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丽萍 李立
第一篇：
迷失了信仰的中国人
2001年伊始，见诸于中国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无疑是：1月23日下午2点40分左右，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北侧发生的5名法轮功成员自焚事件。
这起事件的惨状，经由中央电视台最黄金的电视节目《焦点访谈》反复播出，举国震惊。
当人们从最初的惊愕、愤怒、惋惜、伤感中沉静下来后，不解和迷惑也日益浓重――1999年10月就被取缔的“法轮功”一直受到揭批，为什么至今仍有人对它执迷不悔？李洪志宣称的“大法”听起来荒诞不经，为什么还有人――相当一部分是高级知识分子、党政干部和军人――却奉之若神明，甚至不惜为它付出生命？
中国人的信仰，在这个承上启下的世纪关头，在这个纷繁莫测的大千世界，又面临着怎样的一种处境？
失落的古都
河南开封，5名法轮功自焚者的家乡。
2月，开封的街头巷尾，尚未褪去新春的喜色。但人们的闲言碎语中，却明显地弥漫着一种低沉的气氛。路人们谈起不久前发生的那桩惨案，无不唏嘘短叹。一个蹬三轮的老师傅不解地摇着头说，“好好的？人为什么要自焚呢？”
这是一座繁华散去、风光不再的古都。狭窄的马路，斑驳的城墙，让人感慨岁月沧桑――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七朝古都，今天，在现代文明的面前却显得如此窘迫。
开封市经贸委副主任刘志刚说，“开封市区的财政收入一年不到两个亿，比不上南方的一个乡镇。下岗职工一半以上。困难企业一半以上。”
在河南的18个地市中，开封的经济总量处于第15、16位，也就是倒数第3、4位。
《开封日报》的一位记者说，“开封近几年的发展慢了。开放不足，封闭有余。所以造成开封有三多一少：下岗职工多，闲人多，练功信教的多，现代文明的气息少。”
据了解，在法轮功最得势的时候，这座城市的大小公园里，每天都能看到三、四千人在集体练功。
在城的东北角，有一个名叫苹果园的小区，那就是自焚事件中12岁的小姑娘刘思影的家。
12岁女孩和她两次离异的母亲
苹果园，是一处半新不旧的普通民居。刘思影的家在4楼。令人吃惊的是，这楼里的居民好像并不知道他们隔壁的邻居就是“那对自焚的母女”。一个中年女人说，“谁知道呢？住楼房的，哪家和哪家都不怎么来往。”
这是一个由3个女人组成的家庭――12岁的小姑娘刘思影，她的妈妈37岁的刘春玲，以及87岁的，和她们并无血缘关系的姥姥霍秀珍。
刘思影的妈妈，是一个弃婴，她的养母霍秀珍回忆说，“有一年的寒冬腊月，俺在路边听到一个小娃娃哇哇的哭，走过去一瞧，是个丫头片子！她的小脸蛋冻得红紫紫的，俺就把她抱回了家。”刘春珍被亲生父母遗弃在街头，当时只有7个月大。
中学毕业后，年仅15岁的刘春玲，顶替了养母霍秀珍的工作，进开封市大华服装厂当了一名女工。
23时，她南下广州打工，和一个广东人相遇并结婚，两年后，这场婚姻就以离婚告终，当时，刘思影刚出生不久。5年后，刘春玲再次南下打工，碰上了一个东莞的商人，不幸的是，这是一次更短命的婚姻，仅仅维持了几个月。
从那以后，刘春玲就带着女儿独自营生，后来也带着女儿共同修练“法轮功”。
据了解，刘春玲的亲生父母，始终和她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但是，双方从没有来往。
在刘家，有一间特殊的小屋――屋里的窗子都被挂了两层窗帘，外面一层是银灰色的，里面一层是黑色的，朝阳的墙上一个大约半平米的通气孔，也被用图钉钉上了帘布。如果不开灯，整个房间在大白天也是漆黑一片。这就是刘春玲和她的小女儿练功的房间。
很难想像，就是在这间黑暗的，不透气的，封闭的小屋里，这对母女每晚都会求助于虚幻荒诞的法术，憧憬着最终把她们带向了悲剧的“美好天国”。
另一对自焚母女的身世
1月23日事件中的另一对自焚母女，居住在开封市回民中学后面的家属院里。母亲郝惠君，是毕业于河南大学艺术系的高材生，事发前在回民中学任音乐教师；女儿陈果，是中央音乐学院19岁的学生，曾数次在国际上获奖。
这对才情横溢的母女，在生活中却也有不为人知的辛酸故事。
大院里的邻居们说，郝惠君和她的丈夫感情并不和睦。这对夫妻在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郝惠君是一个艺术修养很好的才女，她的丈夫却是一个文化不高的普通工人。据郝惠君的四妹崔丽说，姐夫还有赌博、酗酒的恶习，一赌输了，或者酒喝高了，就打骂妻子，很多时候甚至当着小陈果的面。
