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晖
    
    早有人给香港下了结论，说香港是个文化沙漠。对此，我经常感到困惑：中国是东方文化的发祥地，英国是西方文明的标志性国家，为什么香港却是一块沙漠？这有点象一个有文化的母亲和一个有文化的父亲生出来一个没有文化的孩子，让人觉得有点奇怪。
    
    今年三月，我有机会在香港滞留了一段时间，在烟雨迷蒙的季节里品味这个城市，分辨它的文化，捕捉它的气质与精神，这是一件费力气的事情，但很有意思。
    
    三月的香港到处是雨，雨中的香港到处是文化。三十七个图书馆，三百一十多万本图书，二十多万部视听资料，随时等候服侍香港人的精神。大会堂，香港文化中心，高山剧场等文化场地每年有三千场以上的演出，愉悦香港人的耳目。另有香港艺术馆，香港视觉艺术中心，茶具文物馆，香港博物馆，罗屋民俗馆，香港太空馆，香港科学馆……真是处处文化。
    
    就连香港赛马会，也每隔十五分钟播放一次马会的介绍性影片，片名《香港精神》。本来在香港流行的赛马与麻将被人称为香港的马文化和雀文化，合称禽兽文化。然而到了禽兽文化的中心地带，这里却在倡导着香港精神。《香港精神》拍得好，横幅三折的屏幕，上演的是一个默片，屏幕下的观众满眼都是飞奔着的马，英武的骑师，狂欢着的马民，在这种跃动和欢呼之中，奔跑出的是一个又灵动执着的香港。据说，六百万香港人均每年用七八千元投注于赛马。在一个马季里，政府和马会收税和抽水所得超过一百个亿。可是，《香港精神》却在这大笔的金钱中凸显出来，成为一种文化。
    
    据香港人考证，中国的第一份报纸出自香港，叫《中外新报》，一百多年前的事了。现在的香港充斥着报纸，六百多万人的香港，有日报六十多家，期刊近六百家，报摊儿，连锁店到处都是报纸杂志。一份报纸三、四十页，一百多个版，是经常的事。装在一个塑料袋里，忙的人拎着塑料袋就上了汽车，闲的人拎着就进了公园。
    
    公园的长廊上到处散落着报纸，看报，常常是香港老人健身之余的一项必要活动。有人看报纸之前还郑重其事地戴上一副塑料手套。其时，神情庄重，操作规范，大有讲究的中国古人开卷之前沐浴更衣的风范。但其实，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不让铅墨弄脏了手。举起报纸，目光匆匆划过政治、经济、文化，最终与股经相遇，还有马经、波经、凶杀、车祸、明星追踪、私人秘闻，这通常才是大多数香港人大快朵颐的所在。因为今天对报纸的一份关心，明天就可能成为在赛马会上的一次发财机会。
    
    此时，文化变成一种对利益追逐的手段。从文字到财富的路径很便捷，正应了中国古人所说的，书中自有黄金屋。在香港，你追踪一个文化的事件，最终总是能找到商业的根源上来。打开文化的外衣，发现在通常情况下，商业既是文化的起点，同时也是终点。有人把这种以商业为始终的文化命名为工业文化，把做文化书报业的集团叫做文化工业。资本在文化领域的运作使文化改变了原本的性质，当文化被商业所渗透的时候，文化只是形式，商业才是目的。
    
    所以，在香港看文化，看着看着，文化就变了味；就变成了商业。香港有个漫画家，叫黄六郎，画的是市井漫画，竟画出了一个商业集团，画出了上市的股票。另外，香港有个大文化人，叫董桥，散文写得清新深厚优雅从容，风靡香港多年，现又北上大陆，其势难当。可是，这位大文化人突然被商业买断，受聘一家报纸，据说年薪三百万，什么都可以不做，只要你是我报纸的人。这消息让人听了心里有种说不清的滋味，当然一个文化人有了钱是一件很好的事，有了钱的董桥可能依然是一个文化和思想的源头所在。但隐约之间总使人觉得有些异样，似乎董桥不再是一个资深报人，大散文家，大文化人，他的第一标志、第一责任是一个广告，象从尖沙嘴回望香港岛，那一片片森林一样的楼房上面一面面巨幅的广告，它的精致与美丽可以直接折合成产值和利润。
    
    香港是个商业社会，个人是微不足道的。文化相对于商业来说，也象一个失守的球门，商业所向披靡。当然，也可能这个球门从来就没有被守候过，甚至说不定，文化的球门一直在等待失守。我在香港走访了多家媒体，它们的政治倾向和办报办刊风格各有不同，但有一个可以很快找到的规律，就是当文化单独面对社会和读者时，它的力量是那么单薄，在香港的大厦森林里，只龟缩在一个又一个小小的角落，而当它和某种资本和商业运作联系起来的时候，文化才显得气势恢宏起来。
    
    所以，在香港，商业想介入文化，就很有些轻而易举，手到擒来的意思。一九九五年，正在红红火火的香港报业忽然就被一个商人搅得大翻地覆。一位老板对香港报业的介入引起了香港报业的一次大地震，引起的余震至今还没有完全消散，带着血腥味的恶性竞争使得许多家报纸倒闭关张。香港报业的次序瞬间被打乱，香港报业的风格也在迅速改变。老板办的报纸不仅介入了文化，而且还占领了文化的潮头，领了一时的风气之先。
    
