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成为这个全国最贫穷的省的大多数贫困县最为沉重的包袱，

使它们脱贫致富的步履越来越艰难。

一位贫困县的县分书记讲了他“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想法——

  让“混混干部”也“下岗”

孙保罗

记者策划的“贵州现象”的讨论中，许多全国著名的经济专家和社会学专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一点，即过去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并与之相适应的国家行政机构自身某些长期积累而成的问题。已经和市场经济的改革形成比较尖锐的矛盾。

事实上，就像新近出版的《与总书记谈心》一书中说的那样，“目前，我们政府的机构太庞大，扩展太快，公务人员太多，各省、地、市、县出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机构膨胀、冗员过多的现象。这几年，年年讲压编制，减少人员，实际上是压而不缩，越压越胀，几次讲精‘兵’简‘政’，每次以纸上谈兵、开空头支票而告终。

    长顺县是贵州省一个老牌贫困县，长期经济不能自给，靠上级政府部门的财政补助过日子。该县隶属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其县城距省会贵阳不过87公里。面积1543平方公里，下辖5镇12乡，其中有12个是贫困乡镇，包括6个人均年收入在300元以下的“极贫乡”。贫困乡和极贫乡分别占乡镇总数的70.6%和35.3%倒县人口总数约22万，其中贫困人口13万，占总数的59.9%。

    就是这样一个经济上捉襟见肘的穷县，每个月到国库中领固定工资和资金的各种正式干部，人数竟然达到5000之众。每个月该县的地方财政收不到100万元，而仅用于捧“铁饭碗”的干部的“人头费”，就要花去170余万。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令人费解的财政支出“倒挂现象”的真正涵义，以及“吃饭财政”对长顺县来说意味着什么……

苦涩难咽的“拼盘”——在干部的“温饱”和群众的“温饱”之间

    事实上长顺县这道苦涩难咽的财政大“拼盘”早已是出了名的“招牌菜”，无论哪一届政府官员上台，都会一筹莫展。

    在对县一级领导进行采访前，记者已先到该县最穷的地区之一，属于麻山地区的代化镇一带作了调查，就在这个连一部程控电话也没有，整个镇政府只有一部手摇电话的地方，“吃饭财政”的现象依然存在。镇党委副书记黄家清告诉记者，代化镇1995年的地方财政收约32万，而发干部的工资资金则需要37万，这不足之数，由县里“找钱来补”。

    对于代化镇，每年的财政支出计划基本上连“拼盘”也算不上，几乎连做样子的小“配菜”也没有。每年的财政预算，只有发工资一项主要目标。这样使得整个镇政府的工作似乎“简单”了，然而却使全镇的经济发展一片死气沉沉。

    长顺县分管财政工作的副县长昌某面对记者的提问，取出笔记本，一笔笔地提供了1995年全县财政的收支情况。

    全县财政的总收入“盘子”：2300万元。其中：全县地方财政收1200万元，占52.2%。省政府对贫困县的固定财政补贴380万元。占16.5%。所属黔南州给的财政补贴的200万元，占8.7%。国家划拔给各部门的行政事业经费520万元，占22.6%。

    全县财政的总支出“盘子”：2300万元。其中：干部工资和奖金的发放：1950万元，占84.7%。各政府部门的行政支出：350万元，占15。3%。

    一个县全年的财政总收只占其所发“人头费”的61.5%，这已是一个很难让人接受的事实。其中还有一点更值得深思：尽管省里和州里给的财政补贴达到580万元，但这两项经费与本县的地方财政收相加只有1780万元。距“人头费”的所需数额还差170万元，这笔巨额款项从何而来？

    昌某解释说，省里及州里的财政补贴从来都没有表明是用来发工资的，但为了数千干部的温饱问题，只得将之全部“吃掉”。而且为了“抓”到所缺的170万元“人头费”，“不得已”将手伸向了各部门的行政事业经费。这一口就“咬”掉了全县行政事业经费的32.7%。

    仅1995年，县财政欠教育部门的30多万，欠民政部门30多万，欠水利部门40多万，农牧部门20多万，还有卫生，林业，计生，城建，公安等等，几十个部门都是县财政大大小小的“老债主”。

