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桂花
    
    四川省十二岁的羌族女孩田仁翠，最大的心愿就是：完成她九年的学业。而她最担心的，就是像她的姐姐和哥哥一样：没读完小学就辍学。
    
    田仁翠家在茂县山区的土地岭，上小学只要走几分钟的路。然而，她上学的脚步已失去以往的轻盈。三年前，她妈妈患上慢性肾盂肾炎，那以后，家里的一切就变了。
    
    “妈妈病得很厉害，什么重活都干不了，爸爸一个人操持家里和承包的玉米地和菜地，”仁翠眼中含着泪说。1999年，茂县农村每户平均收入只有９６０元。随着仁翠妈医药费的不断增长，她父亲再也承担不起三个孩子一年６００元的学费了。
    
    “爸爸没办法，只好让哥哥姐姐退学，在家给他当帮手。其实他们俩学习都不错，”仁翠说。
    
    姐姐田仁花比仁翠大一岁。她现在干家务是把好手，养猪、种菜样样都行。她有时会在村里给别人家的花圃打工，用小塑料袋把花苗包在土里。如果动作快，每天她能包５００多个小苗，挣七块五角钱。
    
    可是，祸不单行。父亲贷款买了大白菜种子和化肥，指望着种菜挣些钱。不料白菜都开了花，烂在了地里。全家一年的希望就这样落了空。
    
    据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汪风雄介绍，整个四川省七、八百万女童中，每十个人就有一人由于种种原因不能上学或向田仁翠一样中途辍学。在全国，据不完全统计，有近一千万女童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无法享受她们受教育的权利。
    
    茂县在四川省省会成都的北部，距成都约四小时车程，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不论是茂县，还是阿坝州，都是四川最贫穷的地区之一。汪风雄说，恶劣的地理环境和交通闭塞是造成这些少数民族地区贫穷的主要因素。
    
    茂县和阿坝州辖区其他很多县都位于海拔三千到四千米以上，工业基础薄弱，当地居民和政府财政收入都很少。在这种背景下，家里有一个人生病，可能造成全家落入贫穷的深渊。仁翠家即是一例。
    
    据汪风雄介绍，在四川茂县这样的少数民族地区，重男轻女的现象并不象一些汉族地区那样盛行。但求学女童面临的还有其他一些障碍。虽然仁翠家离村小学只有一箭之遥，其他地区的孩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有的少数民族地区，学生必须徒步走三十多公里的山路才能上学。
    
    艰难的就学条件使很多家长不愿让自己的女儿为此去冒险。于是，在不少学校的高中年级教室内，都是清一色的男孩子。
    
    一些游牧民族离学校很远，孩子要骑马走几天才能到学校。尽管学校提供住宿，但是伙食却很差，因为每月的伙食补贴只有二十元。“这么低的补贴你能指望吃到什么？”汪风雄说。
    
    他说，在家里，游牧民族的孩子至少还能吃到鲜奶和酥油，而在学校他们连这些都吃不到。因此，对这些孩子们来说，学校没有什么吸引力。
    
    在中国东部多数地区已经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之时，田仁翠居住的深山里，人们还在为普及六年基础教育苦苦努力。“很多地区甚至连初小（小学四年级）教育都没能普及，”汪风雄说。
    
    四川省政府希望在２００１年做到全省各少数民族地区都能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但汪风雄坦陈任务十分艰巨。
    
    在过去几年中，中央政府以每年百分之二十八的速度增加对教育的投入。与此同时，对中国西部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也在增加。然而，对茂县这样财政异常困难的贫困县，政府拨款的兑现需要时间，而且款额也十分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外的非政府组织开始发挥作用。除了由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发起的著名的“希望工程”，中国儿童基金会和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１９８９年还联合发起了“春蕾计划”，帮助田仁翠那样的失学女童重新入学。十多年来，“春蕾计划”募集了三亿多元人民币，已帮助九十万女童重返校园。
    
    从数字上看，“春蕾计划”的确成绩不凡，但也有一些在“春蕾计划”资助下完成小学教育的女童随着资助的结束无法继续读中学。
    
    １９９９年，由于“春蕾计划”的广泛实施，四川省的女童小学入学率升至９６．８％；但同期的初中入学率却降至７９．１７％。
    
    所有这些田仁翠都无从得知。但她希望通过学校教育“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前不久，她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茂县开展的女童非正规教育项目中看到了希望。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自１９９５年开始和地方妇联等非政府组织一起在福建、山东、四川、云南、陕西和辽宁等省启动了各种针对辍学女童的非正规教育项目。
    
    “培训班一般为十天，五十个女童组成一个班，”负责女童培训的茂县妇联主席王李平说。据她介绍，培训班的课程包括经济作物的科学栽培、养殖、实用写作、服装裁剪、记帐、青春期卫生保健、艾滋病预防、妇女儿童权益法、市场推销等，期间一切费用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承担。
    
    “女童特别希望掌握诸如化肥和杀虫剂的使用等农业技术。初中生经过小学六年的学习，具备一定文化基础，更容易接受实用技术。目前，女童已成为农村生产的一个主要部分，为增加家庭收入发挥了很大作用，”茂县科技委员会主任马玉庆说。
    
    １９９９年，茂县有一千二百多名年纪在１２岁至１７岁之间的女童辍学。其中八百名参加了实用技术培训。该县还特别开设了一个刺绣培训班教女童学习羌族特有的刺绣。
    
    在２０００年六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的一期女童非正规教育培训班上，田仁翠和田仁花姐妹俩都在场。“我们什么都想学，”田仁花十分腼腆地说。为参加这个在乡中心小学开办的培训班，姐妹两人走了七里地。
    
    她们的母亲来乡里赶集时，专门到中心小学去看看两个女儿。“这个培训班有用，”她说。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教授臧健曾经在中国西部就女童教育进行了深入调查和研究。她高度评价在女童辍失学比例和大龄女童文盲率比较高的地区开展女童非正规教育项目。
    
    “非正规教育不仅使女童特别是大龄女童重新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更可以使她们获得参与社会的机会，其作用不可低估，”她说。臧健承认，非正规教育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但她认为这种教育“是发展中国家借以促进改善贫困地区女童状况的有效途径。”
    
    她说，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贫困地区有百分之七十的适龄女童不能入学，这就势必造成贫困地区有百分之七十的没念过书或只念过一二年书的大龄女童文盲。这些女童再也无法进入学校，她们将构成新世纪初中国妇女文盲的主体。
    
    “研究表明，妇女受教育程度与初婚年龄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贫困地区大龄女童受教育程度低是她们早婚早育率高、多胎多育的基本原因，”臧健说。
    
    这就是女童教育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女童教育事关女童的个体发展和整个社会的进步。臧健认为“整个世界对女童的关注是20世纪人类的最大进步”。
    
    也许对田仁翠而言，要实现她的心愿还要走很长的路。但令许多关心女童教育的人们高兴的是，开发中国西部——中国贫困女童最多的地区——的浪潮从一开始就倡导以人力资源为中心的发展模式。
    
    “我希望西部大开发能真正使田仁翠这样的女童受益，”臧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