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一节期间，我又重访焦作大火，因为遇难家属未得一分赔偿，只有三千元以下的救济，农村的甚至只由村里给了两棵老树。稿子写出来，未能发出来。

　　３月２９日凌晨３时３０分，河南省焦作市“天堂”音像俱乐部发生火灾，因大门被老板反锁，躲在里面看淫秽光盘的近百人无处逃生，７４人被烧死，是自１９９７年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恶性火灾事故，全国震惊。

　　３月３１日，文化部发出紧急通知，严格限定歌舞娱乐场所营业时间最迟不得超过次日凌晨２时，营业性游艺厅和录像放映场所营业时间不得超过午夜１２时。

　　４月２日，公安部召开紧急电话会议，要求各地公安机关一定要从今年以来发生的１３起特大火灾事故中吸取教训，坚决遏制群死群伤恶性火灾事故。

　　通知和急令是必要的和及时的，但是，面对在焦作市集中反映出来的种种在全国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绝非一纸通知和急令就可以了之，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天堂”腐败内幕

　　一夜之间暴得恶名的“天堂”音像俱乐部位于焦作市的中心，周围是全市的最繁华地段。在它的东侧，约３００米远的地方，是焦作市公安局的办公大楼，约２００米远处，是焦作市山阳区政府；西侧约５００米处，则是焦作市委、市政府的所在地；它的北面，隔一条马路，是焦作市人大会堂，以及全市最大的广场东方红广场。在它附近还有三四家录像厅，但它的门面最大最气派，上面写着 “沙发软椅空调开放，让你玩到乐跳到爽”、“至上感受，尽在其中”等字样。

　　一位在当地颇为知名的人大代表说，很难想象，一个普通下岗工人，能在这样全市最显眼的地方开设娱乐场所；同样很难想象，在市委市政府和公安局的眼皮底下，开办录像厅，没有过人的招数，能把生意做下去？

　　３月２９日凌晨大火之后，将近百人紧锁在卷帘门里面让他们看黄片的“天堂”老板韩本余，千夫所指，万人唾骂。

　　据一个相邻的录像厅打工人员透露，韩本余平时很横，在同行中人缘极差，为了把别人的生意挤垮，他经常在晚上１２点以后，把大门锁上，放映淫秽光碟。别人的顾客多了，他马上就差人过来打探。这个打工仔还说，韩本余平日的骄横不是没道理的，在当地，他是个有背景的人物。

　　据说，韩的表弟是焦作市某局局长，韩本人和焦作市以及下属山阳区的公安、文化等部门关系都不错。今年春节期间，焦作市某大礼堂更换座椅，韩凭借关系，不费分文，将公家淘汰下来的座椅拉到自己的录像厅，重新修葺一番，改成了“沙发软椅”，以招徕顾客。

　　事发之后，韩本余及其“天堂”音像俱乐部的老底才被揭开一角。

　　４月１日，焦作市文化局、工商局提供的档案复印件显示，“天堂”前身是焦作市蔬菜副食品总公司二分公司的东风商场，专营副食品，后因效益不佳，于１９９９年８月１２日向工商局申请执照，声称“为了解决下岗职工生活困难，申请改成娱乐场所”，定名为“天堂音像俱乐部”。８月２５日，市工商局“核准”，颁发了经营执照。

　　但直到现在才发现，焦作市文化局和市工商局出示的申请档案明显有出入。在文化局的档案上，“天堂”的经营负责人是韩本余，企业性质是“全民”，而到了工商局，经营负责人则变成了一个名叫武霞的人，企业性质也变成了相互矛盾的“个体、全民”。

　　更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迫不及待地要开张的“俱乐部”竟根本没有经过公安消防部门的消防安全检查，而且至今也没有办理任何消防手续，没有安装任何消防设施。同时，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焦作市和山阳区的公安消防部门也没有认认真真地予以过问。

　　其实，早在申请之前，韩已经在原地开办了一家电子游戏厅，也就是说，在正儿八经地向有关部门递交申请时，韩本余是先斩后奏。

　　这其中，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员”和韩穿上了同一条裤子，至于这裤子究竟怎样穿到了一起，内幕尚未完全解开。

　　４月３日，焦作市“３·２９”特大火灾事故处理小组向新闻界提供的材料说，“韩本余在各种证照申办过程中，弄虚作假，违规经营，严重违反消防法规。１９９８年９月，该录像厅私自开业，未向消防部门申报。１９９９年６月，又擅自将录像厅装修，没有安装必要的消防设施……该录像厅证照办理过程中有关部门办证、办照人员存在着违反规定、越权审批等方面的问题。”

