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资捐物 支援祖国抗战

    1937年“七·七”事变后，海外各地华侨社团都建立了抗日筹赈组织，动员各界华侨捐资捐物，从财力、物力上支援祖国。
    
    财力上的支援
    
    在抗战期间，世界各地华侨共捐献50亿元（国币，下同）。如：美国华侨仅购买“救国公债”、“月捐”（即按月捐献，一般为本人月收入的10%）和“航空救国捐”三项，八年中就捐献18亿元。华侨聚居的马来亚，1937年7月至1941年，华侨捐款和认购公债近2亿元。华侨较少的非洲地区，1937年7月至1938年，也捐款3500万元。在古巴，华侨不多，竟捐款6880万元。
    
    华侨捐款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补充，是国家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据军政部长何应钦的报告，1939年军费支出18亿元，同年华侨捐款和侨汇达11亿元。向外国购买武器和军需物资，要用外汇，华侨捐献作用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物力上的支援
    
    华侨捐赠的物资，绝大多数是衣物、粮食、药品、医疗器材，也有飞机、坦克、汽车等武器装备。从1937年下半年起，这些物资源源不断运到国内。
    
    1938年冬发动的捐募寒衣运动，各地华侨捐赠寒衣1000多万套，蚊帐8万床，军毯1万条，解决了1000万人的寒衣问题。
    
    为了救济灾民，1938年初，泰国华侨发动了捐米运动，一周便捐大米10万包。
    
    华侨捐赠的药品，品种多，数量大，美国华侨捐赠的药品，够50万伤兵一个月之用。雅加达华侨捐赠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奎宁丸1亿多粒，够500万人服用。
    
    为了不断增强祖国的国防力量，海外华侨多次掀起捐款购机热潮。抗战前四年，美国华侨所献之款可购飞机63架。1941年，美国加州北部的20个华侨社团捐献运输机8架。菲律宾华侨，仅至1938年底，就献机50架。新加坡华侨集资购买滑翔机100架。印度华侨先后献机10多架。斐济群岛，华侨很少，竟献机4架。仅抗战前3年，各地华侨社团和个人，就献机217架，可以装备5个空军师。
    
    各地华侨还捐献坦克23辆，可装备一个坦克团。华侨捐献卡车、救护车及各种汽车1000多辆，可装备5个运输师和300个中型救护队。

侨居地开展斗争 配合祖国抗战

    海外各地华侨在侨居地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这对祖国抗战是有力的配合。
    
    抵制日货运动
    
    所有华侨聚居区，凡销售日货的地方，都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仅举几地为例：
    
    马来亚：战前“日货倾销马来亚，有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全马市场，几乎尽为日人所攫取”。抗战爆发后，“从前生意兴隆的日本商店，现在都门可罗雀，一落千丈”。在新加坡，资本最雄厚的日商弘荣洋行，因受华侨抵制的冲击而破产。过去，日本统治了新加坡的渔业市场，抗战爆发后，到日本渔行买鱼的人很少，销售量锐减一半以上。1937年，日本对马来亚的输出总额为4048万元，1938年降为1200万元，减少70%以上。马来亚华侨齐心协力，抵制日货，一直到马来亚沦陷。
    
    美国：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地的华侨都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由于华侨的积极宣传，不仅华侨自觉抵制日货，一些友好的美国人也参加了这个运动。1938年，日对美输出总额比1937年以前减少52%；生丝，是日向美输出的最大宗商品，1938年比1936年减少3/5。
    
    欧洲：1937年9月，全欧华侨抗日联合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抵制日货运动大纲》。欧洲各国凡华侨聚居的地方，都开展抵制日货运动。巴黎是抵制日货开展得最早和最积极的地区，取得了很大成绩。英国、德国、比利时、瑞典等国华侨也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
    
    华工和华侨海员的罢工、罢运斗争
    
    1938年元月13日，马来亚居銮地区日营加烘铁矿山的全体华侨职工停工罢职，这是华工首次以罢工形式开展对敌斗争。在华侨社团和各界华侨的支持下，罢工取得了胜利。在这次罢工胜利的鼓舞下，马来亚日营最大的铁矿一龙运矿山的华侨职工，在“不忍昧于爱国良心，情愿受失业之苦”的号召下，举行罢工，1938年2月28日，全体华工偕同家属5000多人离开矿山。由于华工的罢工，1937年下半年，日本每月从马来亚运出铁矿减少到30万吨，1938年1月，仅运出1.24万吨。
    
    日本日清轮船公司有华侨海员2000多人。“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他们决定不为敌人服务，一致罢工，并离开了日清公司。随后，日籍轮船“唐山丸”、“圣和丸”、“广东丸”的华籍海员也拒绝为日本运输而离职。
    
