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铁梅

注意！有人开始“发泄消费”了

    钟杉是一家小贸易公司的老板，奇特的是，在他公司的9个职员中，工资额最高的不是他的副经理，不是有硕士学位的外文翻译，不是年富力强的业务骨干，而是──他的司机。
    初始以为，司机“拔头份儿”的原因是要随叫随到，兼作老板的“保镖”，跟老板最近知道的事最多还要守口如瓶，谁知不尽然。当看到钟杉对司机无缘无故地找岔儿斥责，甚至出言不逊地辱骂时，我隐隐感觉到，钟杉支付给司机的一部分薪金是供他自己发泄情绪用的，换言之，他不仅雇了一个司机，还加薪雇了一个“出气筒”。
    钟杉对此直言不讳。他说：“商界人士的压力之大众所周知，而其中压力最大的就是我们这类小贸易公司的老板了。我们没有自己的固定产品，没有自置物业，更没有能力染指金融业……我挣的钱全从货物的进出价差中来，这程序中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我就可能倒闭完蛋了。最要命的是，每一笔生意都这么提心吊胆，而做完一笔却连气都喘不了就要寻下一笔，这样的日子周而复始……我就像走在刀刃上一样，精神绷得像橡皮筋似的！我需要发泄以缓解压力，否则我真要崩溃了──可是，对谁？不能对客户，人家是我的衣食父母；不能对雇员，公司靠大家出心出力地支撑着；不能对老婆，除非你不过了要离婚；也不能对朋友，再‘铁’的哥们儿也不会没完没了地由着你发泄……我是偶而跟司机发了两次脾气之后，才忽然觉得这是个办法。当然，我没亏待他，司机应得的工资之外我还加给他特高的‘受气费’。这完全遵循市场经济的原则，都是有付出有回报，双方愿打愿挨，各得其所。”

其实，不自觉的发泄比比皆是

    像钟杉这样为松弛精神自觉地宣泄，并付出金钱“买”发泄权的人大概还不多，但是，在当今生活节奏加快、生存压力倍增的社会转型期，不自觉地在他人身上发泄负面情绪的现象却屡见不鲜：
    ──与爱人争吵。把本是鸡毛蒜皮的家庭摩擦小事化大，结果轻则影响夫妻恩爱，重则导致夫妻反目；
    ──打孩子。很多父母使用暴力并不真因为孩子的过错，往往是情绪化的结果。大人情绪好的时候对孩子该批评时也迁就，情绪恶劣的时候孩子有一点错误就动手；
    ──据进京当小保姆的打工妹投诉，在雇主家受到冤枉、辱骂、伤害的，其雇主多半是或事业发展不顺，或私人情感挫折，或因某些原因长年压抑者；
    ──从披露出来的风尘女子的倾诉来看，一些“大款”进出色情场所并非为满足性欲，而是为发泄证明自己是人上人的凌辱欲；
    ──足球场上汗流浃背、胜了喊“牛逼”输了喊“傻逼”的一群，足球给予他们的与其说是欣赏球技的机会，不如说是畅快淋漓地发泄一场的机会；甚至早年计划体制下售货员爱搭不理的冷漠态度，现在Disco舞厅里如痴如醉的疯狂，无一不带有宣泄的色彩……
    这种种隐性发泄当然是非良性的，它伤害亲人、欺凌弱者、毫无道理地践踏别人的职业尊严。但是，这些现象的存在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转型期的社会给人带来的压力不可避免，既然人人都会产生负面情绪，既然发泄负面情绪得以平衡是人的本性要求，那么，我们的社会是不是该有勇气正视这一现实，主动给人提供合理的发泄渠道，进而允许堂堂正正的“发泄消费”呢？

