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晖
    
    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二楼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厅有四百张红椅子。它们从一九八八年以来默默承载了一段中国民主演进的历史。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和另外十九位副委员长每两月一次落座在大厅东侧的一排红椅子上，身后高悬着一枚巨大的国徽，面前是一张凹形条桌和一片青枝绿叶。
    
    至今，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开过二十五次会议。每次会议的开闭幕式都由万里委员长主持。这二十人组成的委员长会议负责拟定会议议程，并处理随时发生的重要事件。
    
    与委员长席面对的是一百三十五张红椅子组成的委员席。在这块红色方阵上有原任部长、知名科学家、理论家、教育家，有功成名就的艺术大师，领一时风骚的经济领域开拓者，还有民主党派组成人员。四年来，他们在这里制定法律、决定重大人事变动、监督政府的工作和法律的实施。据不完全统计，仅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期间，中国就制定法律四十二部。
    
    万里委员长一直强调，要用法律来巩固改革成果，所以，每部法律的出台都必须积极而审慎。一般一部法律自提请常委会审议到颁布出台最快需经两次常委会。
    
    这中间，中国立法机构的工作者们有时间召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各部委官员以及法律专家进行多次的座谈。
    
    牵涉问题比较复杂的法律则需要更多的时间。据说，《工业企业法》起草就用了六、七年的时间，提请常委会审议后，又经调查、修改，时有一年多。
    
    这部法律还曾引起立法部门和政府部门的一场争执，象这样为某些主要条款争得面红耳赤的情况在中国并不多见。
    
    作为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宋汝棼在研究、修改法律时严守他的十六字方针。寻经查典、寻师访友、上山下乡、切磋琢磨。
    
    至寻经查典，可并非只是寻查中国之经典。宋汝棼特别告诉记者，还要寻外国之经，查外国之典。十年来，中国每制定一部法律，几乎都要参参借鉴大量国外法律。
    
    一九八九年六月，一百多位委员在红椅子上落座准备审议《集会游行示威法（草案）》时，发现桌前厚厚一叠文件中有大量外国法律资料。其中有美、法、德、英、日对申请游行、示威的行政管理，苏联、匈牙利、波兰对管理机关权限的规定，以及和对违犯规定者的处罚等等。
    
    这部为中外各方人士关注的重要法律案在经过十几次座谈和反复修改以后，又被公诸于众，交由全民讨论。
    
    待它第三次回到全国人大常委议事厅时，国务院起草的草案总则“为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安定……制定本法”，已被修改为“为保障公民依法行使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制定本法。”
    
    现在，红椅子上解决不了的问题交由全民讨论的方式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中国最高权力机构的组成人员恪守这样一个原则，即，制定法律要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出发。全民讨论既提高了开放程度，又发扬了民主，集中了民众的智慧，则何乐而不为呢？
    
    随着中国社会整体的开放与民主的推进，发生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厅里这四百张红椅子上的争论也日渐多起来。
    
    身为历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袁雪芬难忘一九八八年夏天的那一幕。那天，委员们是带着对物价工资改革的忡忡忧心走进议事大厅的。当时，中国改革正面临一个紧急的关头，但常委会安排的审议《野生动物保护法》等项议程却与之相去甚远。
    
    于是，委员们相继发表他们的不同意见，关于议程问题的辩论持续了一个上午，直至下午委员长会议之后，彭冲副委员长宣布，常委会将加入一项议程——请副总理姚依林来作物价工资改革方案的汇报。
    
    现在，政府高级官员向常委会作工作汇报，已成为常委会监督政府工作的基本形式。议事厅委员长席南侧的两张红椅子向人们提供了一份真实的记录。
    
    在常委会供职多年的夏先生称，中国的四任总理都曾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列席，姚依林副总理、田纪云副总理、国务院副总理兼计委主任邹家华、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都不止一次就重大问题向委员们作汇报，或听取会议审议情况。
    
    一份不完全的统计表明，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十五次会议共听取政府高级官员就有关重大热点问题的汇报三十多次。
    