　　焦作警方宣布，连韩本余在内，天堂录像厅老板、职工等１２人已被刑事拘留，其中７人被批准逮捕；当地有关部门的１２名涉案人员也分别被依法传唤和刑事拘留。

　　这“有关人员”里有一个名叫赵素霞，她是“天堂”所在辖区东方红派出所的工作人员，是“一名在派出所帮了１３年忙的女临时治安员”（焦作警方的说法）。

　　在焦作市上百家录像厅中，和公安、工商、文化、税务等政府部门搭得上关系甚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并不是韩本余一人。４月２日下午，山阳区一位现任干警亲口告诉记者，有的录像厅老板就是执法人员的亲戚家人或者朋友，哪怕一开始不认识，慢慢混熟了也会攀上关系，谁也离不开谁。在火灾现场，救援人员发现了好几部手机。

　　焦作市一位颇具声望的人大代表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目前文化娱乐场所管理上的弊病。他说，按照国务院颁发的有关条例，文化、工商、公安部门完全能够管好，但是，实际情况是，各部门为了一己之利，为了收费，把被管理的娱乐场所当成了捞外快的摇钱树，并不想真正管好，而是要培养一条生财之道，结果造成多头管理最后谁都不管，一有事就往外推，一有钱就争着收。加上执法队伍素质不高，一有检查就有人通风报信，一贴上封条就开始等着人家送钱上门，对一些无良经营者的违法行为，口头上明令禁止，行动上却是睁只眼闭只眼。这诸种现象长期存在，导致娱乐行业秩序混乱，污浊不堪，相比之下，韩本余的录像厅不过是又一个实例而已，说不定还不是最典型的。

　　全国人大代表、焦作市起重机械厂工人姚秀荣甚至直言火灾是腐败作风的必然结果。

“特殊行业”泛滥成灾

　从表面上看，“３·２９”特大火灾是一起突发性的恶性事故。有不少人在作假设，如果不是偷偷地放淫秽光盘，如果卷帘门没有上锁，就不会死这么多的人。

但是，也有人向记者反映，对于这场看似偶然的大火，不能孤立地去分析，应该看到，它是在焦作的色情业相对泛滥的背景下发生的，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焦作是那种比较典型的北方中等工业城市：很少见到新兴的企业，只有在郊区才能看到一些破旧而兀自伫立的厂房；城市的喧闹来自于个体经营者和小商小贩的忙碌；经济尚未发展起来，环境已遭到破坏，城市终日被烟尘笼罩；十字路口或蹲或立着成群成堆、寻求各种生计的民工，以及摆卖各种摊点的下岗工人，等等。使得这样的城市有点“活力”的，是夜幕降临之后各种各样娱乐场所的笙歌艳舞。

　　焦作有多少家娱乐场所？目前记者无法得到确切的数字，仅从“３·２９” 事故之后全市下令关闭的娱乐场所数字便可窥见一斑。事故调查处理小组提供的材料显示，全市已经关闭录像厅９２家、歌舞厅２１３家、游戏厅４３６家，合计７４２家。一个并不太大的地级城市，会有近百家录像厅、两百多家歌舞厅，总有点出人意料。

　　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在河南省之外的许多省市，也是屡见不鲜。

　　一个曾经在市公安局工作过的知情人告诉记者，在这些录像厅、歌舞厅都可以找到所谓的“小姐”。闯下大祸的“天堂”音像俱乐部的包房竟多达２８个，包房里淫秽光盘与被褥枕头一应俱全，几乎每天晚上１２点一过，便会有三陪女在此出没，而“天堂”的规模和档次在焦作市只能算中等。

　　在市委市政府门前的马路上，赫然悬有“×××不夜城”的灯箱广告牌，据当地人反映，这个“不夜城”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１９９７年冬，焦作市的一些人大代表实在看不下去，搞了一次突击检查，就在这家“不夜城”里，当场捉到寻欢作乐的男女，后来代表们将情况反映到市委主要领导那里，最后也是不了了之。直到现在，这个地方的“生意”仍是最为火爆，进进出出的不乏本地有头有脸的人物。

