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晖
    
    从中南海出新华门，往东走，过了天安门，没有几公里就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被称为“中国脑库”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离中南海并不遥远。
    
    实际上，中国党政高层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都有它深刻的理论探索的背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从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到国有企业“抓大放小”，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到社会主义的人权理论等，许多理论观点都是还处在“禁区”的时候，便由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经过艰辛的探索后率先提出的。
    
    直接的通道
    
    据悉，1991年，江泽民、李鹏曾把60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请到中南海，共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之大计。
    
    原定半天的座谈，被延长到一个整天。江泽民和与会政治局常委们商量，把下午的会议和事情都推掉，把中国最高层领导群体的整个一天时间全都给了中国社科院的学者们。
    
    当然，学者与最高层领导人这样的面晤对谈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但在这两个群体之间，思想的“见面”，精神的聚会却比人们所知道的频繁得多。一年四季，十之有七的日子里，学者们最新的研究成果，面对现实热点难点得出来的最新结论，通过直接的通道报送给中南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曾不止一次地专门召开会议，鼓励更多的学者成为中南海智力支持的提供者。
    
    一位中南海官员透露，在各部委的上报信息中，高层领导人对社科院学者提供信息的批示通常名列前茅。
    
    有的研究成果为关于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提供了依据，有的为中央起草“九五”计划2010年远景规划的建设提供了参考，有的为法律法规的制定提供了咨询意见。
    
    中南海在汲取“脑库”的智慧。社科院法学研究所郑成思研究员研究成果报送中央国务院的信息去年一年就有六项得到高层领导人的批示。
    
    学者思维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开始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生作用。去年，郑成思的《警惕建立合资企业中的中方国有知识产权流失》的论文报送国务院后，李岚清副总理作了重要批示，国务委员宋健转给了国家工商管理局，要求有关部门研究具体规章制度。
    
    据知，经过研究，国家工商局以48号令的形式颁布了企业商标管理的若干规定。这一文件采纳了郑成思的建议，对企业转让商标，企业对商标价值的评估，企业以商标形式与外国企业合资等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
    
    动用总理基金
    
    那是1991年的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的学者们专就经济预测研究项目向中央打了报告。
    
    当时，学者们相信，迅速发展的中国经济越来越需要预测研究，官方会意识到预测的重要。而出乎学者们意料的是，中南海对这份报告反应迅速，6天以后，国务院总理就亲自批准立项 ，并动用总理基金，直接拨付专款。
    
    中南海的这个动作意味深长。因为原来中国是不讲究什么预测的，那时，国家计划覆盖经济活动的各领域与全过程，而预测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自发性、盲目性的产物而受到批判。
    
    然而，中国在变。从前单一所有制的统一决策变成了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决策多元化。经济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国际化水平也日益提高，实现了从封闭向开放的大转变。
    
    于是，经济预测的时代到来了。仅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有分析与预测宏观经济发展的经济蓝皮书、分析与预测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经济绿皮书、分析与预测社会形势发展的社会蓝皮书、分析与预测国际形势发展的国际问题黄皮书。一本书就是一个彩色的预言，给高层决策提供一个阔大的背景，也给民族带来一个发展的预期。
    
    萨缪尔森曾把经济预测比作汽车的前灯。他说，“就像汽车明亮的前灯一样，良好的预测展示了经济的前景，并有助于使决策者根据经济条件来采取行动。”
    
    中国经济发展高速列车的“前灯”是在90年代初点亮的。经过充分准备，从1990年起，“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成立，正式开展了预测工作，以便为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提供系统的、科学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理论依据。
    
    有人把这种分析称为政治算术。它不用词语进行思辩，而用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表达自己想说的问题。据称，官方对此很感兴趣，因为它不仅大大提高了数量分析的科学水平，而且为制定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和经济政策、监督调控宏观经济运行以及提高决策科学化水平，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树成说，经过几年来的实际检验，表明该课题组对每年经济走势在变动方向的把握上，是准确的。比如，对1991年的全局回升，1992年的继续扩张，1993年的峰顶，1994至1995年的平稳回落，这些判断都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后来，第二批总理基金又相继到位，学者们继续在绞尽脑汁做着一道道政治算术题，不过他们的心态有了变化:从担心“预测不准会招致责难”，变为“没有科学的预测，就没有正确的决策”。
    
    刘树成向记者展示了资深经济学家刘国光与他合写的关于“软着陆”的文章。这篇长文被刊载于中国重要报刊，朱鎔基副总理对该文的重要批示，被当作编者按随文发表。
    
    据知，朱鎔基关于学者文章的批示及有关指示后来成为1997年朱办第一号发文。随后，中国各经济部门都总结了“软着陆”的经验。
    
    在刘树成为“软着陆”欣慰的时候，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京文和该院7个研究所的20多名学者正为“走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而兴奋不已。
    
