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霄
这是我作为所谓的“灾难记者”之起始。12日中午在广州得知消息,下午在报社订好从南昌至萍乡的汽车票,当天深夜到了萍乡,这时采访时间只有一天了。13日一早进村,被挡在村外的山坡上,枯坐四个小时,中国青年报的驻站记者早已顺利进村,但后来只字未发,13日晚回萍乡写稿。
爆炸在早晨发生
3月11日清晨,江西省上栗县东源乡石岭村。晨雾尚未散尽,天空中便飘起了绵绵春雨,烟雨迷蒙之中,有炊烟徐徐升起,山清水秀的小山村越发静谧而安详。谁也不曾想到,死神正在悄悄逼近。
吃罢早饭,十六组的村民朱光英走出家门,找人打牌,路上遇到四组的李水平和五组的王毛伢子,他们是去沈森林、沈志明合开的鞭炮厂干活。这两天活紧,鞭炮厂缺人手,他们拉朱光英一同去,朱光英不干,和他们说说笑笑地分了手。他没有想到,这是和李、王的最后一面。
九点四十分左右,在牌桌上正开心的朱光英突然听到远处传来“噗”地一声震人耳膜的闷响,紧接着是“轰”地一声和“通通通”的巨大爆炸声。“不好!鞭炮厂出事了!”朱和牌友们拔腿跑到门外。这时候,他们看到的是一百米外鞭炮厂上空正在升起的巨大蘑菇状黑烟以及被炸到三十多米高的空中尚未掉落地面的土块和木头。“那土块和木头在空中停留了至少有十秒钟。”朱光英后来告诉记者。
现场血肉横飞,极为可怖。作为“厂房”的七间陈年老屋夷为平地,四五间房顶掀翻、墙壁倒塌,爆炸引起的大火在燃烧,危及近在咫尺的两间盛放成品爆竹和原料的仓库,更惨的是到处是人的残肢断臂,被老式土砖和木棒埋在底下的人在呻吟和艰难地喊“救命”。
朱说他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人,但实际上眨眼间就已经人山人海。越过道道山梁的爆炸声、烟雾和呛鼻的火药味将邻村的男女老幼吸引了过来。人们迅速投入抢救。乡党委副书记周维华正在村里办事,他马上打了“110”报警,接着用他的车送走第一批6名伤员。上栗县公安局副局长邓利平在石源乡政府,得知消息迅速赶到,指挥抢救。接着,消息层层上报,江西省、萍乡市和上栗县各级政府领导以最快速度赶往现场。
但是,有亲人在鞭炮厂做工的村民早已失去了理智,人们疯狂地哭喊着,疯狂地刨挖着,既不愿意相信眼前的一切,又在拚命地扒寻亲人的遗骸与遗物。
让所有人痛心的是,当天是双休日的第一天,有不少在家休息的孩子也早早来到鞭炮厂做活(据记者了解,至少有20个正在读初中和小学的孩子),他们同样惨遭灭命之劫。杂乱不堪的废墟中有他们的红领巾、校服,甚至是被熏黄的头发和被熏黑的肢体,他们中最小的一个名叫沈丹,年仅8岁。
下午,抢救基本结束,清查出死者33人,成人16人(包括老板之一沈森林),未成年的孩子17人;伤者13人,他们分别被送往萍乡市人民医院和市第二人民医院抢救,至3月13日,又有2人在医院中死去。13日夜,记者赶到医院采访时,剩下的11名病人大部分仍然处于休克状态,被爆竹夺去生命的35个大人、孩子来自石岭村的四、五、九、十四和十八组的十多个家庭。
据朱光英介绍,有四户人家一家四口死了三口,几乎全家灭门,另有不少人家有两口人遭劫。
17个孩子
他们都是那些人见人爱的山里孩子,天真、烂漫、朴实,又从小就早早地跟他们的父母学会了吃苦、勤劳和节俭。因为年龄太小,不太明白做爆竹的危险,更多的是因为家里太穷,学费难交,过早地知道了钱的重要,所以才会自己主动要去做爆竹。
在爆竹作坊里,他们干的活只有一件:往已经装了火药的爆竹筒里装引线。他们装一饼(大约400—600只爆竹)爆竹只能得到4分钱,但是要和搅拌火药的大人冒着同样的生命危险。正常情况下,一个孩子一天可以装25饼爆竹,拿到1元钱。
3月11日,在东源乡石岭村,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孩子去装引线,是因为据说老板要赶工期,当天干当天就给现钱,不是像以往那样要拖上一阵才给钱。
夭折的孩子里有第一次给鞭炮厂做活的9岁女孩彭桑,她和朱光英的儿子在村小学同一个班级上课。听说可以当天挣到1元钱后,她早饭都没吃完,把碗放到一个姓邓的邻居家,就自己跑到鞭炮厂去了。朱光英说,出事后,彭桑的爸爸彭晓辉“命都不要了,火还在烧就冲进去找彭桑,一直找不到,不相信彭桑会死。下午三点多,彭桑扒出来了,他还不承认是他的女儿。我让他认校服,认鞋子,他看了看,一下子昏死过去了。”