    据说，一九八九年八月，委员们在听取清理整顿公司情况的汇报以后提出了许多十分尖锐的批评。
    
    国务院随即召开常务会议、拟定了进一步清整公司的措施。据此，国务院特别成立了领导小组，并决定首先清理国务院及其部门所属的公司。
    
    应国务院邀请，五十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清整公司的检查。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们再次回到红椅子上时，成为中国一时难点问题的清整公司工作已迅速得以推进。
    
    监督，这个敏感问题倒底能在中国的政体运转中深入到哪一个层次呢？万里委员长上任伊始，要求他的同事们掌握两个尺度：首先，权力机关与政府部门根本目标是一致的，监督是为了保证政府、法院、检察院有效地执行宪法和法律，是对它们的支持和促进。其次：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权，必须依法办事。据知，江泽民十分赞同万里的观点。
    
    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监督重点，是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国务院在执行计划和预算过程中所做的部分调整方案，也必须报常委会批准。
    
    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作出规定：凡属直接控告最高权力机关决定和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违宪违法情节严重的，由常委会责令有关部门查清事实，进行处理。
    
    每年，有十万多件人民来信从四面八方飞抵全国人大常委会，人们心目中最高权力机关的形象日渐清晰。
    
    每两月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厅的悬灯初放，关心中国政治的民众便把目光投射到那四百张红椅子上来，他们惊喜地注意到了万里委员长月前的那一番慷慨陈词。他呼吁四百万各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理直气壮进行监督。
    
    这份关于监督的讲话被中国各大报章全文登载，其中“任何人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段话，更是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一石激起千层浪”。
    
    其实，一系列有关人大制度建设的法律对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手段已有明确规定：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罢免和撤职……早在四年之前，制定《监督法》就被写进最高权力机构的一份工作报告中。
    
    那份工作报告还记录了委员们另一个信念，即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活动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让最高权力机关的决策过程处于一种更开放更透明的状态下。
    
    说到开放，就不能不提到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厅西南部的二十四张红椅子，它们有幸在一九八八年六月迎接了中国最高权力机构会议的第一批旁听者。几年过去，现已有近二百位工青妇组织人士在旁听席上亲历重大问题决策和重要法律出台的过程。
    
    共青团中央的孙先生曾为此感到很激动。但几次常委会开过以后，他的荣誉感转化为一种责任感。目前，旁听者反映意见、提出建议的渠道正在探索过程中。
    
    坐在旁听者前面的列席人员虽然不能捺动桌子上的电子表决器，但他们可以在常委会的各种场合发表自己的观点。
    
    上月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山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振曾作洋洋洒洒几千言的发言，对他的关于《工业企业法》执行情况的发言，万里委员长对此赞许有加。
    
    与李振一起列席会议的还有另外六位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负责人士，另有十位有关的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委员和人大代表。
    
    政府官员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列席的红椅子是摆在主席台委员长席两侧的。最高法院院长任建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复之每次常委会必到会谛听，最近的一次常委会上就有王丙乾、钱其琛、李贵鲜三位国务委员列席。
    
    如果说，列席的红椅子每次都座无虚席，那么，大厅后部的几排工作人员席则经常虚位以待。即使一周前准备工作已经开始，但约一周时间的会议召开过程中仍有大量的工作。
    
    委员们的每一次发言都由工作人员记录下来，他们的意见最快可在发言后几分钟与记者见面。在半天时间内印刷成册的《简报》等材料可以把委员们的意见直接传送给中国党政最高领导者那里，委员们也通过工作人员夜以继日的工作可以了解到最全面的情况和背景。
    
    所以，工作人员席的红椅子被冷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不过，常有人越位躜先，因为越来越多的记者被允许采访常委会，原来设的几排记者席上日渐拥挤，于是，工作人员席被记者们“合理利用”了。
    
    在几年前的一次常委会上，记者们被告知，不光要反映委员们的赞成意见，还要反映他们的反对意见。当记者们再回到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大厅里来的时候，他们的笔变得更坦率。
    
    现在首都十几家新闻单位获准采访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国公民透过这些媒体看到了最高权力机构工作运转的情况，以及发生在议事厅四百张红椅子上平静而又动人心魄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