“丈夫身体不好，曾经两次发作脑血栓，所以，全家人的经济和生活负担主要靠郝老师一个人承担，”郝惠君的同事，回民中学的老师郭清莲说，“小陈果的成长，也大部分落在了妈妈的肩上。”
1998年，陈果的父亲病逝。母女从此更是相依为命。
据大院里的邻里们介绍，陈果6岁时，郝惠君就请了河南师大艺术系的老师教她琵琶。为了让女儿接受最好的教育，郝惠君后来就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带着女儿坐火车，去北京练琴。
因为买不起卧铺，她常常要牵着女儿的小手，在拥挤的火车过道里站10几个小时。有时候，她怕女儿的小腿站得酸痛，就自己蹲在过道或者车厢的连接处，让女儿躺在她身上休息。
由于经济困难，这对母女住不起北京的旅店，一度曾住在车库里。
家属院里几乎每个邻居都知道，郝惠君有个习惯，就是从不让陈果自己用刀削水果，也从不让她自己提开水壶。她说，“我怕伤了女儿那双练琴的手”。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正是这个精心呵护着女儿的母亲，在天安门广场引导女儿点燃了自己，将一个如花少女烧得面目全非。
法轮功信众是弱势人群
在5个自焚的法轮功成员中，就有2对母女属于单亲家庭，
一个离异，一个丧偶，二人均生活清贫。
而北京社科院的一项调查显示，“法轮功”信众60％以上是老年人。这项调查分析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老年人迷上了法轮功？这与他们所处的境况有关：
第一、老年人经济收入相对贫困。据中国老龄人口中心调查，1992年城市老年人月平均退休金才95元，农村老年人甚至还达不到这个平均水平。
第二，70岁以上的老年人大多患有疾病，其中70%丧失了劳动能力，而目前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尚不健全，他们在治病、养老方面往往心存担忧。
第三，不少老人离退休后无事可干，与子女分居，或存在代沟，感到寂寞孤独，缺乏精神寄托。
第四，不少老年人对社会转型期发生的腐败现象看不惯，对党和政府失去信心，幻想寻找所谓的“净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戴康生认为，“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法轮功成员，是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他们或者年老退休，身体不好感情孤独；或者工作失意，生活贫困；或者婚姻失败，心灵受伤；或者遭人排挤，遇事打击。当他们经历了突然的变故，生老病死的困扰，情感的波折或者理想的破灭时，往往强烈地感觉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从而投向盲目的，非理性的信仰崇拜。”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份“关于法轮功成员状况”的全面完整的调查：到底是哪些人沉迷于“法轮功”？他们又有着怎样的生活经历？在这个社会中属于什么样的位置？
而从各种媒体上透露出的情形可以发现：“法轮轮”的信徒相当复杂，从学生、工人、农民，到教师、行政人员，白领，其中有一部分甚至是高级知识分子，高层党政干部，和级别不低的军官。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冯今源说，更值得警醒的是，有不少法轮功的信徒是中共党员。
思想的弱势者
经济学家杨帆自称对法轮功有过研究，据说他的亲友中也有法轮功信徒，现在已幡然醒悟。
杨帆说，尽管法轮功成员是鱼龙混杂，但用“弱势人群”概括他们并不为过。“因为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不为这个社会的主流意识所认同，所以可以说是思想的弱势者。”
记者在北京两个劳动教养所――新安劳教所和团河劳教所，采访了近几十名法轮功信徒，他们都是法轮功中的骨干分子，曾在天安门等公共场合撒放传单，打横幅，在被禁止的公共场所宣扬大法等。
这些人在价值观念上有一个趋同的特征：传统，或者说带有偏激色彩的传统。
37岁的王凌，是《中华周末报》的一名女编辑，她一直关注并报道深刻的社会问题，包括偷渡，青少年犯罪等。她回忆说，当“游戏厅老板杀死一名没钱的学生”的新闻见报后，她从网上下载了几乎所有的背景资料，一边看，一边流眼泪。