    事实上，这种“借钱发工资”的做法已是长期以来的老套路，早在1991年，该县的财政收入只有564万元，而支出达到1426万元，其中“人头费”占了80%以上。而为了补上多达826万元的缺口，县里不是“抓”，而更像在“鲸吞”。该县一位老干部的总结：“只要是钱，不管专款不专款，专用不专用，先拿来发工次再说。”

    同时，这种“借”也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大部分款项在从县财政下拔给各部门以前就已经扣了下来。下面的意见不谓不大，而上面的理由不谓不硬：“保证干部的工资，就是保证大局的稳定。县里欠了一个月的工资，有不少人就在喊冤，还有人要告状，不借事业费还能怎么办？”

    去年县政府为了做“表率”，把准备用来维修办公楼的40万元主动拿出来发工资。而县政府的办公楼已属危楼，以至于一位中央领导人来视察前，保卫人员为了确保地板不会垮而在上面猛跳。

    如此形象，如何招商引资？“吃饭财政”连对外开放的“脸”也吃掉了。

    就目前，全县干部尚有“两个半月”的工资及十个月的调资增长部分没有领到。这一百多万不知道又要从哪里去“借”，哪里去“抓”了。

    尽管工资有所拖欠，长顺县的数千干部已算是丰衣足食，然而全县那13万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民群众，“温饱”问题又怎么解决，脱贫的希望又在哪里呢？

“拼盘”的副作用导致的“病变”——懒，谗，惰，松，慢

 县委书记张宪民在接受采访时，用了一个自创的新词汇来形容当地干群现今总体上的精神面貌：“心理贫穷”。他说长顺县不仅经济上贫穷，而且广大干部和群众缺乏积极进取，靠勤劳脱贫，靠智慧奔富的勇气和决心。很多人采取了听天由命，得过且过的消极态度。

    这一点正是经济学家永庆在谈“贵州现象”时最感到“切肤之痛”的，他提出要想脱贫致富，干部必须精简，必须勤政，必须廉政，必须带头树立起艰苦奋斗，艰苦创业的精神面貌。“扶贫要先扶人，扶贫要先扶志”。

    积极进取的面貌在长顺县是看不到的。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记者第一次到达代化镇时，是下午两点左右。然而一直等到四点钟，整座镇政府大楼里寂静无声，连个值班的干部也没有。沿着所有办公室的门一路敲下去，一直敲到四楼，才吵醒了一个正在睡觉的干部家属。他说，镇长带着两个人到县里开会去了，其他的人为什么不来上班她不清楚。

    代化镇派出所的指导员梁某说，书记和几个干部“下点”去了。

    为了现场看到干部们如何开展工作，记者请人带路，找了好几个点终于在猪场找到了干部们乘的车。当记者在村民引导下推开“领导们正在开工作会”的村支书家的堂屋门时，其情景让人瞠目结舌：镇和村的两级“领导班子”十来个人正围着火锅喝酒喝得热火朝天。而且事后证实，他们从中午一直喝到黄昏我们到来。

    在极为尴尬的场面中，一位醉醺醺的副镇长口齿不清地解释他们“正在座谈抢收抢种的安排”。几个已喝得不行的了的干部很快没了踪影。

    就在村口的一户村民家中，记者见到这样的情景：屋子四壁通风，几无长物，七十多岁的老爷子没有一件厚衣服，身上裹着又脏又破的旧棉被蹲在火边。孩子们衣衫褴褛，面带菜色。

    两种情形相比，令人心寒。

    几天后，记者又在下午来到长顺县，悄悄对县委县政府的出勤和办公情况作了观察。下午三点，县委大部分办公室空无一人，政府那边约有一半的办公室大门紧闭。下午四点左右，两栋办公楼里的人开始下班，四点半，记者在县委办公楼里只找到四个干部在干着与工作无关的事。县政府也没剩下几个人，有一个干部坐在桌边看书，可看的是本“笑话”。两栋楼都有很多办公室如科委，计生办，信访办，党史办等等，至始至终一个人影也没有。

