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

    是年初，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再度南巡，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在中外引起强大冲击波，“邓旋风”瞬间席卷全国。

    南风北渐。

    春节过后，位于中国改革开放前哨阵地的《深圳特区报》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连发评论，“东方风来满眼春”长文的推出，可谓石破天惊之举。

    上海《解放日报》思想解放，首家刊出邓小平南巡《漫步》彩色巨照，而后又倡言“换脑筋”，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

    南国春意盎然，北国雪冻冰封。广东、上海的舆论界连篇推出大胆开放的言论，而首都北京的大报似乎尚未从冬眠中醒来。

    对于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北京经济理论界的反映最灵敏、最热烈，体会得最深刻、最彻底。

    3月的北京，冷暖交替，雨雪交加，然而春天毕竟来了。

    3月14日，中国经济理论界最有影响的一大批经济学家——童大林、蒋一苇、徐雪寒、吴敬琏、杜润生、吴象、龚育之、高尚全等40多人，聚会在北京古城《改革》杂志编辑部，品味邓公南巡讲话，议论中国改革大计，倾吐多年肺腑之言。反“左”呼声四起，热烈掌声不断。

    老资格的经济界权威人士徐雪寒抱病参加了会议，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家颤抖着说，我等邓小平这个讲话等了3年了!

    童大林用“梦寐以求”四个字形容自己听到邓小平讲话后的心情，他说：“越听越有味道”，他感觉到中国改革开放新的篇章，新的一页已经翻开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明瑜的观点一鸣惊人：近两年理论界出现了新的“凡事”派，即对凡事要问一问姓“资”姓“社”。其实新“凡事”派乃旧“凡是”派的翻版，都是极“左”，都反对实事求是原则。吴明瑜提出的反对新“凡事”派的犀利观点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

    著名经济学家董辅乃考虑更深层次的问题，学习邓小平南巡讲话不是表表态、喊喊口号，一阵风刮过。要清理一下思想，前一段经济工作中，“左”的倾向主要表现在哪里。如果不联系实际问题，那就会犯下一个错误，即用形式主义态度对待邓小平的讲话。

    经济学家吴敬琏的观点直截了当；当前“左”的思想影响相当严重，特别是近几年一些“左”派理论家在思想战线上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必须进行清理，他认为中国改革十年间理论上“左”的回潮有两次；一次是1982～1983年，当时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另一次是近两年间，主要批“社会主义改革的市场取向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与会的经济学家达成共识；不彻底清除“左”的障碍，改革难以深入进行。

    这样激动人心的经济理论研讨会是近几年来鲜见的，海外传媒以醒目的标题，显著的位置，大量报道了这次研讨会。而北京的各报对此仍鸦雀无声。甚至，“火”得很的《北京青年报》也仅辟出方寸之地，刊出了百余字的会议消息。

    经济界专家敏锐地感到：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高潮不可避免地到来了。以市场经济为中心的理论大讨论，可以与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相提并论。

    4月间，中国经济理论界进入了空前的活跃阶段。

    各种形式的座谈会。研讨会接连召开。中共中央党校、世界观察研究所、《文汇报》、《经济参考报》、《中华工商时报》、《解放日报》等先后邀集经济理论学家，座谈邓公南巡讲话的深远意义，探讨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

    高尚全、童大林、厉以宁、董辅扔、吴明瑜、戴园晨等经济理论界名流频繁出席讨论会，撰写文章，发表演说，一时忙得不亦乐乎。这些人的言论之开放，观点之犀利，争论之激烈，亦属空前。

    6月，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的长篇报告中，提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理论观点，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经济理论界的大讨论又掀起一个新高潮。

    7月初，30多位经济学家再度聚会北京国际大厦，举行一个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研讨会”。

    久不露面的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身着浅蓝色T恤衫，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认为：中国长达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行将结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改革目标即将确立，这无疑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情。他呼吁应该尽快建立一所“市场经济学院”，以培养懂得市场经济的现代化人才。