“我觉得这社会太黑暗了，人的欲望膨胀到了什么程度？为了赚钱，他们什么都干。电子游戏是什么？就是电子毒品，它让孩子们上瘾。一次两次，一个孩子带另一个孩子，两个孩子就能带一个班来。游戏厅的老板是什么？就是提供毒品的贩子，他们就想赚钱，不管赚的是谁的钱，赚钱的方式多么不道德。”
王凌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父母都是中共党员，她们对女儿的教育完全是“严格正统的”。
“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很迷茫。我看到的社会现实，和父母对我的教育差得太远。我们那一代人推崇的美好的东西，现在很少有人再提起，年轻人更不用说，他们听了只会觉得可笑。”
王凌1998年开始练习法轮功，她回忆说，当初受吸引的是《转法轮》里反复出现的两个字“重德”。
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冯今源曾研读过《转法轮》。他认为，“它是一本对人的心理作用能力极强的书。”
“转法轮”的迷局
冯今源说，李洪志是一个心机很深的人。这点从他的书就可以看出来。《转法轮》所谓“带人入门”的开篇第一章，也是它拉拢人心最具煽动力的部分――就是鞭挞社会的阴暗面，片面夸大人类的弱点，正是这一点赢得了不少人的心理认同，尤其是社会失意人群的心理认同。
冯今源说，当前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人们普遍感到生活节奏加快，人际关系复杂，利益矛盾突出，社会上也滋生了一些丑恶现象，例如社会不公，腐败严重，道德滑坡，假货横行等。承如先辈所言，改革既流入清风，也飞进了苍蝇。但是，处于剧烈社会变动中的人们，尤其是在计划经济内“过惯了安稳封闭日子”的中国人，往往只感到了苍蝇满天飞，扰乱人心，却不觉清风入室。
“他们困惑，怀疑，寻求依赖，这个时候李洪志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救世主，说他能通神灵、治人心、晓天理、定乾坤。人们于是就把自己有病的身体、麻烦的家事、混乱的情感全部都交给了这位所谓的法师处理。”
记者接触到的大多数法轮轮信徒回忆他们“入迷的过程”，都是最初怀着一颗好奇心试探，接着是“宁可信其有，也不可信其无”的摇摆，渐渐演变成了“诚则灵，信则灵，不诚不信则不灵”的束缚，愈陷愈深，终于难以自拔。
记者还了解到，《转法轮》是大多数信徒练功的必备品。他们每个人都能把这本书诵背如流，一般都读了十几遍，最多的竟然读了300多遍。
经济学家杨帆曾通读《转法轮》，他对该书的评价是“前半部凡是吸引人的，好的部分，无不是李洪志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佛家、道家的精华处偷取，后半部凡是可笑的，危险的，引人走火入魔的的部分，无不是李洪志自己蹩脚的杜撰。”
“《转法轮》是一个心理陷阱。”
据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披露，到目前为止，因痴迷“法轮功”而发生精神混乱的已经有800多人。
中华医学会精神心理专家冯志颖说，从她们收治的68名因练“法轮功”导致精神病的病例看，“法轮功”确实可以直接诱发精神失常，常见的是出现幻听、幻视、妄想。一位患者说他听到“师傅”李洪志在空中和他讲话，要他去往西天路上。另一位患者整晚整晚不睡觉，口中念念有词。
“情况严重的，就会自伤或自杀。”
中国传统文化学者张祥平认为，在世纪末发生的“法轮功现象”引人深思，因为绝大多数练习者是普通人，而且是怀着善良愿望的普通人。
“这说明，人们的信仰在迷失。如果没有纯正美好的信仰，邪恶荒唐的信仰就会占据人们的心灵。”
第二篇：
一份关于信仰的调查报告
5年前――1996年1月11日――北京一家名为“零点”的调查公司，推出了一个调查报告。当时，这份报告并没有引起社会关注，一些收到它的媒体甚至没有刊发任何消息。
今天，这份报告再次被提了出来，其调查结果和分析，似乎对当前发生的诸多事件做出了预见。
这是一份涉及中国人对科学功能的评价、信仰选择、宗教影响和气功的社会基础的报告。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南通、保定6个城市的1300户市民，参加了那次随机抽样访问。
他们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现在世界上什么东西是比较真实可信的？”
“金钱。”
在另一项对宗教人物的票选中，人们再次选择了金钱――“财神爷”，以92.3%的高票成为最被调查者看重的宗教“领袖”。
