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大学，少数人的盛宴？

今年夏天，中国高校的学费再次上调，幅度是近年来最大的一次――普遍上涨20％。清华、北大、人大等名校，学费涨到了每年4800元（比去年多1500元），一些艺术院校如中央戏剧学院更高达每年9000元！

6000元人民币，这已经相当于中国城市居民年均收入的80％，农村居民年均收入的200％！

“一天要给4个孩子上家教”

19岁的北京女高中生张文燕在这个漫长炎热的夏天，每天要给4个孩子上家教。以下是她的时间表：

早上6：30，从家出发骑车1小时到前门，然后乘地铁到雍和宫，再骑一辆事先存放在那儿的自行车，大约半小时后到讲课地点。8点到10点，开始她的第一轮家教。下课后，重复来时的路程。中午11：30回到家。

11：30到12：30，给妈妈姥姥做饭，之后骑车半小时到陶然亭，在那里开始第二轮家教，从13点一直到15点。

    15：30分回到家，休息半小时后，16：00再次出发去右安门。在那里开始她的第三轮家教，从16：30到18：30。

    晚上19：30回家。晚饭后，20：00到22：00之间，是她的第四轮家教。

也就是说，这个19岁的女孩子要从早晨6点工作到晚上10点，每个家教间隔的休息时间仅仅半小时。

“即使是这样，离6000多块的学费还差得很远。”她说，张文燕每小时收10块钱，一天挣70元，除去周末，一个月只能挣到1000多元。

    张文燕的妈妈看着女儿大热天马不停蹄地跑来跑去，心疼地要命，“燕子从小到大上学就很累了，现在为了挣学费，简直拼了命。我跟她说，不够的话，妈妈去借。”

“我们家一分钱的收入都没有”

张文燕是北京崇文区广渠门中学宏志班的应届毕业生。

8月13日，她收到了北京外交学院国际经济系的录取通知书，这是她的第一志愿，她考了550分（北京文科一类重点大学的分数线是465分）。

但张家没有庆祝。

张文燕家在北京城的南端一个洋桥叫的地方。穿过一条挤满小杂货店的窄街，经过一条臭气熏天的污水河，眼前出现一个大院，院里有大片的楼房，楼房的后面，是一排低矮的小平房，张家住在其中的一间。

屋子没多大，13平米左右，两张床和一个老式的高低柜占据了大半空间。一张旧木桌上，摆着台一闪一闪的熊猫牌单卡录音机。

每隔大约7分钟，这个小平房的四周会突然响起震耳的火车轰鸣声，门窗一阵颤抖，像经过一场4级地震――距离张家的后窗不到5米之处，就是两排火车道。火车南行北往，呼啸来去，昼夜不停。

最糟的是春运期间，“4级地震”加剧到5分钟发作一次。那时，屋里的人彼此说话都听不清。张文燕就天天在这轰隆声中写作业，吃饭，睡觉，备战高考。

花床单上，放着那张大红通知书，和它一起寄来的，是外交学院的收费单。

学费：5000元 ；军训费：300元 ；住宿费：600元 ；住宿用品费：295元 ；电视机、电话机使用管理费及押金：200元 。合计：6395元。

“6395元？我们家可一分钱的收入都没有。”张文燕的妈妈坐在床上说。她患小儿麻痹症多年了，不能行动，没有工作。“我们家就3个人，我这个没用的残疾人，87岁的姥姥，还有中学刚毕业的燕子。”

张文燕的父亲依然健在，但1994年就有了外遇，不再回家，法院曾强令他赡养未成年的女儿，结果他一走了之，断绝了音讯。

“爸爸不认我，我也不赖着他！”张文燕是个外表瘦弱，但性格倔强的女孩。“妈妈本来不愿意离婚，她总说离婚了，谁管我们家燕子。结果那个第三者还跑到我们家，上门来要妈妈签字。是我要妈妈离婚的，让别人可怜着生活，没意思。”

那年年底，张文燕代表妈妈到法院，给父母办理了离婚手续，当时她只有13岁。

从13岁开始，这个小女孩每天早晨5点起床，给妈妈姥姥做饭，6点骑车40分钟，赶到学校上早自习，晚上7点半之前准时回家，做晚饭，然后复习功课到12点。

6年来，三个女人赖以生存的是：北京市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金――每人每月200元（今年涨到280元）。

