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菊红
文湘莉在1997年最后三天 离1998年元旦还有三天。福州民航售票处。 我从民航班车下来,老远看见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走过来,身材瘦小,面色沉静。我断定,她就是文湘莉。 几天前,她打电话到编辑部,说1996年8月7日晚,她的儿子郭震被马尾公安分局刑警队的人强行带走,说他抢了两个俄罗斯人的金项链;两天后的凌晨,郭震死亡。法医检验结果表明:郭震系心脏多瓣膜狭窄加上外力所致心脏外膜出血,在特定的环境下导致循环、呼吸衰竭死亡。 郭震人高马大。邻里称为阿胖。 阿胖就这么死了,死时年仅21岁。 文湘莉叙述这一切时,始终声调平和。文湘莉从那年8月10日起,到处上访,一次次踏进市检察院、省检察院的门,也只身去北京上访。一年多后,也就是1997年12月30日,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我们见面是在庭审前一天。 12月29日 我从没上过法庭,该说啥? 文湘莉和她的丈夫郭义、女儿郭闽君早上6:30从马尾坐汽车来到福州市中心,她选了一个走去法院只用10来分钟的招待所住下。招待所一个床位25元钱,文湘莉开了8张床位,其中几张是留给坐车从厦门、三明赶来的亲人。 下午2:30左右,文湘莉开始给一些照片写说明,照片上拍的都是一些证据,其中包括郭震被带走时穿的黑色T恤和黄绿色短裤,有些地方已经破损,在短裤上依稀可见几处暗斑——文湘莉说是郭震当时因大小便失禁而留在上面的印迹。文湘莉在出事后成天抱着它们,就像抱着自己的儿子。直到过了段时间,别人提醒她这是证据啊,怎么就知道抱着呢?她才如梦方醒,将衣裤晒干、叠好,装进一个素花布袋。她才意识到,儿子真是死了,留下的东西居然成了证据。 文湘莉拿出的最后一张照片是郭震和他爸爸前年的合影。照片上父子俩微笑着,乍一看像哥俩。 但当我在招待所看到现在的郭义时,居然没有认出他来。照片上乌黑的头发已经全白,他呆坐在屋里的旧沙发上,面无表情。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文湘莉说一大早离开马尾,是因为她所在的革新机器厂很多人风闻开庭这件事,肯定会上门来问这问那,“给郭震爸爸听到不好。” 郭义的头发是在事发后两个月变白的。有天半夜,他突然从床上爬起来,走到门口大喊:“震震,震震!”把文湘莉吓了个半死。 接下来的几个钟头,郭义两手扶住沙发,低着头没有一句话,眼睛空漠地睁着。文湘莉拿水给他喝,他就张张嘴。 他们是20多年的夫妻,文湘莉跟着爸爸从云南来到福建后不久,就进了一家兵工厂当车工,那时她16岁,他24岁。1971年两人结婚,次年生下郭闽君,1975年,郭震出世。 郭震生得虎背熊腰,从小在兵工厂长大,刚20出头,父母拿出积蓄的4000多元钱,添上家里的冰箱等物件,帮他在马尾青洲街六号开了个小吃店。小吃店由一个叫江高枫的小伙掌勺,生意红红火火,郭震成日家乐呵呵的。 一家人谁也没想到这种日子突然中断。 招待所晚上6:00—8:00供应热水,文湘莉抓紧时间给自己和郭义洗了个澡,把郭义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 晚上8:00,郭闽君开始粘贴最后一叠票据。郭闽君25岁,学过会计。她粘好的票据将作为附带民事起诉的证据拿上明天的法庭。