对于科学，虽然它正在帮助人们实现更多的“眼见为实”，但是科学的力量目前还没有战胜人们对神秘现象的兴趣，在中国，这种兴趣尤其浓厚。全球平均只有29%的人将神秘现象与事物列为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但零点的调查显示，在中国人中这个数据高达57%。
只有不到44%的市民认为“科学才能揭示真理，一切不依靠科学所取得的认识都不是真理”（科学至上论）；36.2%的人则认为“科学只是人类知识的一个方面，宇宙中有许多事情是科学所不能解释的”（科学有限论）；17.9%的人表示难以在这两个观点间作出判断；2.1%的人未答。
如果将持科学有限论者与难以判断论者划为一体，那么可以发现：对科学功能持有限肯定意见的群体者超过半数。
在这份5年前的调查报告中，就已经突显出现在目前被舆论广泛讨论的一个问题，“高素质人群对神秘现象的热情。”
调查显示：持“科学有限论”的比例最高的人群，恰恰是那些在国家机关、教科文卫机构的“高素质人群”集中之处，分别达到18.2%和19.3%。
零点公司研究人员分析说，可见对科学的信心，并不是以文化程度和社会职位而论。事实上，受教育水平较高和职位较高者，并不比普通市民较少对神秘现象发生兴趣，高层人士也并不比普通公众有更强的判别能力。
这份调查进一步显示：持科学有限论者，有比持科学至上论者有更高的宗教性行为频率。其中，女性的宗教行为表现最为突出。
有53.9%的人承认自己曾给过世的亲人烧纸钱、上坟；23.8%的人去庙宇道观烧香许愿；13%的人购买过佛像、伟人像、护身符、十字架等宗教物品；7％的人购买过宗教书刊；3.7%的人曾去教堂参加过圣诞聚会。
对于近几年气功热中出现的以“气”来铨释世相真谛的趋向（特异功法），受调查者对其是否存在表现出针锋相对，但不容乐观的分歧。
92%的市民表示听说过气功。56.3%的人认为“气功是一种强身健体的功夫”，但倾向于支持揭露伪气功的，认为“伪气功是一种骗人的东西”的人只有9.1%。相反，倾向于支持特异功法的“信则灵”、“特异功能”、“与宇宙间信息的神秘联系”主张者之和，却达到了15%，这说明支持特异功法的社会基础要强于其反对者。
有11.8%的调查对象报告说，他们曾参加过有争议的气功师带功报告会，其中女性、离退休者、机关团体和教科文卫机构从业人士是最为积极的参加者。同时，他们也是神奇的特异功法表演场景最积极、最有效的传播者。
在这份名为《中国城市居民对神秘现象的兴趣度研究》的报告结尾处，调查人员分析说，对不可知的命运和具有高度或然性的运气的信奉，依然是中国市民无法摆脱的情结，它在当代的生存与滋长的土壤，也许是急剧的社会变化、高度的社会压力，以及稍显无序的文化氛围导致的精神无助与失落。
第三篇：
寻找失去的信仰
――与信仰问题研究学者刘建军的对话
在德文里，良心与信念是同一种拼写
新闻周刊：
到底什么是信仰？信仰对于一个人究竟有什么样意义？
刘：
很长时间了，我们很少提信仰。一提就是宗教信仰，甚至批判过信仰主义。后来信仰有了正面的意义，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信仰包含的面就比较广泛了，当然也包括信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道德也是信仰，在德文里，良心与信念就是同一种拼写。
笼统地讲，每个人都应该有信仰，只是信仰的层面不一样。有的人信马克思主义，有的人信上帝，有的人说，他什么都不信。其实他还是有他的信念，比如相信社会总是在发展，总会越来越好。相信这世上还是好人多。
也有的人可能有很多信念，如何对待朋友、如何对待家人，如何对待工作，但是他的信念不统一，经常发生矛盾，是分裂的，没有一个指向，那么，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古代所谓“忠孝不能两全”，就是在一个最终信仰面前的取舍。
信仰确实是个很难界定的概念。它包括的层面很广，很多层次。它可以是低层次的，低到诸如相信“人必须吃饭”，也可以很高层次，高到科学精髓的层面，或者神的层面。
说起来，信仰就像一个球体，有最核心的，也有外围的，但原则是，它必须要融为一体。
我认为中国存在信仰迷失
新闻周刊：
您认为，现在的中国是否存在信仰迷失的问题？
刘：
我认为存在，当然它有一个尺度大小的问题。
文革后和改革开放初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信仰迷失。文革，本身就是一个信仰狂热的时期，后来突然冷下来，它的后遗症就暴露出来。人们的精神领域出现了空白。当时，我记得《人民日报》还做了一个澄清，说文革的时候有信仰危机，现在有了正确路线，不存在信仰危机、精神空虚的问题。