“我们录取的，是最穷最好的”

在北京，那些家境贫寒但成绩优秀的初中生，如果想继续学业，有一种选择：上广渠门中学的开办“宏志班”。这个以“人穷志不短”立意的特殊班级，因为给穷人的孩子提供免费高中教育而闻名――在那里，吃、住、学费、书本工具，都是免费的。

宏志班，是中国“贫寒人材”的一个缩影。

每个“宏志班”的孩子，都曾接受过两轮筛选，第一轮是广渠门中学的提前考试，成绩出众的才被允许中考时填报“宏志班”；第二轮是中考，“宏志班”的录取线比北京区重点中学还高十几分。

每个“宏志班”的孩子，都来自北京最穷的家庭。北京市最低收入家庭的底线是：每月人均收入不超过280元，而宏志班的孩子人人都能拿出一张证明――证明他们家的月人均收入还不足270元。

    “每年，我们要接到600多个北京穷孩子的申请，”宏志班班主任李雅东说，“但最后被录取的，不超过50名。被录取的，是那些最穷最好的。”

宏志班的升学率可与北京名校四中八中媲美，迄今为止，三届学生考入大学的比例都是100％。今年，86％的学生考中的是：国家一类重点大学。

“4块钱一顿的午饭太奢侈了”

张文燕的同学李俊良，是宏志班本届理科考生的第一名，611分被北京大学录取（北京大学理科上线分数是476分）。

但就在初中毕业时，他几乎与大学绝缘。当时，他填报的志愿是中专和技校，志愿书已经报到学校，被老师退了回去。校长说，“李俊良，你学习这么好，不上高中是浪费！”

李俊良放弃大学，还是因为穷。他家在北京农村――房山。家里有6亩粮食地，2亩菜地，但父母都是病人。

李俊良的母亲有胆结石、心脏病、高血压、脑血管硬化。父亲肋下疼、腿浮肿，乡医院检查了几次，病因始终不明。全家每月的收入大约400块钱，父母的医药费就花去小半。1997年，李俊良的哥哥考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费每年2000元，李家雪上加霜。

有一次，李俊良的母亲半夜三更胆结石发作了，疼得手脚缩成一团，浑身冒冷汗，家里人手忙脚乱把她送到医院，打了一管止疼针，就又拖了回去。为了省钱，直到今天，这位母亲还是忍着不肯动手术。

宏志班每月要发100元的午饭和晚餐费。午饭是每天4元，李俊良甚至舍不得花这4元钱。

在他宿舍的床下，有一小坛酱豆腐，那是他从学校对面的小商店花10块钱买的。大约两个月的时间里，老师发现他不吃学校的午饭。李俊良的午饭是：在街上花8毛买两个馒头，就一块酱豆腐，一顿才9毛钱。

“4块钱一顿的午饭对我来说太奢侈了。”被老师发现后，他解释说，“我一天节约3块多钱，两个月就能攒200块，多少能给家里贴补一些。”

房山是北京的远郊，坐公车来回要4个多小时，票价是3元。为了省钱，李俊良高考前半年一直没回过家。像张文燕一样，他也经常穿着身不合体的衣服，那是他高一暑假在游乐园卖饮料时的工作服。

这个深知什么是贫困的孩子，当年以高于中专近100分的成绩，考入宏志班。高中三年内，他天天不到6点就起床读书，晚上学习到深夜两点。

李俊良的这个暑假，是在一家三星级酒店渡过的――他在粜文门的温特莱酒店做保安。每周工作6天，早、中、晚班轮流。月薪450元，而北大的学费是4800元。

他已经决定贷款。

“在北京当特困生还是幸运的”

宏志班的学生们说，他们能在北京当贫困生还是幸运的。

    因为被京城一些媒体报道，张文燕家所有新的、值钱的东西全是好心人送的。电话是妈妈的同学装的，衣服是同学的妈妈给的，自行车是一个阿姨买的生日礼物，轮椅是北京残联的，最显眼的那台微波炉，是因为张文燕上学后，两个不能行动的女人有时连饭都吃不上，一个陌生人捐赠的。