代化镇林业站一个干部说，现在长顺的干部是“三分之一‘梭脚’（指不上班开溜），三分之一坐着，三分之一干活”。而这干活的三分之一中又是“三分之一喊口号，三分之一凑热闹，三分之一汗直冒。”

县委书记张宪明基本同意了这种说法，他也认为干部中长期存在的人浮于事的现象使整个县的发展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打开“死结”的惟一办法——让“混混干部”停职停薪“下岗”

    在省会贵阳附近的另一个县曾发生过一件事：县的四大班子为一位县级领导举行“庆功会”，因为通过他在上面疏通关节，几经努力，终于使该县被省里定为“贫困县”。此举意味着可以从上面得到更多的财政补贴。

    把成为“贫困县”当作喜事，这些干部的“心理贫困”就绝不止人浮于事那么简单了。这里面有一种“传染病毒”，其结果是误国误民，甚至是祸国殃民。

    长顺县不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全县“一级局”单位有60多个，加上“二级局”单位有80多个。处室科室不胜枚举。

    据长顺县分管农业口的副县长邓华清介绍，事实上，长顺县的干部“不够用。如事关农业的生产的一些重要部门不是人多了而是人才紧缺。农业局负责农技推广的干部有40来个，分到下面就太少了。改尧乡180多平方公里面积只有4个农技人员，一人要管几十个平方公里范围，根本顾不过来。”

    县委书记张宪民则认为，“干部不够用”是由于相当一部分干部人浮于事，素质不高，效率不低，根本发挥不了作用造成的。一些部门终年忙碌，而也有些部门长期“一张报纸一杯茶”，过着悠闲自在的“神仙日子”。

    这种“神仙干部”越多，人就越不够用。不仅如此，钱也更不够用。

    由于在“光吃皇粮不干活”的一批人员身上浪费了相当部分的事业经费，干部们出差连路费都报不了，全县揣在干部手里不能报帐的各种单据，加起来有几十万之巨。于是，干部们彻底没有了下乡开展工作的积极性。

    这样的结果是，想办事的因为缺乏必要的运作经费而“心有余而力不足”，也开始混日子。因而整个机关的作风日益败坏，“心理贫穷”成为到处传染的“职业病”。

    代化镇有四万亩宜林荒山，但其林业收入却屈指可数。按林业站的估算，如果县里有所投入和引导，每户种上四至五亩林果木，五年以后就可能逐步脱贫。然而不仅要不到钱，该镇的农民已很久“没见到科技人员的面了”。其实全县负责技术推广的有170多人，只不过其中大部分由于各种原因加入了“吃饭大军”而已。

    类似的情况在各个重要部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政府职能部门发挥作用的能力大打折扣。

    县委书记张宪明说，“吃饭财政”和施政能力低下已形成恶性循环。过去，县政府曾拆拼了一些明显多余的部门。部门是拆了，人员并没有少，被分散安置到其它部门（而且多数情况下不会考虑这些人能否胜任新的职务）。而且每年还得负责安排200余名大中专统配生及20余名“关系过硬”的非统配生。这些人来到“吃饭财政”下的机关里不仅很难发挥作用，反而使该县所需的“人头费”每年以百万元的数额增长。

    这个恶性循环形成的“死结”曾难倒过不少想干一番实事的县领导。一位前县委书记在带领记者们到极贫乡采访时，面对贫困户那屋不遮雨，衣不蔽体的景象曾忍不住痛哭失声。

    但是哭是没有用的，经济学家于光远在讨论“贵州现象”时曾将十八个字送给贵州：“苦干不苦熬，奋斗争上游。自立更生，八方求援。”对于长顺县这十八个字有很现实的意义。特别是这5000名干部应彻底反思。

    张宪明阐述了他所构想的一套“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改革方案，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让不称职混日子的干部“下岗”。

    “对干部的任用和管理应实行‘三能’，即职务上能上能下，身份上能进能出，待遇上能高能低。用企业的某些管理办法来管理干部，打破‘铁交椅，铁饭碗，铁公职’。优胜劣汰，引入竞争机制……”