    与此同时，在其他国家轮船上工作的华侨海员拒绝载运军用物资去日本。如：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新疆号”，运铜矿砂去日本，80名中国籍海员罢运，并辞职去香港。此后，多艘美、英轮船因华籍海员拒绝为日本运送战略物资停泊在香港。从卢沟桥事变至当年年底，参加反日罢运的国外华籍海员有5400多人，日本轮船公司所有华侨海员3500人全部离船回国。
    
    阻止军事原料运日运动
    
    1938年，日本进口军需原料中，美国占54%，英国占17.5%。为了阻止军用物资运到日本，美洲和欧洲华侨开展了阻运斗争。
    
    1938年12月中旬，一希腊货轮由美国为日本载运废铁5000余吨，16日抵旧金山。此事为华工侦悉，千余侨胞立即齐集码头。17日，阻运运动扩大，旧金山周围中J市镇的5000多名侨胞纷纷赶来。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在各方支持下，斗争取得了胜利。
    
    此后，阻运军用物资去日的斗争连续不断，此伏彼起，充分展现了广大华侨的爱国主义精神。斗争的胜利，削弱了侵略者的军事力量，有力地配合了祖国的抗日战争。

踊跃回国回乡 参加祖国抗战

    在民族危亡时刻，世界各地热血华侨青年，放弃安定、优裕的生活，告别亲人，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亲手打击侵略者。抗战期间，回国参战的粤籍华侨就有4万多人。
    
    回国参战的华侨，很多都是抗战急需的人才。其中有：经验丰富的医生和护理人员；经过专门训练的航空飞行和机修人员；技术熟练的汽车司机和汽车修理技工；擅长采访的新闻记者等。
    
    美国华侨回国参战的600多人，多数为航空技术人员。早在“九·一八”事变后，美国各地华侨社团就纷纷开办航空学校，为祖国培养航空人才。后来有许多华侨飞行员回国参战。
    
    马来亚华侨也踊跃回国参加抗战。“八·一三”淞沪会战就有新加坡决死队13人参加。同年11月8日，摈城华侨救伤队50人回国，奔赴抗日前线。1938年10月，武汉、广州沦陷后，为了使大西南唯一的国际陆路通道——缅滇公路畅通，急需一批技术精、不怕苦、勇于献身的汽车司机和汽车修理技工。在南洋华侨总会的组织下，3000多名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担此重任，出色完成了任务。
    
    欧洲和非洲华侨也积极回国参加抗日战争。法国华侨组织的“回国参战服务团”首批人员7人于1937年10月25日回国。英国华侨40人，组成“汽车工友回国服务团”于1938年初回国。德国华侨机工28人，于1939年7月回国。1938年4月中旬，“非洲罅沙汽车工友回国服务团”54人回到国内。
    
    奔赴前线浴血奋战
    
    到前线参战的华侨，主要从事战地服务和战地宣传，也参加战斗，冲锋陷阵，作出了重大牺牲。1937年11月回国的马来亚华侨“槟城救伤队”50名队员，在广东各地开展战地服务，救护伤员和难民，并多次参加战斗。“回国参战仅数月，其团员之散失或牺牲于敌机轰炸下者，已过半数”。菲律宾“华侨战地服务团”100多人，1938年10月参加惠州、广州战役，幸存者仅2人。华侨医务人员冒着枪林弹雨，抢救和护理伤病员。缅甸华侨救护队80多人，两个月治愈伤员和难民万余人。在硝烟弥漫的前线，华侨记者、文化工作者抢拍战地实况，采访战地新闻，他们与国内记者合拍了纪录片《台儿庄战役》、《平型关大捷》、《孙夫人》等。缅甸“华侨救国义勇军”160人，参加了淞沪会战，上海失守后撤至湖南，参加长沙三次会战，不少人为国捐躯。新加坡“华侨决死队”16名队员，在淞沪会战中，顽强战斗，英勇杀敌，除一人外，全部牺牲。
    
    华侨空军飞行员是抗战时期与敌机作战的重要力量。1937年8月14日，日机轰炸南京、杭州，我空军还击。华侨飞行员陈瑞钢追击一架敌机至太湖上空，将其击落。中队长、华侨飞行员黄泮扬连续作战，顽强拼搏，击落敌机3架。同年9月19日，日军号称“驱逐之王”的三轮宽率轰炸机9架、驱逐机6架，入侵太原空袭。华侨飞行队长陈其光率机4架迎击。陈紧紧咬住三轮宽驾驶的飞机，最后将其击落，不可一世的“驱逐之王”被击毙。1940年秋进行的运城空袭战，以华侨飞行员为主。两架僚机由华侨驾驶，与主机满载杀伤弹、烧夷弹，密切配合，一举成功，击毁敌机35架。敌将级指挥官因此被撤职。
    