当然，最幸运的是，他们有宏志班。

班主任在这个暑假也没闲着，她帮学生们联系好了华夏银行，这家银行同意：宏志班的学生贷款不要担保人，利息也降低。

青少年“学子阳光基金会”承诺：捐助每个宏志班的学生学费2000元。

这是在北京。在月人均收入1047元的京城。而在那些不发达的小城镇，在落后的农村，在穷乡僻壤，在也许都说不上名，没有路的地方，从那里飞出来的金凤凰们，又该怎么办呢？

第二篇：大学，只有收费一条路？

今年全国高校学费上涨后不久，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即对三大城市北京、天津、广州的1000名学生家长进行了快速问卷调查，收回了有效样本980个。

调查显示：58％的学生家长认为，这次学费上调不合理，难以接受。

一桌办给少数人的宴席

在这份反应迅速的问卷里，高达84的人％表示：他们能够承受的大学学费一年不超过4000元。

但已公开的大学学费，几乎都在这个期望值之上。北京“四大名校”清华、北大、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学费为每年4800元。

北京理工大学、科技大学、化工大学、邮电大学、航天航空大学、林业大学、工业大学的学费平均为5000元。

上海的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南京的南京大学、河海大学；湖南大学、苏州大学等地学费都在4000元以上。

学费最高的是艺术类院校。“明星摇篮”――北京电影学院，两年制高职走读的价位是1万元，而最热门的表演和广告专业学费高达每年2万5千元！

    节节攀升的大学学费，成了今年继高考舞弊丑闻后，中国教育界引爆的又一争议热点。

    南开大学教师肖笑霄说，中国一个农民一年平均收入不到2100块，减去衣食住行的花销1600多元钱，手里剩下的，不到500块钱。这样一来，农村的孩子还怎么上大学？难道真成了鲁迅先生说的，这桌宴席是办给极少数人的？

大学比房子更刺激

据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魏新透露，今年学费大幅上涨，有一个特殊的背景是――有一些学者预测：高等教育能拉动消费，而且是“久拉不动”的消费市场里最有潜力的黑马。

中国曾在1996年提出以住宅、汽车做为拉动消费的两大热点，迄今效果不佳。去年2月19日，亚洲开发银行博士汤敏在《经济学消息报》中首次提出“以大学刺激消费”的观点。

他说：“若中国高校的招生量增加一倍，且新增学生一律实行全额自费，学费每年1万元，其它费用每年4到5千元，则高校每年可多收学费200亿。其在校其他消费还有约40亿。再考虑这笔钱带动的间接消费，这240亿将可拉动将近1000亿元左右的最终消费。”

与汤敏持相似观点的还有中国科学院博士胡鞍钢。

胡鞍钢算了这样一笔帐：目前，全国老百姓在银行里的储蓄已经超过5万亿元，而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人们准备花在教育上的占10%（高于准备买房的7%），所以，即使有一半的人兑现了他们的打算，全国居民潜在的教育支出，每年就是2500亿元，这已经相当于中国教育的总经费了（1997年教育总经费为2532亿元）。

“中国的父母，只要孩子有受教育的机会和可能性，都会即时投资。”胡鞍钢表示。

这次大学涨价后的调查，证实了胡鞍钢对“中国父母”的判断。71％的家长说，哪怕学费再高，只要孩子考上了大学，节衣缩食、砸锅卖铁也要供。

学费3000比较合理

“即使学费高到每年一万两万，也总有人交得起，关键是那样做，是不是公平？”魏新说。

公平，事实上才是大学学费争议的潜台词。人们并不是在“该不该交学费”上纠缠不清，而是在“学费高低，要不要考虑多数人承受能力”的问题上各持已见。

魏新的观点是，今年调价后，大学学费偏高，因为多数人承受不起。

他说，中国老百姓的存款虽然有5万多亿元，但只是一个总量的概念，并没涉及到存款的“分布结构”。

《经济学消息报》去年4月30日的一篇文章披露：1998年末，中国居民的储蓄存款余额确实达到了5.3万亿元。但其中，公款私存占了1万亿元，农民存款占1万亿元，其余的3万多亿元，一半以上集中在占社会总人口20％的富人手中。

贫富悬殊，是中国现在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它使许多决策都有“屁股坐在哪一边”的嫌疑。

在不同阶层――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农村与农村之间――人们的收入差距都在逐年拉大。