但是信仰迷失甚至信仰危机的说法一直还是有，不少学者也经常谈。前不久，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就法轮功及信仰问题接受美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历史上最有生机、活力的时期，人们的思想、创造力空前的活跃，不存在精神空虚的问题，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会出现信仰多元化的问题。
就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存在信仰迷失。
中国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
刘：
每个民族都不可能没有信仰，尤其像我们民族经历了几千年的文明史。但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民族的信仰有它自身的特点，我们从来不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度，宗教从来也没有凌驾于政治之上。一个皇帝喜欢一种宗教，这种宗教就发展，不喜欢，就萎缩。所以外国人就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只讲利益，顶多讲到治国的层面。
中国不像西方那样有严肃、系统的宗教，西方中世纪的文化主要就是宗教。中国人的信仰却在世俗生活方面，“老婆孩子热炕头”，即使高级学者们关注的也是世俗生活，实用理性，不大关心玄的东西。
近代以来，随着鸦片战争、西方的入侵，皇权败落，传统意识形态失去了凝聚力，到“五四”，已经形成很广泛的社会信仰危机，也就是说，信仰危机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问题。
“五四”时，人们就开始寻找新的信仰，那时候各种信仰竞争得很厉害。有人认为应该选择马列主义，也有人主张通过国家力量把儒家学说宗教化，比如康有为就是这样的人，有人则认为应引进西方宗教，还有人提出振兴佛教。
在这个信仰选择和冲突的时代，马克思主义脱颖而出，很有戏剧性。对于中国人来说，马克思主义进入得最晚，但它却接受、传播得最快，它一下子吸引住了中国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
有人探讨其中的原因，一种结论是马克思主义里的很多东西与中国传统的一些东西一脉相承。比如中国人不讲个人，讲群体，不讲来世、地狱、灵魂，讲现实生活，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讲阶级、讲民族解放。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全新的信仰，它与其他种种信仰都不同，它是与当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在一起的，它本身就是以科学的面目出现的，中国当时缺的正是民主、科学。另外当时中国不仅是信仰危机，更重要的是民族危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套可操作的理论，怎样建党，怎样靠党领导革命。
人们是用一种低级的方式信仰高的信仰
新闻周刊：
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几乎成为我们全民的信仰。
刘：
是的，整个民族树立一种全新的信仰，在人类历史上这也是一种很壮观的景象。
但是这种信仰后来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因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威信在增强，另一方面，人们并没有被引导树立一种对待信仰的正确态度。
从文革开始，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实际上转变成了一种自发的宗教势力，变成了个人崇拜，对一个人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本来是理性的，是一种科学，结果被人变成了一种近乎神的东西。