    吴敬琏说：“计划经济”四个字，争论了14年，这十几年中，有关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从未停止过，一会儿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一会儿又说：“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等，就是不提“市场经济”四个字，咬文嚼字的结果，多次导致了改革的停顿，经济的滑坡，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吴明瑜告诫：经济理论界还须努力，为改革扫除障碍，尤其是清除“左”的影响。

    于光远拿出1990年底的一张《人民日报》，上面整版刊登着“左”派理论家的长文，其中一段写道：“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

    上纲上线，多可怕的帽子!而且文章刊登的日期距今仅一年多。由此可见，不彻底清除“左”的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是无法建立起来的。

    著名经济学家童大林在会上疾呼；“到时候了!”不应再回避使用“市场经济”这四个字了，也不用怕“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诘难了。应加快改革步伐，大步走向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这个词应该在理论研究、报刊宣传中得到肯定了。

    10月12日，中共十四大召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式写入十四大报告。这标志着：中国彻底摒弃了40年之久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市场经济迈进。

    十几年来一直为市场经济奔走呼号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高兴不已，他说，在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实行市场经济，这是里程碑式的大事情，是彪炳千秋万代的丰功伟业。

    在市场经济理论的艰苦探索中，经济理论界崛起了一大批中青年学者。这些人大都与共和国同龄，经历过“文革”的血雨腥风，上山下乡当过知青，后来靠自己的勤奋，考入大学，读硕士、攻博士，海外留过洋，都有专著出版。由于他们对中国国情有着深刻的了解，因此， 他们的理论更具可操作性。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经济学博士李晓西，5年前就提出了“市场化改革”的大思路，当时他和一群中青年理论学者共同撰写了市场化改革的研究报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总思路要做重大调整，即从“双轨制”转向“市场化”，建立新型的国家经济体制。

    在“市场经济”已成热门话题的今天，李晓西又冷静地提出：在中国，市场是基础，计划是主导，两者都不能偏废。过去只强调计划，不准提市场，走的是极端；现在确立了市场经济新体制，但也不能全盘否定计划(注意：是计划，不是计划经济)，千万不要走人另一个极端。

    青年经济学博士樊纲敢于涉猎最为敏感的禁区——所有制问题，他断言：单一的公有制永远搞不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必然要打破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在市场经济大目标确立之后，对非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应该有个新的认识。十几年来，非国有经济异军突起，总产值占全国一半左右。它还会安于“拾遗补缺”的地位吗?

    不可否认，自去年初起，中国经济理论界思想空前活跃，气氛和谐宽松，百家争鸣之风再起。文艺界知名人士、前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先生目睹此状，感慨良多，他呼吁：经济理论界已出现绿洲，文艺理论界没有理由成为荒漠。

    1992年，中国经济理论界硕果累累的一年。在邓公南巡讲话精神指引下，“左”的障碍一个个被清除，“左”派理论家一个个落选、落马。“市场经济”到底姓“资”姓“社”的争论看来可以告一段落了。“左”派理论家不得不将“棍子”、“帽子”收起来，但愿这些东西永远派不上用场了。

    进入1993年，中国经济理论界面临的任务将更艰巨：已经确立起的“市场经济”新体制框架如何构筑?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怎样进行?中国如何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

    对于这些棘手的理论问题，经济理论专家们早已有所考虑了。

    著名经济学家戴园晨说，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绝不仅仅是词儿改一改，提法变一变，就可以进人市场经济了，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会遇到种种预想不到的问题，当务之急是加紧培育市场，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组织结构，基本规章制度和基本的支持系统。

    吴明瑜认为：要对社会主义进行重新认识，过去所说的社会主义三大特征——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现在看起来已不准确了。

    要对资本主义进行重新认识，不了解近百年来资本主义发生了什么变化，就无法吸取人类现代文明的共同财富。

    有“吴市场”之誉的吴敬琏认为：用三五年的时间可使中国国民经济开始在市场经济的轨道上运转，然后再经过一段时间(短则十年，长则几十年)，方能使中国市场经济新体制完善起来，从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到建立起这个新体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重头戏还在后头!”吴敬琏强调说。
    人们期待着经济理论专家们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舞台上演出一幕幕更加威武雄壮的剧目。
    田惠明    199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