    在世界各地华侨回国抗战的热潮中，一部分人不怕千辛万苦，奔赴敌后抗日根据地和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皖南事变”前，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输送去延安的青年有数十批、两千多人，其中第二批就有华侨青年六七十人层陕甘宁边区的华侨，都按其专长安排了工作。一位有医学专长的华侨，担任边区制药厂厂长，为边区医药事业作出了贡献。由延安侨联创办的纺织厂，1942年生产毛毯3000多条，纺毛线4000多磅，毛呢100匹，所存羊毛折价获利50万元。为保卫边区，该厂1943年献金3万余元。新加坡华侨仓夷，仅18岁，1939年任晋察冀边区《救国报》记者，写了大量反映边区军民生活和战斗的优秀通讯。马来亚华侨林大章，在延安短期学习后奔赴抗日前线，随军见习。他“出入火线，不辞劳苦，送弹扶伤，昼夜不懈”。一天，敌人进逼阵地，情况危急，林取下烈士身上的枪弹，“奋勇怒射，其后随军跃出阵地，冲锋前进，英勇无敌”。参加新四军的华侨有400多人，有些人成为团、营、连的指挥员，为祖国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华侨领袖对祖国抗战的贡献

    在支援祖国抗战的各项活动中，各地华侨领袖既是领导者和组织者，又是参加者和带头人，特别是在捐资、捐物方面。
    
    陈嘉庚是大实业家、热心公益事业的社会活动家、爱国爱乡的南洋华侨著名领袖。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每月捐献2000元，还带头认购救国公债10万元。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认购公债之款，“尚须告贷半数，始能足额。值兹国族生命已届最后关头，余惟恨现无百万资产，否则亦必全数购买救国公债，绝不犹豫”。陈嘉庚先生心系祖国，不避艰难，积极领导和推动南洋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成绩卓著，影响极大，是华侨领袖的杰出代表。
    
    胡文虎是南洋华侨大企业家，是拥有200万会员的华侨总会的主席。“九·一八”事变后，首捐2.5万元。“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捐款万元，并以药物支援。十九路军副总指挥蔡廷锴将军题词：“本军在沪抗战，胡君援助最大，急难国仇，令人感奋。”胡是抗日战争中华侨捐款最多者：1937年至1939年4月，认购救国公债250万元；1939年8月，将准备兴办小学的200万元认购公债；为设立残废军人疗养院和阵亡将士遗孤教养院，捐款200万元；为抗战胜利后兴办100所县级医院捐1000万元。胡还多次捐赠药物，救济伤兵、难民。淞沪抗战时，他将价值8000余元的纱布运到上海；1939年冬捐赠粤北前线将士万金油和八卦丹各1万包。胡还积极领导、推动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938年底，胡文虎任会长的华侨总会建立了救济难民会，一个月就收到捐款1.3万元，大米200包。在胡带头以10万元购买1张名誉游艺券的影响下，募集捐款30多万元。
    
    司徒美堂是美国著名华侨领袖、杰出社会活动家。“七·七”事变后，他发动建立了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筹募1400万美元。在他的努力推动下，一华侨组织捐赠助战款5400多万美元。司徒先生并非殷商巨贾，但他却是纽约地区捐款最多的17名华侨之一，他几乎献出了所有的财物，成为毁家纾难的带头人。当时，他已年逾七旬，仍整日奔波操劳，其爱国精神感人至深。
    
    邝炳舜，美国旧金山华侨商会主席、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主席、美国西部地区华侨领袖。在邝的领导，组织下，各界侨胞按时足额交纳义捐，他也屡献巨款。1938年台儿庄战役时，他捐10万美元，慰劳前线将士。1941年，又捐款10万元，赠送救护器材10部。
    
    李清泉，菲律宾中华总商会会长、著名华侨领袖。在他积极倡议下，1938年南洋华侨总会成立，陈嘉庚为会长，李任副会长，他还任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主席。在募捐活动中，李抱病动员，带头认捐，购买公债40万元。因积劳成疾，过早病逝。弥留之际，他仍念念不忘中华，遗嘱将150万元献给祖国，作为培养难童之用。李一挚友在其追悼会上说：李“以领导救运为己任，他明知自身有病，明知这责任的重大与艰难，但他绝不畏避退缩，他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团结了10万菲律宾华侨，为祖国的抗战事业鞠躬尽瘁。”这既是对李清泉先生的正确评价，也是所有华侨领袖为挽救民族危亡，勇负重任、悉心操劳的强烈爱国感情和献身精神的真实写照。(来源：千龙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