　　在距离市中心几公里远的山阳商城批发市场，有一处近乎路人皆知的发廊一条街，隐藏于市场的最后一排。１９９７年年初，这儿只有几家发廊，后来，市里一个主要领导在市县乡三级干部会议上谈到焦作外来投资太少时放言，对娱乐场所要实行“封闭式管理”，除了税务部门外，其他部门一律不许随便检查。此言一出，三个月之内，这条街上的发廊、洗浴城、桑拿中心、按摩中心由５家激增至７０家，极一时之盛。现在，在大力整顿之下，虽然也已“门前冷落鞍马稀 ”，为数不少者也关闭“停业”，但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此风一起，想根治，难上加难。４月３日，全国人大代表姚秀荣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环境污染了好治理。水脏了，治理一下，小河又露出来了。人的思想污染了，怎么办？”

流动人口的夜生活还有什么？

　　令人深思的是，一边是色情业的屡除不尽甚至泛滥，一边却是对一些城市新兴人群精神文化生活的忽视和漠不关心。

　　在死难的７４人中，有２０来人是各地的民工。他们走进城里的唯一目的，就是出卖体力，换得报酬。在城市里，他们的生活方式简单到了单调的地步。

　　在焦作市工商银行大楼工地上，有８０多个来自信阳市商城县的民工，白天干完活，晚上他们便脱去工装，略作梳洗打扮，然后打牌，聊天，洗洗衣服，结伙出去逛街。一般来说，打牌的次数并不多，扑克不够牌友也难找；聊天更是很难打发时间，老家都在一起，打小都认识，没什么可聊的；衣服不可能每天都洗；所以他们闲下来干的最多的事情就是晚上出去逛街。

　　２４岁的张联江说，在工地上干了一天，晚上如果不出去，就无聊得很，有时早早躺下了，偏偏睡不着，只好漫无目的地瞎逛，到东方红广场上看人跳舞，或者看录像，或者什么都不干，走一圈就回来了。

　　在“３·２９”事故中，这个工地有两个民工被烧死，所以不少人避而不谈看录像的事，但张联江还是承认，像“天堂”那样的地方，他们经常去。

　　张联江和他的老乡还是幸运的，他们住的是工地边上一栋废弃的居民楼，虽然几十间小房子里是大同小异的杂乱，但毕竟还有统一配置的双层铁架子床，与他们一路之隔的一群湖北孝昌的民工就没这样的运气。这几十位湖北民工给市人民医院干活，他们没有床，就在刚搭起骨架的毛坯房里打地铺。“天一黑就要停工，一点都不想往这地上躺，躺下了也睡不着，闷啊。”一个叫宋明华的小伙子说。

　　在这两个工地上，只有三个小收音机，四本花花绿绿的杂志，没有一台电视机，没有一本书。

　　他们在业余时间都干什么？他们有没有电视？能不能看上电影？他们有没有可读的书报杂志？有没有哪个部门或者组织去关心或过问这些问题？

　　在采访中，记者没有找到答案。焦作市劳动局职业介绍所的徐主任说，对外来打工人员的管理，现在很难说清楚，本来是由公安、劳动和计划生育三个部门共同管理，但是，好像一管理就要先收费，不能收费就没什么积极性。所以现在只有计划生育管得严一点，其它的，精神生活什么的，恐怕没有谁去想过。

　　就在焦作市劳动局，记者要求提供一个全市流动人口的统计数字，一位女同志直截了当地说，没有作过统计，１９９８年以前，有相关数字，但也不太准确。

　　相对于某种行业的屡打不禁乃至泛滥，对流动人口的有序管理，只能说是空白。令人担忧的是，在全国范围内，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

　　从这一角度分析，震惊全国的河南省焦作市“３·２９”特大火灾，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上星期他两天没抽烟，跟我说了，说要省钱给我打电话……”

无法相认的亲人

　　４月３日，“３·２９”特大火灾事故之后的第５天。

　　已经是傍晚了，焦作市开关厂院内里还滞留着一拨又一拨认领尸体的人群，在灰尘满地、与殡仪馆一墙之隔的院子里，他们或蹲或坐，面色阴暗。亲人已经命陷火海，眼泪早已在赶来的路上流干，现在要做的是竭力回想甚或猜测认领亲人尸骨的凭据，它们可能是一件外衣，一双鞋子，或者身上的一颗痣。

　　天色渐黑，聚结在大门口摆卖冥品的贩子都收摊了，两眼红肿的刘易菊紧紧地抱着四岁的女儿珍珍，从一个角落里走了出来，珍珍的两位伯父跟在后头，一脸的愁苦。因为说不出认领的特征，而且尸骨可能已被烧得无法辨认，他们在这儿白白候了一整天。