东源乡小枧中学(村级联中)初一年级有4个孩子在爆炸中丧生。他们是2班的黄检、3班的沈亮、沈春莲和4班的黄小丽。12岁的黄检品学兼优,是三好学生,校长和班主任说起他时满脸的惋惜。这次陪伴他离开人世的还有他的爸爸黄厚根。沈亮也是跟爸爸一起去的鞭炮厂,家里兄弟姐妹6人只有两个分到了3分水田,80岁的爷爷奶奶年老有病,家中近乎赤贫,11日上午,他和爸爸携手西去,撇下年迈的爷爷奶奶悲痛欲绝。
3月13日,记者赶到石岭村时,看到的只是一个又一个的新坟,17个幼小生命已在前一天被东一个西一个地埋在了村子周围的山坡上。从这一天起,陪伴他们的不再是家人的呵护、同伴的嬉耍和朗朗的书声,而是经年不歇的风雨和一岁一枯荣的山间草木。
“集体葬礼”
惨案发生后,上栗县政府马上为受难家庭发放了安葬金,一名死者一千元,为稳定社会秩序,要求尽快安葬死者。
13日上午,记者尚未绕过山梁走进石岭村,一阵阵送葬的礼乐便穿过绵密不绝的雨线传送过来。村子通往四周的歪歪斜斜的山道上不时有三五成群的乡亲走过,弯弯曲曲的田埂已被踩得稀烂。11日他们是来抢险,今天是为死去的亲友送行。
走在村子中间唯一一条土路上,便可看得见两侧山坡上村民房屋前的棺材和飘动的白幡,每具棺材边都有几个人围着张桌子坐着,那是事主请来的鼓乐班子在起劲地吹打。一具又一具紫红色的棺材、一幅又一幅雨中无力飘动的白幡、一只又一只令人心恸、此起彼伏的哀乐,给整个山谷、整个村子注满了哀凄与悲凉。
午后三时,陆续有人家下葬了。鞭炮,又是鞭炮,开始一阵阵地炸响。
死者黄传和的一个叔伯兄弟挑起了两筐鞭炮,走在最前头,后面是黄传和8岁的女儿黄娇和她6岁的弟弟,黄娇走路一瘸一拐,弟弟的全身都是烧伤的疤痕。前年夏天,黄传和与妻子做爆竹引线,不小心爆炸了,两个孩子都被烧坏了身体。孩子后面是躺在棺材中的黄传和以及他的一有机会就上来拍着棺材哭泣的妻子李友萍。
黄传和的墓地在村子西北角一里多远的山岗上,要先穿过大半个村子,走过几片水田,再爬上两道山坡、拐过三道弯,才能到达。挑鞭炮的男子遇上岔道和人家便要燃放一挂鞭炮,被经过的人家也早已准备好了鞭炮,只待送葬队伍走近,就马上点燃,所以送葬其实是在连续不断、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进行。但是两个孩子明显受到了惊吓,他们不时地停下来,不敢朝前走。3月12日这一天,鞭炮的轰炸声成了石岭村最伤心的声音。
队伍开始爬山,这时可以看得见对面山坡上的两拨送葬人群,山下又有一户人家抬着棺材出门了。李友萍的嗓子早已哑了,她只能扑在丈夫的棺木上,两手机械地拍打着,哭出哀哀的声音,最终她被几个人从棺材边拖开,强行背下山去。
据一位事故处理小组的人介绍,最近两天所有死者都将安葬,石岭村周围山坡上将新添35座新坟。
养家糊口与危险营生
石岭村人之所以“舍不得”做爆竹这个传统手工艺,之所以要铤而走险给生产条件极其恶劣的个体爆竹作坊打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穷。
这是记者两天的采访中人人都承认的事实。
村委会主任沈建明告诉记者,全村人均只有3分水田,而且1982年之后嫁到村里来的妇女和出生的孩子连这3分水田都分不到。黄传和一家四口人,只有他一个人有3分田,李友萍和两个孩子都是靠这点田养着。“3分水田能干什么?”沈建明反问记者。
按照沈建明的标准,村民一年的人均收入如果超过一千元,就算是相当好的农户了,这样的农户在全村423户里不到五分之一,剩下的大多数忙活一年大概人均至多八百元。很多人家里都背着债。14日上午,李友萍有气无力地说,家里三顿饭都没的吃了,发下来的一千元安葬金买棺材用了五百多,再办酒席,最后还是借了钱。
据记者了解,石岭村这一带的男劳力主要赚钱方式有两种,一是做爆竹,一是下小煤窑背煤。可怕的是这两种都是危险职业,都会经常出事,而且一出事就是人命关天。
如果家里有孩子,一般男人们就不可能出远门,只有就近找活做,近处可以找得到的只有到作坊里去做爆竹。正常情况下,一个成年人在爆竹作坊里做活,一天可以挣十块钱。因为是祖传的手艺,从小就会,又不用出远门,所以这一外人看来十分危险的谋生手段在石岭村、在东源乡、乃至在上栗县和萍乡市各县区以及湘赣边界广大农村,还是比较抢手。爆竹作坊主一般不用为劳力发愁,主动上门找活干的老表有的是。当然,出了意外死了人,对于当地百姓,轻易也就不会成为新闻,该拌的火药还要照拌,该装的引子还是要装,该冒的险还是要继续冒下去。
李友萍的一位邻居告诉记者,附近村子里做爆竹的也出过事,死一个两个的,平时也经常听人讲哪儿哪儿又炸死人了,但确实没有人当回事,从某种程度上说,干这一行就是这么回事。
