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严义明，42岁，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1995年参加司法部和全国律协组织的律师国际交流选拔考试，获得综合总分第二的成绩，1998年受司法部派遣去日本研修法律实务。系1999年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创立时的合伙人律师。2005年3月成立了上海严义明律师事务所。
    
    自1998年起，严义明通过自身的法律活动，维护中小投资者权益，办理的主要案件包括“红光”、“银广夏”、“大庆联谊”案等。因其对健全证券市场法制及上市公司治理作出贡献，2002年7月被美国权威杂志《商业周刊》评为“2002年度亚洲之星”。
    
    “如果当初我不炒股，也不会有今天自荐做科龙独立董事。”律师严义明坦言，自己正是从一个小股民开始，走上了维权的道路。从红光到银广夏，大庆联谊，直至科龙电器，他从代理股民诉讼到亲身投入“弹劾”科龙电器的董事长顾雏军，严义明自始至终站在风口浪尖。
    
    严顾之战备受关注
    
    严义明的律师楼在徐家汇，已是下班时间，窗外车水马龙。我们推开会议室的门立刻吓了一跳，已经有七八名同行围住严义明，相机、采访本、手提电脑、录音笔，装备齐全。后来我们的猜想得到了证实，大家都是不约而同聚集到一起的。这种阵势并不多见。
    
    严义明何许人也？当前财经界最热门的民间人士。用“中小股民、维权”做关键词上百度一搜，第一个结果就是关于他的新闻。有人赞他为斗士，有人骂他沽名钓誉。
    
    面前的严义明，个子不高，脸庞清瘦，四十出头，白发不少。谈话时，他的目光始终保持着和对方的交流，说到关键的问题，他身体微微前倾，从他炯炯的眼神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坚持和自信。略带上海口音、并不洪亮的声音陷落在嘈杂声中，却字字坚定。“学习法律和做律师的人，总会有一些理想或者说是愿望，希望能推动法律制度的改革，在制度下实现公正和公平。”
    
    自从半年多前香港大学教授郎咸平公开炮轰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以后，顾雏军和他的格林柯尔公司以及被格林柯尔收购的科龙，就广受关注。为什么偏偏选择了“倒顾”来发起“独董运动”，与郎教授是否有关？严义明最近被无数次问到这个问题，同样的也有很多记者去问郎咸平。郎咸平的回答是置身事外，严义明倒不否认与郎有关：“其实2002年，《财经》杂志上就刊登过关于科龙的报道，但是并没有引起反响。之后，郎咸平也曾质疑顾雏军在‘国退民进’过程中的问题，但郎顾之争并没有带来实质上的改进。直到今年，证监会展开对科龙的调查，问题才真正进入人们视线。”
    
    今年5月，科龙年报报出2004年全年业绩有6000多万元的亏损。与此相对，顾雏军本人2004年的年薪却高达600万元。之前轰轰烈烈的“郎顾之争”，格林柯尔系财大气粗的兼并行动，一系列事件化作笼罩在科龙电器上空的层层黑云，让中小股民们猜不透，摸不着，科龙内部究竟有什么问题？
    
    “证监会开始调查后，科龙电器的股票从最高25.4元跌到2元不到，中小股民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而科龙的几个独立董事却始终未能对此发表足以帮助中小股东解消疑云的独立意见。”严义明把矛头直指独立董事。
    
    这一次严义明并没有以代理律师的身份参与维权，而是购买了100股科龙电器成为一名科龙的小股民，投身“独董运动”，并且联合另两位律师，毛遂自荐担任科龙的独立董事。很多人都困惑，为什么严义明要把自己搅进这趟浑水中，自荐做独立董事这件事在国内还是头一遭。
    
    “自荐做独董这个想法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两年多来，我一直在思考有关独立董事的问题。我希望能够提升上市公司的水准，使中小股东能够均等享受到公司业绩的提升带来的好处。作为一名律师，而不是立法、司法部门，我能参与并且推动的只有这些———征集投票权，成为独立董事，查清事实，维护中小股民的利益；追究没有担负起义务的独立董事的责任。”
    
    我们注意到网上的评论，在“郎顾之争”时许许多多中小股民把郎教授看成维护他们利益的英雄，不允许任何非议出现。而现在对严律师的拥护已经没有那么火热了，这，大概可以说明股民也在成熟。这倒正中严义明的下怀，作为法律工作者，他认为出现救世主、包青天是一种悲哀，他不想做英雄。但是他说起1998年就开始在报纸上撰文，倡导维权意识，自诩为“启蒙者”，并请记者去搜索那些文章。在历史上，往往都是在人民的疾苦不能制度性地得到解决时，才出现英雄，他救民于水火之中。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严义明们要做的是推动制度建设，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曾是虚假信息受骗者
    
    严义明1988年自费去日本留学，回国后就考出了律师资格证书，正式进入律师行业。“刚开始为了积累经验，我也是凭着一股热情和干劲，什么案子都接，鸡毛蒜皮的家庭纠纷，纠缠不清的劳动争议……别人不肯接的案子我都愿意做，一年大概要接70多个案子。”
    
    命运的改变始于1994年。日本的一家律师事务所要在上海设立一个办事处，严义明听到消息后觉得机会来了，他立即就找上门去。“因为我懂日语，又有律师资格证书和从业经验，而日本律师在代理国内案件时有诸多不便。”结果，严义明很顺利地被那家事务所接受，代理一些国内庭审的案件。可以说，他是国内较早的涉外律师之一。
    