    他说，过去县里曾效仿外地经验对干部试行“三三分流制”，即三分之一的人留在机关，三分之一的人领办乡企，三分之一的人“下海淘金”。结果很不理想，大部分人宁可坐在机关过“温饱”日子，不愿冒任何风险。出去的人由于素质低下，全都铩羽而归，还造成大量的投资损失。所以，必须用铁的原则来打破积习而成的依赖思想，让干部们有真正的“危机感”。

    这样做有三大好处：一是控制冗员无限制的增长，使行政机构“减肥”，使“吃饭财政”的现象有所好转。至少要保证政府行使职能有足够的经费，为机构精简打下基础。二是改变行政机关中长期存在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状况，逼着干部们走向勤政，廉政，为发展当地经济做一番实实在在的努力。三是使干部们自觉的意识到提高自身素质，敢于“闯海”，勇于“闯海”，形成一批懂市场经济的，有经验有能力的致富带头人。

    长顺县只是贵州省几十个县中的一个小县，它的“吃饭财政”的现象也只是全省普遍存在的这种现象的一个小典型。国情分析专家胡鞍钢就曾在一份“国情报告”中举例，贵州省铜仁专区行署有47个局级单位，所属铜仁市有42个局级单位，有三分之二的财政支出靠上级补贴。而贵州省政府系统（不包括四大班子的其它三个）拥有58个厅局单位，485个处级单位。

    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接任不久的长顺县委书记关于“干部下岗”的想法令人看到了一点希望。但这把火究竟有没有可能在沉重如山的惯例下烧起来呢？我们怎么去“计算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呢？同时长顺县的这个新思路能否带来整个贵州省在机构改革上更深层的思考呢？

专家访谈

关于“贵州现象”的讨论

“食皇粮者众多”是一副沉重的脚镣

 胡鞍钢（中科院生态环境中心研究员、国情分析专家）

    贵州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长期居全国后列，其中1952年、1978年以及1993年以来都是全国倒数第一，长期以来发展起点低下，尽管改革开放十多年来经济增长速度达到9.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贵州与其他地区的绝对差距还是在不断扩大。

    1978年上海市与贵州省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差距2323元，到1992年两个地区已相差7267元。统计资料表明，贵州人均GDP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已由1980年的237元扩大到1430元，其他主要经济指标的人均占有水平也都达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贵州现象”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贵州省建制于明朝永乐11年，是当时13个行省中最穷的一个。到了清朝，贵州又是18个省中最穷之一，从建省到清王朝灭亡的500多年间，贵州财政从来没有自给过。建国46年后的今天，贵州仍处于工业化初期。1994年，全省国民生产总值498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231亿元，占46.3%，农业集中了贵州78%的就业人员，农村人口占到总人口的81%。

    自然地理条件是贵州经济发展中难以逾越的硬性制约。贵州是全国最主要的生态脆弱地区之一，山地丘陵占全省总面积的75%，是我国惟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这里山高坡陡，道路崎岖，岩石裸露，土壤瘠薄，水地流失严重。恶劣的环境造成贵州经济的“先天不足”。

    欠发达地区的体制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有经济比重高，非国有经济比重低（贵州1992年国有经济比重高达73%，比同期的全国平均水平高30个百分点。）第二，机构庞大重叠，“食皇粮者众多”。欠发达地区最突出的问题是“太肿”，地方机构重叠，事业单位庞大，且增长过猛。贵州省政府系统拥有58个厅局机构，485年处级机构，平均每厅局有8.3个处，其中地质矿产局最众，为17个处。该省铜仁地区行的公署有47个局级单位，地区所属铜仁市政府还有42个局级单位。该地区1992年财政赤字为13739万元，是地方财政收入的57%，即有三分之二的财政支出需要上级补助。

    中国的改革一直未能触及在计划经济期间建立起来的，并与之相适应的官僚机构。这一机构十分臃肿、效率低下、容易导致腐败。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化与官僚机构之间的矛盾在欠发达地区越来越严重，我们已无法回避这一问题。

再者，投入资源地区性倾斜，导致产出资源地区性倾斜，产出资源地区性倾斜又进一步加重了投入资源地区性倾斜。这是实行地区发展不平衡战略的必然结果。1992年贵州人均投资额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30%，过分悬殊的投入水平还是造成地区差距迅速拉大的主要原因。