    《走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是对2010年中国经济进行全面分析与预测的第一部专著。它是“中国脑库”的思维走势与中南海官方决策的需求相交的产物。
    
    李京文说，1995年至2010年的16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与确立和中国经济结构大变动的时期，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黄金时期。对未来16年的中国经济作出预测和分析，是经济学者的一项重要任务。正在这时，国务院领导也要求学者们开展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思路的超前研究。
    
    依此书分析，1991年至2010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据模型测算，90年代中国GDP可保持9%的增长率。2001至2010年中国GDP增长不会低于平均7.5%，那么，到2010年中国国民经济总体规模将跃居世界前列。枯燥的数字勾画出的是一幅绚烂动人的前景。
    
    执教怀仁堂
    
    中南海怀仁堂是个神秘的地方，历史上许多关系国家命运的抉择就是在这里作出的。
    
    但有时候，怀仁堂也是一个特殊的课堂。
    
    今年63岁的资深法学研究员王家福曾两次充任中南海里的“老师”，在怀仁堂的圆桌前，在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的对面，高谈阔论。
    
    王家福在走进中南海之前，一直在琢磨，讲些什么才是最适当、最有效的。他思考的结果是，讲领导人或许平时没有注意到但确是极为重要的问题，讲那些让他们听了就会感到非注意不可的问题。
    
    在怀仁堂的讲桌前，他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建设是一场法制革命，不是旧制度的修修补补，建立这一制度，要真正树立法治观念，摆脱人治，要大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要区别公法与私法，要区分作为公权的国家和作为所有者的国家，要摒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国有企业财产权理论，要坚持市场经济法制的统一……
    
    怀仁堂里时而是“老师”的一人讲解，时而是“师生”的互相交流。江泽民、李鹏等国家最高领导人边听、边论、边问。
    
    王家福提起怀仁堂的法制讲座来感叹颇深。他说，国家领导人为了治理国家听取学者的意见，如果能给他们一些帮助，我很高兴。
    
    王家福并没有回避一些敏感的话题。在中南海，王家福不可避免地讲到了权力。这位学者直言，不受制约的权力就像脱缰的野马，必然导致腐败，产生罪恶。他还讲到，过去以为共产党一定“万岁”，实际上，任何执政党如果背离人民的利益，就会被人民唾弃。
    
    据知，讲座超过了预定的时间，讲座结束时，江泽民肯定王家福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就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的问题作了很好的讲解。他并表示，这对他们加深对法制建设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更好地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国家的社会事务，是有帮助的，这样的讲座以后还要不定期地办下去。
    
    除王家福之外，1994年上海学者曹建民曾在中南海作过关于对外开放与关贸总协定的讲座。去年夏天，江泽民总书记分别特约中国人民大学罗国杰等8位教授研究关于中外历史方面的重大问题。今年5月，社科院学者吴建璠作了关于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的讲座，中南海里的学术研究空气似乎愈益浓厚。
    
    敢讲真话
    
    作医生要有医德，自比为社会医生的社会科学家们更诊视其独立正直的学术品格。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金碚认为，学术为社会、为决策服务，最重要的是看问题要更客观，敢讲真话。不是政府制定一个政策，你就来诠释它。诠释工作也是很重要的，也需要有人来做，但那是另外一件事。
    
    学者应代表社会的良知和智慧。
    
    曾在美国做过一段时间研究工作的金碚说，“我个人不太主张学者对政府说，你应该这样做，那样做。好像政府没有这样做，就是没有听我的话。作为一项政治决策，要听各方面意见，而任何一个学者，都只能是在自己的学科内最有发言权。”
    
    在他看来，中国现在是研究社会科学的一个很好的舞台，比较宽松的学术环境，激励着“中国脑库”加速运转。
    
    60多岁的研究员陈学艺曾因直言批评政府的农业政策，而受到邓小平和万里的重视和肯定，他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知识分子不能光讲空话，他们有条件、有责任、有义务诊治社会的病症，有条件、有责任、有义务为决策作出咨询。
    
    而年轻一代的学者们正在时代的大变迁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据悉，在社科院第二届青年优秀成果奖的获奖成果中，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和国际问题的成果占47%，内容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企业改革、金融改革、人口问题、农业问题和农村经济改革、投资经济与基本建设等各个方面。
    
    身居其中的金碚则由此得出结论：现在的年轻学者正越来越多地以积极入世的态度对待学术，而政府与学者关系的更加密切，则有力地推动着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