　　刘易菊昨天深夜才从老家商城县余集镇的皮冲村赶到焦作。她的丈夫张家才２９日凌晨出事后，家里人怕她再出意外，没告诉她真相，只让她别在上海打工了，赶快回家，但是在从县城开往镇上的汽车上，她知道了一切。从那一刻起，刘易菊就开始不停地哭泣，从嚎啕大哭到嘶哑着嗓子，现在，嗓子早已哑了，这个二十多岁的女子只能不住地流泪和用袖子抹泪。

　　作为自幼吃苦的农家女子，刘易菊并不脆弱，她的伤心是因为丈夫的猝死以及此前和丈夫的恩爱生活。

　　４月２日深夜，在一家廉价旅馆里，她流着泪说虽然家里穷，住的是爷爷奶奶的土房子，自己和丈夫每年都要出去打工，正月里走，腊月里回来，丈夫更是从１６岁就开始打工了，但是，因为两人是自由恋爱结的婚，平日里并不觉得苦。今年丈夫早出来八天，这八天里给她打了三次电话。“电话都是我妈先接，他就没什么话说了。我知道他是想我，想跟我说话，又不好意思叫我接。我到上海了，跟他定好每个星期六晚上六点半通电话，他每回都说在这边睡不着，想到上海去。我说上海挣钱太少，你先在焦作干吧。就上个星期六，他还说要去上海，说很想我……每次打电话他都不想挂，都叫我先挂，他也不多说话，只想听我多说。上星期他两天没抽烟，跟我说了，说要省钱给我打电话……”

　　张家才是和老乡一起在焦作市工商行的工地上做模板，忙而且累，本来是不会看通宵录像的，但施工图纸改了，一连三天没活干，２８日晚饭后，他和老乡余多福、刘元成离开工地，每人花了三块钱，进了“天堂”影视俱乐部的卷帘门。夜里１０点，刘元成返回工地；１２点，“天堂”老板韩本余拉下卷帘门，用一把大锁“卡嚓”锁死，里面的放映员牛玉文开始“插播”黄色光盘；２９日凌晨３点半，大火燃起，张家才、余多福和另外７２人同赴黄泉。

　　４月２日上午，凭借一块巴掌大的上衣残片和一只烧烂的鞋子，已经不在人世的余多福被同在焦作打工的哥哥“认”了出来。２６岁的余多福今年正月里刚刚说好亲事，本打算上半年结婚，没钱，定在下半年。２日晚上，在旅馆里，他的母亲，体弱瘦小的吴玉芳悲伤地说：“赔我多少钱我也不情愿呀，我就要我那个儿子站在我跟前，我儿子本来是好好的呀！”

　　前一天深夜被吴玉芳的哭声惊醒几次的旅馆老板劝吴玉芳早一天回家，儿子的尸骨已经认出来了，呆在这儿只会更伤心。吴玉芳说，她夜里一个人想着想着就止不住要哭了，又不敢大声哭，“我在这里看不到我儿子了，我就想终归能带点骨灰回去吧？”

　　专程从郑州赶来料理弟弟张家才后事的张家平说，弟弟出来时是个大活人，回去了是一个骨灰盒，叫我们什么心情？回去了怎么对亲戚朋友交待？这是“３·２９”特大火灾之后，在焦作非常普通的认尸场景。

　　３月２９日，大火烧死７４人的消息迅速传开，一群群的人从几百里之外赶过来，他们的亲人或者是在焦作打工，或者是在此地上学。在殡仪馆，在开关厂，在位于市中心的火灾现场，他们向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闻记者们讲述着自己家人的种种特征，央求他们的帮助。但是，“天堂”影视俱乐部根本没有的消防设施和老板韩本余的那把铁锁将他们推向绝望——大火燃烧了木板壁，燃烧了沙发软椅，接着燃烧四处逃生的人们的衣服、头发和身体，现在无法得知当疯狂的火苗疯狂地扑向无处可逃的人群时，是什么样的情景，只是知道，当火焰熄灭，卷帘门打开时，积压在门内的一堆尸体訇然塌下。公安部门事后尸检表明，７４具尸体中，３０具尸体严重变形、无遗留物，有的已经碳化，无法直接辨认，其中有８具尸体还需进行ＤＮＡ检验。

　　截止４月２日，仅有１６具尸体被认领。认尸，成了一种痛苦和折磨。

（本文刊载于2000年4月7日《南方周末》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