她说,一年来她摸清了福州的公共汽车和路牌,在上访的日子里还和妈妈一起住过桥洞,“住桥洞就住了,却拿不出什么证明”。 看她们做好上庭准备,我在离文湘莉不远的一个铺位住下,天气燥热,蚊子在大窟窿小眼睛的账子里肆虐,熄灯后文湘莉突然说:我从没上过法庭,法庭上该说些什么呢? 黑暗中没有人回答她,洗手间的排水有问题,滴滴哒哒漏个不停,文湘莉翻了几个身。 12月30日 尊敬的法官,我…… 夜里一场雨,气温骤降。一早,郭闽君和她妈妈灌下一碗粥,来到虹桥巷的小庙。这里浓烟迷雾,赶在农历腊月初一前来许愿的老老少少挤满在香炉前。人们被劣质香火的浓烟呛得两眼通红,个个都像哭过一场似的。庙对面是一条河,河对面是赶去上班的自行车流,在同样的早晨上演着不同的人生。 郭闽君买了几枝又长又粗的香交到文湘莉手里。半个小时后,文湘莉红着眼睛走出庙,在开庭前最后一次见她的律师。 早上9:30,开庭。 文湘莉坐在原告席上,眉头微皱。 福州市公安局马尾分局刑警队队长陈建国、副大队长吴兴善站在被告席上。 他们被控行刑逼供郭震:“陈建国抓住郭震的头发将其头向墙上撞”,吴兴善则“用一把约40公分长的活动扳手打郭震的腹部”。1997年6月,二人被福建省人民检察院逮捕。 事件发生在1996年8月7日晚,马尾分局刑警队接到两名俄罗斯船员的报案,说有一青年抢了他们的金项链,还拿了他们45美元。 晚上9点多,郭震的饭馆冲进来几名公安人员,没有出示任何证件,要将抢劫嫌疑人郭震带走,坐在饭馆对面聊天的文湘莉急忙上前,说“干什么,你们干嘛抓我儿子?” 郭震被押上车。不久,刑警队派人前来搜取赃物,没有找到45美元,在一个放杂物的盆里找到了一条金黄色链子(福建某报纸后来报道称项链已交还俄罗斯船员)。他们将文湘莉、郭闽君和郭震的女朋友江月清带走。 文湘莉说,当来到刑警队后,她看到在一楼的一间房里,郭震双手被吊起,并大叫:别打啦,别打啦! 第二天,刑警大队的人放文湘莉和郭闽君回家。 晚上,文湘莉听到消息说要给郭震换衣服,她从店里拿了衣服送过去,这时候听见郭震偶尔叫两声“哎呀”,小吃店厨工江高枫在一楼房间帮郭震换下了衣服,江高枫在后来的控诉书中说,那时的郭震大小便失禁,满身青紫。 7月9日凌晨5:00多,文湘莉听到小吃店外有人喊:“阿胖死啦!阿胖死啦!” “我的头嗡一声大了。我知道出事了。”文湘莉说。 开始审讯后,文湘莉双眼紧盯被告人。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和数位证人证言,两名被告说,他们没有打郭震。二者的辩护律师也叫一个证人出庭作证,证明没有看到他俩打郭震,证明没有看到一把约40公分长的扳手。辩护律师说,法医的验尸报告证明,郭震心脏多瓣膜狭窄,不能排除诱发心脏病猝死。 郭震到底是怎么死的?两种证言截然不同,被告代理人和原告代理人各执一词,双方辩论激烈。 郭震已死,死者无声。两个俄罗斯人已坐船离去,杳无音信。没有人从头至尾清楚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真相是什么?是如文湘莉所说,儿子当日告诉她说两个船员在小吃店要用一条假金项链抵酒钱,并随手扔在盆里;抑或如两个俄罗斯人留下的话,郭震动手抢他们的金项链和45美元? 开庭时间从早上9:30到下午5:00,中午休息一个小时。 文湘莉有三次说话的机会,每次她都从座位上站起来,先向庭上看一眼,再回头看看旁听席。然后说,“尊敬的法官大人,我郭震……” 旁听席上寂静一片。 审判长打断她的话,说:“今天刑事部分的庭审已经结束,现在是民事部分。