    在对严义明维护中小股东权益的支持声中，也有不少人质疑他的初衷。有人说他是为名为利，借机炒作自己，成了名律师就能赚更多钱。
    
    其实，在代理股民诉讼之前，严义明就已在日资企业中小有名气了，他擅长债权回收、劳动法等有关的诉讼及非诉讼业务，还被日本同行称为“中国债权回收水平最高”的中国律师。网上说他为大公司工作时收费标准为每小时200美元，我们求证于严义明本人，他的回答出人意料：跟我一起出道的律师已经升到300美元了，我没涨过价。
    
    “1994年的时候，股市行情挺不错，很多朋友都劝我买些股票。当时我对股票也算是门外汉，更没有什么内幕消息，只能跟着自己感觉走。”经过一番考察，严义明看中了一个叫‘云维股份’的股票，涨势很好。而且它的招股说明书上还写着，产品供小于求，价格不断上涨，为了扩大生产能力而发行股票。按照这些资料，他判断这个股票很有潜力，所以就买进了。没料到，事实上它们的产品完全是供大于求，市场价格一直在下跌。股票开始还涨，后来就走下坡路了。
    
    因此，严义明也曾是一个虚假信息的受骗者。这个“仇”严义明记了10年，这会儿终于出手了。
    
    小股东状告上市公司
    
    1998年12月，严义明代理了小股东状告红光实业虚假陈述案，要求被告赔偿3135.5元，他也因此被誉为“中国证券市场维权第一人”。
    
    当时，红光实业骗取上市资格被曝光，红光股票大跌，许多小股民损失惨重。最先找到严义明的是一位下岗女工，股市的损失让她愁眉不展：“我自己下岗了，先生也是下岗后又刚刚再就业，虽然我的损失和别人比起来算不上大数目，但三千多元对我们这个家来说却至关重要。”但一个小股民状告上市公司在国内还没有先例，这位女工犹豫不决，严义明宽解她说：“如果你因为金钱的原因而犹豫的话，我可以帮助你。法院的诉讼费，我可以代交，律师费也可以免收。能够代表大家来提起第一个诉讼本身就是一件意义非常的事情。”
    
    对于这起开先河的诉讼案件，不光是委托人有疑虑，法院一开始也不理解，大家都认为股市风险应该由投资人自己来承担。在受理案件时，严义明向法官说明了投资风险与因为虚假信息而受到损失之间的差别。法官说还要跟领导商量一下，让他先回去。过了几天，法官给他打电话，说经过商量，认为这个案件还是不能受理。严义明马上向法官要求请法院给一个书面的裁定书，要依法上诉。又过了几天，法官再次给他打电话，这一次严义明把相关的法律文件都带去了法院，向法官解释法律有相关规定，应该能够受理。接待他的法官再一次去跟领导汇报和协商，结果法院当场就受理了起诉。
    
    4个月后，法院裁定驳回起诉，认为该案件涉及被告在股票市场上的违法违规行为，应由中国证监会处理，不属于法院管辖范围。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1年，银广夏利用虚构利润、伪造合同等手法构造出来的诱人前景终于被证实是一场骗局，之后这家农业科技概念股一路狂跌。严义明再次成为中小股民的代理律师，但当时受理起诉的法院只有无锡崇安地区法院一家。
    
    2001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涉及证券民事赔偿案件暂不予受理的通知》，说已经受理的案件暂不审理，没有受理的案件暂不受理。
    
    “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就是针对银广夏做的，暂不审理表明法院终有一天会审理的，只是时间问题。从红光的‘不予审理’到‘暂不审理’，已经向前迈了一步。”严义明对维权路上的挫折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证券市场的法律制度正是通过这一次一次的诉讼，从无到有，不断完善起来。果然不出严义明所料，3个月后，法院向中小股民们打开了大门。
    
    不再满足于代理诉讼
    
    2002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通知，指示各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赔偿纠纷案件。但通知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前提是证监会的处罚决定。
    
    由于红光案满足最高院司法解释的要求，严义明代理的11名红光股东诉红光实业公司披露虚假信息案很快就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最终，严义明代表红光股东与被告人达成调解协议，小股民第一次从违规的上市公司手中拿到了赔偿。
    
    但是，银广夏投资者的维权道路却没有如此一帆风顺。虽然2002年5月证监会就已下达对银广夏的行政处罚，但直到2004年4月20日，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才宣布正式受理银广夏民事赔偿案。千呼万唤的第一份书面判决书终于在2004年年底“出炉”，可此时的ST银广夏已处于资不抵债状态，投资者们面对的是“赢了官司赢不了赔偿”的现实。
    
    “维护中小股民权益就像一场马拉松比赛，制度的完善也不会一蹴而就。但是，每一次诉讼我们都看到了改进。”
    
    从代理索赔转战独立董事制度，罢免科龙电器现任董事顾雏军成为严义明“独立运动”的第一枪。
    
    “以前我代理中小股东索赔，是希望能够率先通过司法实践，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规范化的建设。这次作为小股东征集投票权，提议罢免科龙电器董事，则是希望通过小股东的实践，开展独立董事的‘独立运动’，进而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严义明再三说明，自己是一个任务型的独立董事，任期不会超过一年，旨在调查清楚科龙内部的问题，还投资者一个清楚明白。
    
    “独立董事独立性的缺失，正在从根本上动摇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独立董事积极行使职权，却被大股东免去独董职务的现象并不鲜见，而更多的独立董事则只作壁上观，难副其名。更有甚者，个别独立董事中饱私囊直接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究其原因，独立董事不独立恰恰是症结所在。给我两三年时间，我相信独立董事制度会有改进，独立性将有明显提高。一旦独立董事制度真正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能保证上市公司的信息透明化、公开化。”
    
    严顾之争中的另一方———顾雏军，近期三缄其口，既不作正面回应，也不接受记者采访。截至发稿，我们未能与他取得联系。（来源/解放日报，作者/杨文俊、马海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