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侨机工林广怀：一生随着车轮奔跑

    
    安享晚年的林广怀
    
    记者在南坪妇联养老公寓见到林广怀的时候，他正颤微微地从外面拿药回来。这几天他有点感冒，晚上睡不好觉。瘦、小，彬彬有礼，眼前这个曾是“南洋机工归国服务团”第八批队长的老人，与那个在马来西亚募捐筹款、在抗日战场上驾车飞驰的热血青年中间，已经隔了千山万水。
    
    他说宿舍内阴冷，又乱，请记者坐到他宿舍外公共客厅的沙发上。客厅里弥漫着狗的味道，阳光暖暖的照着，圆桌上的小花静静地开放。这个老人过去86年经历的枪林弹雨、历史变迁与这样的春日似乎并不协调，但他娓娓讲来，那些颠沛流离在他逐渐澄净的眼神里就像一场露天电影。
    
    他行动迟缓，弯腰倒水已非易事；他口音混杂，自嘲是南腔北调；他有良好修养，讲述时用词精当，脉络清晰。在讲述过程中，他不露痕迹地看表，怕人嫌其啰嗦，偶有枝蔓，他会立即纠正并致歉。他不认为自己对国家并无多大贡献，他愿意讲述的不是他个人，而是那整段历史。临走，他感谢党和祖国，并以自认为自己没能给记者太多信息而再次致歉。
    
    驾车抗战6年
    
    我祖籍是福建的，几个月大就跟着父亲去了马来西亚。祖父在那边开了间杂货公司。母亲在那边生了9个孩子，我是大哥。读了小学，我13岁开始学做生意，15岁那年学会了会计。都说我头脑灵活，是块做生意的料。
    
    1937年，我18岁。日本人打祖国的消息让我们很震惊。当时最朴素的想法就是，小的时候和日本人打架，他们也没什么了不起，凭什么要打我们的祖国？很不服气，立即参加了南洋的募捐工作。卖香烟、卖花……得来的钱全部捐给国家，做生意的念头在这时也就淡了。
    
    1939年，祖国号召青年为了国家的兴亡，到最危险的地方去。东南亚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于同年2月8日发表了《南侨总会第六号通告》，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回国服务，与祖国同胞并肩抗战。看到通告后，很多热血青年响应号召，我也算是一个。志愿回国服务的东南亚华侨司机和修理工总共有3192人，被称为“南侨机工归国服务团”。从那年的2—8月，南侨技工先后分为9批前往祖国，我是第八批，一共7个中队，我是第三队的队长，一共57人。到昆明的潘家湾进行两个月的军事和政治培训后，我到了西南运输处。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运送军用物资、枪支弹药，也运送士兵。云、贵、川、广西和缅甸仰光等地，都是我们常来常往的地方。1939年底到1940年初广西吃紧，我们的任务就更重了，饥寒交迫那是常事。运部队到前线，晚上不敢开车灯，敌人的飞机就在头顶上，怕扫射啊。只能把头伸出窗外看着路慢慢开，几天几夜睡不了觉。听到路边有流水声，便停下来洗洗脸再上路。那路根本就不是公路，都是黄泥巴。好不容易到了前线，又要把伤兵往后方运。那真是遍地哀鸿啊，看得人心里难受。我个小，又瘦，在前线连我都不知道是那里来的勇气，一趟趟把那些爬不上车的伤兵往车上背，子弹就在耳边飞。运伤兵也是件麻烦事，伤轻的要开快点，伤重的要开慢点，都不知道怎么将就。
    
    战士们死了不少，服务团的司机也死了不少。特别是在滇缅公路上，不知道翻了多少车，死了多少人。但是我们在回国的时候宣过誓：不当逃兵，要学岳飞，为祖国战死沙场。1945年日本打到贵州独山，我们负责运送国民党13军到独山，大炮不停打，二三百公里走了好几天，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人是不能离开车的，车就是生命。
    
    现在，3000多人剩下不到60个了，昆明最多。其中牺牲了一部分，1942年会通桥失守到印度去了一部分，1945年复员回南洋了一部分。（节选自《重庆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