，他指出，西藏殛需要计划生育。他说，西藏面积120万平方公里，占中国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但其中可耕地面积只有0.19%。这意味着西藏的人均可耕地面积只有1.6亩。西藏的粮食供应有四分之一要靠外援。如果不搞计划生育，那么现在的人口增长率就有可能阻碍西藏未来的发展。
    
    他很高兴地看到，无论在城镇还是乡村，计划生育已为越来越多的藏族人所接受。"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每年免费提供价值200万元的避孕药物，但是在西藏农牧区只有40%的妇女能够得到这些药物，"他说。"在偏远的牧区，需要派医疗队提供计划生育服务，但是现在缺乏能够胜任的医生。"
    
    另一个问题是，乡村医生大多数是男性，为妇女提供计生服务很不方便。朗杰说，"我们正在努力培养可以在农牧区工作的女卫生员。"
    
    （原文是英文，熊蕾执笔，1995年7月载于香港《窗》周刊并获美国人口学会第17届全球人口新闻奖最佳集体采访奖。译文曾在法国《欧洲时报》和美国《侨报》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