目标就是发展

    于光远（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经济学家）

     我不是很赞同“贵州现象”这一提法。欠发达现象不仅仅在贵州，在其他许多省区都存在。每一个欠发达的省都有着特殊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贵州在这一点并没有非常特别的地方，以至于要用某种特别的“现象”来定义。

    我几十年前就到过贵州。知道当时那种非常落后的状况。建国以来，贵州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年均增长达9.3%，对于条件差、底子薄、起点低的贵州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全国排座次总有一个倒数第一嘛。

    我也不赞同把“缩小差距”作为贵州的奋斗目标。大家可以算一算缩小差距需要什么样的速度。我们曾经强调“超英赶美”，按照外国的统计资料和他们的基数、增速与我们对比计算后，什么时候可缩小差距，计算的结果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还得有一个前提，它们发展很慢，我们发展得快。试想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人均GNP1000美元的国家年增长2%，每年就要增长200美元；如果我们人均GNP是400美元，那同样增加200美元要多大的速度呢？

    依此类推，东西部差距的缩小是否能寄望于东部的发展速度放慢呢？我认为我们的目标就是发展，而且越快越好。至于缩小差距的问题，提之不利。依据现有的材料，可以计算一下差距能不能缩小，是到什么情况下才能开始缩小。我看还是要继续拉大，至少以目前来说是这样。我们怎么看待差距带来的不利影响，究竟是差距拉大不利，还是不能客观对待差距不利？不能用降低东部发展速度求得东西部的差距缩小。这样对国家的整体经济不利。

    我认为，贵州如果建立科学的发展策略，再加上自己的努力，前途是兴旺的。比如旅游业，在贵州就有很大的发展前途。安顺地区有个红崖“天书”石刻，没人能译出来，地区政府悬赏了100万，我看完全可以悬赏1000万，要有轰动效应，使安顺黄果树风景区更出名。要把外国人也引过来搞“天书”研究，争那1000万。100万人民币以外国人来说吸引力不够，眼界要开阔一些，胆子要大一点。

    作为贵州省应该明白，国家财政投入毕竟是有限的。关键要自己想办法、动脑筋。干部解放思想、开拓思路是很重要的。我过去曾在贵州办了一个“干部智力开发学校”，就是想帮助贵州的干部提高智力水平，我们是为贵州办了实事的。

最近，我在山东开了个沂蒙山区脱贫的经验交研讨会。他们的经济主要是在山区搞林业、果树业、依靠周围的帮助，而且在整个山东大发展的带动下脱贫。他们的口号是“苦干不苦熬，奋斗争上游”，苦熬就是没有希望的等待，我想把这两句话连同“自立更生，八方求援”一起送给贵州。

扶贫要扶人

    薛永应（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经济学家）

    “贵州现象”的许多观点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我正在为一个在贵州召开的“缩小东西部差距，加快西部发展学术研讨会”准备讲稿。所以对贵州的问题作了比较详细的研究。

    贵州的现状可用三点来概托：一是东西部差距不断迅速地扩大。二是经济形势严峻，干群上下忧心忡忡，又不知该怎么办。三是一些人有承认现实的勇气却没有改变现实的决心。贵州GNP占全国比重，1989年占1.51%，1995年占1.27%，下降了0.24个百分点。人均GNP的对比，东西部近年来差距扩大很多。80年代初是1.8：1，现在是2.2：1。居民平均消费水平，贵州比上海，1985年1：2.8，1993年1：5.7，差距扩大了一倍多。

    在此基础上，我们有四个“不能不承认”：一是国家的投资倾斜过度，西部占的份额很小。贵州的国有企业比重相当大，如此倾斜就使之非常拮据。我认为国家的投资政策有重新认识的必要。二是贵州经济底子非常薄。三是自然环境恶劣。机器生产力尚处发展初期，整个经济受自然环境影响大。本来有丰富的矿藏，但如果没资金没能力去开采，实际上与荒山无异，有人称之为“富饶的贫困”，我称之为“金三角下的穷人”。四是全省上上下下精神面貌差，缺乏进取精神，这一点我要重点讲一讲。

