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桂花
王凡凡 苏杰 英国多佛尔港发现58名来自中国的偷渡者在一个密封卡车里窒息而死的消息传开后,福建省福清、长乐两县立刻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虽然58位罹难者的身份尚待官方最后证实,但人们相信,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来自这两个距离省会福州仅30至60公里的县。 过去20年,福清和长乐的非法移民活动愈演愈烈。福建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黎昕介绍,尽管在福建从事非法移民的仅是“极少数”,但其中百分之七、八十都集中在福清和长乐两个县。 当政府官员在几个涉嫌村庄询查,确定死者身份的时候,那些在多佛尔悲剧中失去亲人的村民将石头投向当地“蛇头”的豪宅,以泄胸中之忿。 这两个县为何有如此众多的人为了出国不惜花费大笔金钱,甚至铤而走险拿生命作赌注?一些社会学家分析,对“蛇头”或偷渡者而言,获取暴利是最诱人的动机。 事实上,福建作为中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地区之一,早已跻身为国内的富裕省之列。该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10900元,位居全国第七。1999年,这个省城镇居民平均享有可支配收入为686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也达到3091元,按照中国现有标准,已达到小康水平。 福清和长乐名列福建省十大富裕县市,两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居全省第三和第六。尽管如此,当地居民仍希望去西方富国“发大财”,而首选的就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和西欧国家。 去年3月偷渡未遂的李乾康曾在国内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月收入1000元以上,但他仍愿花57万元偷渡出国。他算过一笔帐:到国外每月可挣到2000美元,尽管打黑工还债要五年,但只要再努力几年就可攒下一笔钱,进而谋求加入当地国籍;如果在国外被抓住还可以说谎称“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或“练法轮功”遭到迫害,要求政治避难;即使被遣送回来,挣下的钱下半辈子也够用了。 对“蛇头”来说,这个行当的利润尤为诱人。据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者介绍,从某种程度上讲,福建偷渡者的价位高居世界榜首。每个偷渡者至少要付3.8万美元,最高的可达5万美元。一个早已退出“蛇头”行当的人估计,多佛尔案件背后大概有两至三个“蛇头”在操纵。一旦成功,他们能挣600万元。 “蛇头”在招揽生意的时候听起来十分“友善”,但在价钱上丝毫不手软。那些去英国的偷渡者或“人蛇”必须首先付大约5000元定金。然后,“蛇头”将偷渡者的所有相关文件,包括护照、机票等统统拿走,“人蛇”实际上已没有人身自由。 一旦偷渡者被带到一个陌生的国度,“蛇头”为了“安全”,更为了节约“成本”,会将“人蛇”的基本生存条件置之不顾。于是,在通往心目中“天堂”的路上,许多偷渡者过的却是地狱般的日子,不少人就象多佛尔惨案中的“人蛇”一样命归黄泉。还有不少人由于出国心切,从一开始遭遇的就是骗局。 22岁的董强去年年底交了2万元,以到俄罗斯务工为由办证出国。不料,一到莫斯科就成了“人质”,护照和身上的钱全部被搜走,并和其他9个同样的受骗者关在一起,受冻挨饿长达4个多月。“蛇头”要求他们打电话给家里,说交足20万元才能放人,不打电话就遭受拳打脚踢。董强硬拖着没打电话,于今年4月23日成功逃出魔窟。 即使这样的故事,甚至是多佛尔惨案那样的悲剧,都没有阻挡更多的福清和长乐人选择非法移民。为什么? “原因十分复杂,”社会学家黎昕解释说。“自古以来,福清和长乐就以移民闻名。远在1000多年前此地的沿海居民就常常远航,出洋谋生。” 来自福建省侨办的数字表明,福清现有人口118万,但在海外同祖同根的乡亲人数就高达62.8万。仅过去十年,就有8万福清人通过正常渠道移居海外,占其总人口的6.44%。非法移民的数字很难统计,但肯定超出这个数目。 一些早期“出洋”有成的人,在老家成了“传奇式的人物”;偷渡者一旦在国外立足生根,第一件事就是寄钱回老家盖房子,有的不惜花上万元修缮祖坟。这种示范作用或虚荣心在当地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出国潮,久而久之“好男儿就要敢于闯荡世界”的观念就广为流传。 福建省政府和中央政府多次重申其打击非法偷渡的立场。“我们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非法移民活动,并坚决予以打击,”省政府的一位发言人说。 近年来,省政府发起了多次打击非法移民的专项斗争。去年年底,还首次对215名偷渡者实施刑事拘留并报捕起诉。同时,对发生成批集体偷渡的地区的党政负责人和有关责任人员实行“一票否决”政策。仅去年就有20多名干警因此受到处分。 据这位发言人介绍,1999年,福建省共查获偷渡案123起,涉及1972人;抓获偷渡组织者、运送者568名。今年上半年,全省又查获偷渡案38起,涉嫌89人;抓获组织、运送者332人。但由于多数大的“蛇头”都手持外国护照,因此难以从根本上灭绝偷渡现象。 一些海外中国人在谴责非法移民问题时,对助长“人蛇”交易的西方国家的歧视性移民政策提出尖锐批评。海外中文网站WWW.WASHENG.NET上刊登的一篇评论文章说,“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崇拜者不遗余力地倡导资本的全球化自由流动之时,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通百姓也在用双脚踩出另一个市场经济规律,即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当西方资本在第三世界寻求最廉价的劳动价值之际,廉价劳动力为寻求实现其劳动最高价值的雇佣资本,也在源源不断地流向西方国家。” 奇怪的是,文章说,“这些西方国家的签证政策几乎禁止低技能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这与市场经济的原则背道而驰。主要西方国家的驻华使馆对持有私人护照的福建人很少准予旅游、商务、研学或访问签证。既然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普通人被剥夺了自由流动的权利,“自然有人独辟蹊径,使这些人能够自由流动。”于是乎,非法移民组织应运而生。 这篇题为《非法移民之死是对西方自私自利的种族主义签证政策的控诉》的文章指出,多年来,西方国家政府“一贯执行一种极端自私的签证政策,这种政策只对第三世界国家有特殊技能和天赋的人打开一扇小门,却剥夺了几十亿普通人最基本的在这个世界上自由旅游、移民和工作的人权。”这篇作者署名为ZzTt的文章说,他们所谓的“人性居住政策”与其说是“对难民鼎力相助,不如说是政治上的摆设。” 过去十多年里,大约有三至四万来自中国大陆的训练有素的人获准进入西方国家学习或工作。同时,中国有逾万名百万富翁通过投资移民西方国家。“这种‘精英’移民政策不仅给西方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政治效益,还在第三世界造成一种普遍‘崇洋’的社会氛围。” 为杜绝偷渡行为,中国正加强与国际反非法移民组织的协作,并已从加拿大、美国邀请移民专家在福州开展培训工作。尽管如此,社会学家黎昕认为,应该采取措施疏通劳动力自由流通的渠道。他呼吁发达国家调整移民政策,改变目前的不平等状态,多承担一些义务与责任。“只有走共同发展之路,才能最终解决一切难题。”
(本文刊载于2000年7月香港《南华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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