做爆竹的如此,给私人小煤窑背煤的也好不到哪里去。石岭村每年有七八十人到几十里外的安源、阳歧、高坑等地的小煤窑里打工,近几年来,死在小煤窑里的石岭人已经超过了十个。在安源背煤、赶回来为35岁的妻子和10岁的女儿安葬的6组村民张付生,面对记者是否害怕背煤的问题,两眼含泪,连连摇头,一言不发。
其实,在基本生存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之前,在养家糊口成为全家难题之时,所有的担心、所有的害怕,都会成为多余的东西,都会被赶走,事情会变得非常简单和直截:挣钱,先挣到钱再说。
可怕的现实
现在看起来,石岭村的这个爆竹作坊发生大爆炸决非偶然。
首先作坊是设在一个三面紧靠民房的老祠堂里,给周围居住的村民带来极大危胁。按照常规,鞭炮生产点应单独选址,远离民房,但这个作坊里面就住着黄元康一家;它距离最近的一户人家黄元根也只有十来米远,结果这黄元根全家四口仅有出门不在家的老婆保全了性命。另外,爆竹生产用房要用结实的水泥砖瓦房,而这个老祠堂早已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导致11日的事故中有部分人是被厚重的泥砖压砸而死。
其次,生产爆竹的各个操作间应有充分的间隔,保持足够的空间距离,并且操作人员要尽量减少,石岭村的作坊在此又犯了大忌。很多人挤在一起装药、装引线,致使人员无法逃散而且损失惨重。
此外,这还是个没有办理工商执照、税务许可证和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三无”作坊。让人非常奇怪的是,十三四年前,它就已经存在了,1991年才由村里转至沈志明(在追捕中)、沈森林名下,这么多年过去了,东源乡政府竟然没人过问。
更令人担心的是,在盛产烟花爆竹并且闻名全国的江西、湖南交界地带,类似石岭村这样的爆竹小作坊决非个别,而是普遍如此。
在江西上栗和湖南澧陵、浏阳一带山区,莽莽苍苍的群山之间座落大大小小的村庄,村庄里的农民大多持有做烟花爆竹的传统手艺,他们办起的所谓鞭炮厂实质上就是家庭式的手工作坊,作坊里并没有什么先进的机器设备(而且据说手工配药、拌药的质量要比机器好),至多有一台爆竹筒卷制机,生产的安全主要依靠经验和细心来保证。但是,生产爆竹的各个环节都充满着危险。
第一环节拌药要将铝银粉、白药、硫磺和崖粉配好拌匀,万一有一异物掉落到配料上,或者走路不慎,落脚太重,擦着配料,就都极可能发生爆炸。从经常发生的爆炸事故看,这一环节最为危险。后面的两道工序装药、装引线也需要小心翼翼。最后要将爆竹筒密封,敲打时用力太小,空气残留,爆竹不响;用力太大,则容易起爆。
此外,爆竹原料的装运、成品爆竹的存放和运输都不能有丝毫的闪失。
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为数不少的作坊老板使用童工,允许正在上学、没有自我保护意识的孩子做帮工、打下手。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女爆竹批发商说,每年9月份旺季来临之后,大人忙不过来,就让小孩子上,有些单户经营的,干什么都把小孩叫上。
因此,让一家一户的作坊式经营不折不扣地落实诸多安全措施,无异于赶鸭子上架。萍乡市东大街一个烟花爆竹经营户说,有的村民房子不够用,就在茅草屋里做,吃饭、睡觉、做爆竹全在一起。做饭烧煤还好一点,有些人烧不起煤烧木柴,一有火星迸到火药上,就会死人。
目前销往全国各地的湖南、江西生产的烟花爆竹绝大多数是从这样的家庭式作坊里制造出来的。
上栗县公安局副局长、311事故处理小组副组长邓利平告诉记者,以前是有一些国营或集体的爆竹生产厂家,但逐渐地这些厂子都经营不下去,卖给了个人,目前爆竹烟花这一行业,是个体户打天下。
个体经营点是分散、隐蔽的,公安部门甚至连辖区内爆竹经营户的数目都很难搞清楚,只知道最少每个村子都会有人在做;不少作坊主想方设法不办理相关手续,与政府人员拉关系,逃避执法管理;有些执法人员也落得顺水推舟,有点好处,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睁眼。
一个危险行业,主要由这样的业主经营,管理方面又有如此之多的漏洞,只会使这个行业变得更加危险,石岭村35个生命的夭折不过是为此加了一个注脚。
(本文刊载于2000年3月17日《南方周末》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