    当然，也并不是每一个文化事件都被金钱操纵着。我在香港的时候，就亲见了一个声称与资金无关的期刊倒闭事件。在七十年代被称为海外知识分子第一大刊的《七十年代》，到了九十年代忽然万念俱灰了。《九十年代》的社长李怡在他的休刊词里说，在铺天盖地的若非教读者赚钱，就是教读者花钱的文化泛滥下，在煽情血腥与扒粪争辉的文化影响下，一份严肃地探讨问题的刊物，它的存在空间不会扩大，只会缩小。
    
    据悉，近年在香港结业的争论性杂志除了《九十年代》以外，还有《中国时报周刊》、《当代》、《百姓》。香港读者最多的报纸，都是市民类报纸。香港市民一般通过报纸第一版的大标题来选择取舍，而香港报纸的大标题一般都是血淋淋的。据说，这种血腥的报道具有宣泄人性恶意的作用。而近年风行一时所谓无厘头文化正是东拉西扯，胡言乱语，有风无影，轻松槁笑，暗合了港人的心思。
    
    在香港街头看香港人走路，都是目标明确，行色匆匆，绝无我们大陆来客的闲庭信步，此心到处悠然。他们要在最小的时间成本里得到最大的金钱效益。快节奏已经使香港成为世界上精神疾病发生率最高的地区。所以，香港人才在工作之余又渴望最大程度上地轻松自己，让绷紧的神经得以最大限度地回复，所以，他们制造了不计其数的搞笑片，然后，又在影院里十分主动地笑将起来。这时候，他们是不愿意承受思想的重量的。
    
    所以，在大陆的一些认真的作家声称要用生命去写作的时候，香港的很多作家正在大规模地生产文学。据说先是有日写万言的作家，后便有日写二万甚至更多的作家。三苏就是这样的多产者，有人描述他用的是车衣式的写作方法，笔就象缝纫机上的针，纸象移动的布。另有叫倪匡的作家，不用构思，摇笔就写，一天同时写十二本连载小说，一年出书超过三百本。这时候，文学和文化是不是又有点大工业的味道了？
    
    文化，文学和商业，生产就是这样在香港多雨的季节里沾连和渗透着，让人将信将疑，难解难分。文化有时就象飘来的一阵雨，似有似无，让人觉得香港百分之百就是一个商业社会，金融和商业的大厦占去了香港太多的地面和空间，文化就象香港的绿地一样少。但同时，香港的商业又处处蒙上一层文化的色彩，商业有着一种文化的浸润，让人看着舒服，觉得文明。
    
    这是一种大众的文化，一种生活里的文化，被裹挟在资本的运作里，被消化在强大的商业社会里，作为一个商业的副产品，回馈给社会与民众。它没有精英文化的生僻艰涩，很容易消受，民众不必要揪着自己的头发，不必悬梁刺股，努出全部心智，怀着几分痛苦与悲壮，去接受它。这是一种轻松的文化，即时的文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具有些许喜剧性，谈笑之间，就享受了文化，就消费了文化。
    
    它们是文化吗？很多人嗤之以鼻，所以，香港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摘不掉文化沙漠的帽子。但你说它就不是文化，似乎也不能，只是它不是和你的文化一样的文化，不是和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一样的文化，它是别一种文化，另一种社会产生的文化。我们与其鄙视它，不如正视它，与其拒绝它，不如了解它。
    
    更何况大陆也正一天天接近这样一种文化的氛围，随着文化的普及，商业社会的发达，大众文化日渐兴盛，越来越充斥日常的生活，它与精英文化的分野就越来越明显。大众文化，或者说通俗文化，就让它去和商业一起跳舞吧，从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一种服务业，只不过服务的对象各有不同。
    
    而需要给予更多关注的是标志一个民族，一个城市精神高度的精英文化，在轻松笑过以后，还有没有剩下一些思想的份量，作为一代人的肩膀，供我们的孩子攀援着走向更高跟远的地方？否则一代人又一代人，在同一精神层面上循环往复，人类的历史企不是成了一些带着油墨味的复印资料，精神的高峰也成了游戏的大草坪了？
    
    但在香港这样一个高度民主商业化的社会，又怎样维系一个纯粹的思想的层面？我就说不清楚了。可能真的象一个朋友所说的，香港太自由了，在这种自由的空气里，有时思索显得没有意义。就象天空，没有罩过一阵乌云，没有下过一阵大雨，就不会有绚烂的彩虹。也可能真的象另一个朋友所说的，香港的生活太规范，太优裕了，不用为了生存而思考，而没有危机感就没有哲学家，幸福的时代是不产生伟大的艺术和哲思的……
    
    但也可能这些都是我们的臆测，只是香港人坐上了商业社会这架疯狂的过山车，人在旅途，只能跟着疯狂的惯性疯狂地走，那时候，人只是机械的一个部位，哪有机会想什么。

（中国新闻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