你不要太激动。听清楚我的问话再回答。” 文湘莉每次都醒悟般地点点头,但下一次照样控制不住情绪,她瘦小的身子微颤,失去了前一天的所有冷静。 12月31日 都说孩子是妈的骨肉,可郭震的骨头…… 这是1997年的最后一天。新年的影子缩在阴冷的空气中,等待着这普通的一天过去。 对文湘莉来说,这一天是个“团圆”的日子。她带着郭震的两个舅舅,一个婶婶,郭闽君扶着郭义,上了去郊外的一趟公交车。 早上9:00,郭震的父母亲人来看他了。 郭震一寸大小的照片嵌在暗红色的骨灰盒上,面前燃起了两支蜡烛。 郭震是1996年8月9日死的,直到1997年8月9日,郭震的尸骨才在福州殡仪馆找到。它们被包在两张牛皮纸里,放在一间小屋的一个架子上,落满了灰尘。 文湘莉将火化发票交到殡仪馆管理人员手上时,并没有想到这个写着编号和郭震名字,结上了蜘蛛网的牛皮纸里是自己的孩子。都说孩子是妈妈的骨肉,肉已经没有了,骨头…… 管理人员看到发票时曾对她说,这么长时间没来认领,可能找不到了。还说,再过两天就打算将没人认领的骨灰拿去处理。后来看文湘莉实在可怜,几个人就分头帮她找。 骨灰找到了,文湘莉却站不住了。她曾在出事后几次逃离福州,拒绝为火化尸体签字,一次情急之中,曾找到马尾区检察院阻止这一行为(注:记者得到马尾区检察院有关同志证实,他们出面干涉过火化,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在1997年的1月6日,郭震尸体被火化。她清楚地记得,那天郭义很反常,买了一身“老人衣”给郭震换上,口里喃喃有词。 找到骨灰后每个月,文湘莉都要来看郭震。 在细雨中,郭闽君先哭出了声。这是我到福州后第一次看到她哭。郭震出事后,她跟着妈妈四处上诉,丢掉了在合资企业的一份工。问她以后怎么办,她说“以后”是郭震的案子了结以后,现在谁说得准何时才算“以后”。 紧接着,站在骨灰盒前的几个人都哭了。并喊郭震的名字。 突然,一直呆坐一旁的郭义嘴角上翘,嘿嘿笑了两声。然后向烛光望去,眼中闪出光亮,说:“震震回来啦?!” 文湘莉一把抱住郭义,大声哭起来。 上午11:00,文湘莉回到招待所。郭义坐不稳,被扶在床上躺下。 各地来的亲戚都要回去了,文湘莉也收拾行装,打算回马尾。郭震的舅舅说,他们都有各自的家庭和工作,没法耗太多时间在郭震的案子上,这案子能够开庭审理,都是她姐姐一口气撑着。他说文湘莉以前很胆小,个性也软弱,从小在兵工厂长大,对外界知之甚少,厂里学跳交谊舞都不去,怕出头露面。 “这次真是逼急了,豁出去了。” 文湘莉曾对我说,“我只认准一条,郭震莫名其妙地进了刑警队,再也没活着出来。” 她用了一个几年来人们常用的句子:我就是要讨个说法。 下午,我打电话给市检察院和法院,得知由于案情复杂,很难说什么时候才会有结果。再问一些情况,双方均紧闭其口,表示不愿多谈。福建的记者透露,案子牵涉的人太多,谁也不会在这时候轻易多说一句话。 傍晚时分,文湘莉搭车回到马尾家中。第二天就是元旦。她说,元旦过后她要去上班,等候案件进一步处理。“我忘不了郭震叫妈妈的样子。” 对此,一位知道内情的人说,真不敢想这案子结了后会怎么样。一个人撑了一两年的精神,因为有了结果,说不定就突然垮了——结案以后再面对神智不清的郭义和失去工作的女儿,文湘莉怎么办?
(本文刊载于1998年1月23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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