中国最富有的城市是深圳，深圳人每年平均收入2万多元；但在贫穷的老区甘肃，兰州人每年的平均收入才5128元。

中国农村人口是城市人口的2倍以上，总收入却只有城市人的一半。

在农村内部，最高收入的10%农户，拥有的财富是最低收入的10%农户的14.7 倍。

据魏新测算：大多数老百姓目前可承受的学费水平，是每年2883元。如果乐观估计，可达到3000-3500元，超过这个幅度，就是只有少数人才上得起的学了。

15％的人会因穷弃学                           

     在最近的民意调查中，有一个数据引人注意：15％的家长表示，如果大学学费远远高于他们的承受能力，会考虑让孩子不上大学。

       魏新说，人们为上大学掏钱的决心，不是永无止境，也存在一个承受与不承受的临界点。1998年6月，香港研究资助局曾资助他们的一个调查，对大陆9所高校的近万名大学生，进行高等教育价格与需求的弹性评估。

       结果发现：当学费增加10%时，会有约11%的学生因负担不起学费，而想要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据教育部财务司提供的数据，即使是在前几年每年1千多元学费的条件下，全国高校的在校生里，贫困生已经占到25%左右。2000年新学年开始，这个百分点也许就会上升。

如果说，前几年受学费困挠的还是“特贫人群”，什么下岗职工、偏僻山村，孤残家庭之灯，那么随着学费的一再攀升，“因穷惧学”的威胁将扩大至普通平民。

是不是只有收费一条路

政府是否对教育投入不足？把包袱转嫁个人？是许多人的疑问。毕竟，高等教育虽然个人受益，但最终国家获利，因此才被称为兴国之本。

担任教育部咨询专家的魏新透露说，目前的教育经费已经是教育部力争的结果了。事实上，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每年搞财政预算，最难做的就是财政部，各部委都来要钱，而且个个十万火急。

你说教育重要，就会有人反问：下岗失业、身无分文的人重不重要？重病在身，需要医治的人重不重要？尖端科技重不重要？防洪抗灾重不重要？在中国国情的背景下，哪一项发展是次重要？

1999年以来，中国每年都在教育方面增加30多亿元。但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有着世界上最多的教育人口――占世界总教育人口的25％。30多亿元投入人民的海洋里，瞬间化为杯水车薪。

而且，30多亿元，绝大多数是用来贴补漏洞更大的“基础教育”的，分到高等教育的头上，不到1％。

天上不下雨，只好找地下水了。中国的教育源泉似乎就只有这两条：一是上面拨钱（经费），二是下面收钱（学费）。当上面“有心无力”时，下面就只能拼了命，使出吃奶的劲了。

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薜澜说，中国的高校体制已经到了“上面下不来，下面上不去”的两难境地。按照教育成本计算，即使是目前的一年5000元，教育经费还是远远不够，像清华这样的大学，一年的流水帐就得几个亿；然而，考虑老百姓的经济承受力，现在的价格已人心失衡，再涨就可能怨声载道了。

不论涨与不涨，都会有人喊痛。最终受伤害的，还是中国国民和国家的前途。

教育，最后一座堡垒

胡鞍钢在《中国国情分析》一文中引起各方异议的言论，事实上并不是单纯地主张大学“增加收费，刺激消费”，他的立意是全面的高校体制改革。

“既然政府不能包办教育，就该转变职能，变政府办学为社会办学，变两条管道为多条管道。”

至今为止，中国教育体制的两大基本特征：高度集权、高度垄断并没改变。国家教育部仍在对全国高校下达指令性计划，最新的例子就是学费上涨也“一刀切”，而高校机制僵化下的人浮于事屡见报端。

胡鞍钢说：大学冗员恐怕要居全国各行业前列。

1997年，全国高校有职工103万人，其中教师只有40.5万，仅占40%，而行政后勤人员的比例就达60%。每个教师负担学生的人数为7.8人，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14.3人）的一半。

一方面教育经费两头“提不上来”，导致大学教师待遇低下，人才留不住；另一方面没有竞争机制，不称职的教师又淘汰不了。

“大学的成本本身就有很大的水份。在这样的情况下，增加多少教育经费也不够“众者食之。”胡鞍钢说。

    教育，被一些主张改革的学者称为“中国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但随着教育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这个“堡垒”的改革也将为时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