看看：发达国家如何处理

    这不是什么新鲜问题，世界上市场经济较为成熟的国家都早已先行了一步──仅以我在日本的所见所闻为例，在这个“二战”后发展最迅猛的国度里，人们无可避免地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压力，承受着观念激变所带来的心理震荡，为此，种种以帮助人舒缓情绪为目的的发泄渠道应运而生。电器业之王松下公司，在写字楼里安置了公司领导人的橡皮塑像，员工可以对塑像施以棍棒，以宣泄缘于工作的紧张怨愤。
    更令人回味的是有商家把发泄渠道纳入一种经营。例如“发泄屋”，是一套天顶地面及四壁皆是橡胶的隔音房间，有发泄需要的人可以进去叫喊、撞头、摔爬、打滚儿而决不会受伤。当然宣泄者是要计时付费的。
    另外，还有一种“骂人电话”，从诞生之日起就大受欢迎，在日本社会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当你心情烦躁郁闷愤怒时，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号码，电话接通后，你可以肆意谩骂，随心所欲，而电话的那一端，接线生小姐在心平气和地温柔地倾听……

讨论：我国该不该有“发泄消费”

    针对我国该不该认可“发泄消费”的问题，两种意见截然相反。反对者中年长者的比例多一些。一位离休老干部说：“人动不动就发泄情绪是没有修养的行为。衡量人的优秀与否不只是看他事业的成败，更要看他是不是有修养。自古以来，修身养性就是我们中国人一个贯穿始终的追求，这种发泄是违背古训的！”对于“骂人电话”，反对者的态度更加激烈：“靠伤害别人的人格尊严平衡自己的心境，这象什么话?!”
    著名社会学家郑也夫对“骂人电话”的质疑能给我们一个新的思考角度，他没有纠缠接线生的人格尊严问题，而是敏锐地考虑到打电话人，即消费者的人格发展问题。郑也夫认为，“骂人电话”对消费者本人来说不见得好，因为这种无约束的极端发泄可能纵容了他，使他的性格更恶劣暴躁，久而久之有可能习惯化，以至于要求周围的人也毫无抵御地成为他的发泄对象。
    年轻人则大多表示赞同，起码是理解。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心理学家表示她完全持赞成态度，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证：当年只身赴美国求学的时候，学业的压力、生活的困窘、漂泊的孤独几乎超过了她所能承受的极限，主攻心理学的她将信将疑地试着每天去“发泄屋”一小时。结果，一周后，用她自己的原话说，“我轻松得像被过滤了一样，心里的渣滓全除掉了。那天恰好是阴雨天，可我还是觉得阳光明媚，前程似锦，活着真好……走在大街上，我简直想拥抱每一个与我擦肩而过的人！”
    一位证券所的操盘手说：“我认为‘骂人电话’并不伤及接线生的人格尊严，她们该明白这是‘职业’。既然是职业，自然就有从业的责任、成就感和经济收入。如果她们为此焦虑愤怒，也可以作为顾客花钱打这个电话，或是通过其它的发泄消费途径解决，这正是市场经济的公平之所在。”有趣的是，一位年仅16岁的中学生说：“我百分之百地理解。我虽然还在上学，也常常感到有宣泄的需要。人都是血肉之躯，硬要人人自我化解压力既不应该也不现实，根本是唱高调。尊重人性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
    最后我们来听听一位当事人的感受吧。前面提到的钟杉的司机开门见山地说，他不觉得委屈，他就是要挣这份钱，否则他这个才回北京几年、学历本事要啥没啥的“老三届”知青凭什么挣得比一般外企职员还多？他要指着这点钱把学习一塌糊涂的儿子送进重点高中呢……在我一再问他挨斥责的心理感受时，他结结实实地叹了一口气，说：“能不气背过去吗？谁愿意当这‘三孙子’？可慢慢儿就真个没气了，老板骂我，我把大头一哈，眼睛一眯，心想您说啥来着我耳背压根儿没听见……”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个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能慷慨地带给我们太多的思考。当然，消解负面情绪的方式还有很多，比如倾诉、哭泣、转移、助人，比如宗教信仰，比如看心理医生等等……这里探讨的仅仅是“发泄”这个从前不大敢触及的方式──其实，不论各界人士的意见如何，今天能把这个问题摆上桌面讨论的本身，就证明我们的社会正朝着更开明、更尊重人性的方向发展，证明了我们直面现实的勇气。

──《中国改革报》1998.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