实际上，我认为是信仰方式发生了转变，人们是用一种低级的方式信仰高的信仰，中国传统上信仰经验很低，只能用一种崇拜英雄的方式信仰马克思主义。50年代末60年代初早请示、晚汇报的情形，实际表明了一种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宗教。
新闻周刊：
马克思主义与宗教信仰的区别是什么？
刘：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信仰，主要是公共层面上的，社会生活包括两个领域，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一种信仰如果只能影响公共领域，没有深入到日常生活的个人领域，它只能是浮在上面的。文革时期，有人企图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控制人们全部的生活，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宗教首先要影响的，是人们的日常生活。
后来马列主义也渐渐退出了私人领域，主要用来指导国家的大政方针。此时，人们的个人生活就出现了信仰的空白，不知道该遵循哪些原则。
经历了物质的匮乏后，有一段时间，人们把物质生活当成一种追求，因为物质生活本身就具有精神价值。但是后来人们又发现，物质生活满足后，心灵很快又会变得空虚，精神追求仍然必不可少、无法替代。
我们身处一个信仰冲突的时期
新闻周刊：
这个时候，就进入了一个信仰激烈竞争的时代？
刘：
是的。
精神空虚有两种，没有意识到和意识到。意识到之后，人们就要寻找某种精神寄托来填充。不但是缺乏信仰、想寻找信仰的人意识到了，贩卖信仰的人更注意到了，他发现了一个大的市场。每一个教派都想扩张，都想向外传播。
到了90年代，寻找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气功热也算是应运而生。人们练气功，并不仅仅是为了强身健体，也是为了获得心灵上的安慰。
气功的发展也有一个过程，开始是体育教练、江湖郎中充当气功师，慢慢向精神领域渗透，变成了宗教或准宗教。法轮功与它们不同的地方是一步到位。法轮功的势力扩大不仅是李洪志个人妖言惑众的力量，也是老百姓盲目自发的力量。
新闻周刊：
除了法轮功，各种气功以外，还有哪些信仰参与了这次竞争？
刘：
有人提出复兴传统文化，把孔夫子发扬光大。但我认为，如果要发扬我们传统文人的力量，就一定不仅仅是恢复，而要批判地继承。
有人提出引进西方的基督教，基督教已经发展到比较完善的阶段，中国也需要学习西方文化。还有不少人寄希望于佛教，它当然与烧香信佛的农妇不同，它是从一个比较高的层面来阐释。
另外就是准宗教、邪教，像中国台湾、韩国一些邪教的分支。再有就是迷信。还有政治上的，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所有这些都在争夺中国老百姓，企图成为人们的信仰。
如果对法轮功不加控制
新闻周刊：
如果对法轮功不加控制，任其发展，结果会怎样？
刘：
从世界范围看，一种新兴宗教或者准宗教，如果任其发展，都有危险的一面，就是说走向邪的一面。它不像传统的宗教，经过几千年的磨和，教义已经稳定下来，适应了社会的需要。
新宗教会不停地变化，因为它崇拜的教主是现世的，一个活生生的人本身就会有变化。就像国外的一些新宗教，开始好好的，教人行善，后来就越变越邪了。这跟教主自身的素质很有关系。
拿李洪志来说吧，从小就打架，横行乡里，他的势力一旦扩大，很难说会做出什么事来。
中国现在的问题还有，如果承认法轮功是合法的，还有其他的功，中功、元极功，很多很很，堵都堵不住。
像美国、日本，有上万个这样的组织。虽然政府也会监督，可是很难顾得过来，所以才会有邪教的种种极端行为。更严重的是，有的教派有强烈的政治野心。
新闻周刊：
您认为在目前的阶段，人们最需要在信仰建构方面做些什么？
刘：
在道德方面发展一个完善的价值体系，以指导人们的日常生活。
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直接可以给予的，中国人必须要结合中国的现实，寻找一种符合中国的道德价值体系。其过程就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一样，革命阶段、现代化阶段，各有各的侧重，每个阶段都是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而产生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