    我认为在贵州，干部首先要勤政。这一点做得很不够，又怎能为群众办实事？我亲眼看到一些机构里上午九点去还找不到人，到十点才来上班，坐一坐转两圈不到十一点就走了，人浮于事。再者廉政也是大问题。有的公开向你要钱，有的暗示你知趣，不然就拖，就踢皮球。

    我是贵州人，我觉得贵州人精神面貌不改变，国家即使增加投入也会浪费，我在金沙就看到，农民得到救济款马上去打酒买肉吃一顿再说。

    人才外流也让贵州尝到了苦果。要先留住人才，才有权利谈引进人才。这里我给贵州四点“老生常谈”的“药方”。

    一是真正落实改革开放政策。山东上得快，是用足用活政策，沿海也是。二是上乡镇企业。这是主力军，是“一把手”经济。三是突出科技，想办法搞“小科技”。四是彻底焕发精神，从干部抓起，从勤政、廉政、精简开始。加强社会治安，破除封建迷信，扫掉陈规陋习，激发艰苦奋斗的精神和改变贵州面貌的决心。

“开放带动战略”—— 要有创造性

    童大林（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经济学家）

    贵州的差距归根结底在于市场化如何。从一般群众到领导干部，市场化意识怎么样？跟东部比，贵州的市场经济还很落后。离开市场讲经济不对，经济发展的成功、失败要以市场经济发展程序来衡量，要以市场化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来衡量。我们的劳动力、资金市场化程度很差，许多项目只依靠计划经济的做法。

    我很同意贵州省委提出来的“开放带动战略”。

    第一，要把建立贵阳这个大市场作为战略的一个重点。一个地方没有一个大城市带动是不行的。现在到处都在搞市场，贵阳应该怎么搞，要好好研究一下。我对贵阳印象很好，贵阳的树绿，贵阳的风清，贵阳的雾淡，贵阳花溪的水美。应该把贵阳建成一座“树城”，整个贵阳就成为一个好的旅游景点。我们来合作搞一个国际文化交流的地方，搞一个国际会议中心，这一带动是思想带动、理论带动，这样贵阳就变了。

    第二就是贵州应该有一批世界产品。猕猴桃是世界产品，在新西兰1美元买1个，而且围绕猕猴桃就搞了50多个研究课题。另外一个就是刺梨，价钱虽低，但维生素C含量最高。蜡染是世界产品，应该去冲击世界服装市场。

补上市场经济这一课

    朱厚泽 （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社会学家）  

    我曾说过，找钱来办叫市场经济。也曾说过建设环境，营造小气候。这几年宏观偏紧、甚至很严的情况下，地方企业的领导同志反映了许多困难，这都是事实。但也有一些地区、一些企业的有些项目，在这种形势下发展了自己。他们的经验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于建设小环境，营造小气候，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解决难题的出路，把难题回归到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下，通过具体分析各项要素，想办法改变其组合以求得问题的解决。

    贵州要学会“要”，过去我们太不会“要”。不是“贵州人不问不说，不请不到，不给不要”嘛？这既有实际操作的不足，又有意识形态的障碍。典型例子就是过去全国人代会，其他各省是开会前紧张准备，开会时各“跑”各“部”，而贵州代表却想在开会时好好“休息”一下。

    我是贵州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贵州资源采取补偿的、无偿的甚至干脆地说是掠夺性的开发，这样对贵州造成若干欠账问题，我在感情上是难以忍受的。过去对西部资源长时间实行开发，而且是在剪刀差很大的情况下输出，这对西部是欠账的。从自然关系讲，西部问题是生态重建问题，从社会关系讲，西部问题是工农差别问题。贵州总是恰恰是依靠农村实行原始积累和人们对自然掠夺性开发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造成的。所以现在应充分利用市场给予的条件来发展自己。同时在计划经济影响还很严重的情况下，贵州就决不放弃理直气壮地多方面想办法，让国家“支付转移制度”来解决一些欠账，哪怕是不多，也要！ 

（本文刊载于996年10月《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