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在“文革”中曾经被人们遗忘的历史。当时间向前推移了半个多世纪，当我们日渐繁荣富强的祖国迎来建国50周年大庆、即将迈向充满希望的21世纪时，一个阴鸷的声音又在历史的上空响起。在日本，这个用战争罪恶的双手给千百万中国人酿造过无数人间悲剧的国度，一些人再次违背历史事实，否认半个多世纪前对中国的侵略。
    
    时值20世纪最后一个灿烂的秋季。在昆明西山，在已经耸立了10年的南洋华侨机工纪念碑前，来自新加坡的以爱国侨领陈嘉庚的侄子陈共存为首的陈氏家族、来自马来西亚的中马友好协会99人组成的代表团、来自香港、湖北、广西、海南、厦门、贵州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和来宾及尚存于世的20多名机工代表、省市有关部门人员聚集在这里，举行纪念抗战胜利54周年及南侨机工回国服务60周年庆祝仪式。
    
    我伫立在人群中，被那些耄耋老人们身上的激情深深感动。我极力想从他们身上寻找战争年代青春的痕迹。然而，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如今还尚存于世的62名平均年龄84岁的机工中，我能采访到的仅有几位。我只能从他们的叙述和我能找到的资料中尽量寻回事物的原貌，就这样，一幅幅感人的场景在老人们的叙述中逐渐浮现在我的眼前：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拉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8.13”事件后，短短一年中，我东南沿海各咽喉交通口岸全部沦陷，广九铁路和滇越铁路也先后被切断。1938年8月，由国民党当局接受云南省主席龙云建议而着手修建的、从由昆明经楚雄、下关、保山、芒市、畹町、瑞丽到缅甸腊戌这条全长1146公里的滇缅公路，成为运输滞留在境外的数万吨军事物资及国外军援物资的唯一通道。
    
    1938年底，驻扎在昆明的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处长宋子良致电新加坡“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请求他在南洋招募华侨汽车司机和汽车修理技工。接到电报后，以陈嘉庚先生为首的南侨总会立刻向拥有800多万华侨的东南亚各国发出通知。于是，历史记载下这感人的一幕——
    
    1939年，抗日战争的阴影沉沉地压着古老的中国大地，也压在生活在海外的每一位中国人心头。关注祖国命运成为海外游子们心中的头等大事。在商店、在码头，募捐的人群将赈灾义演处围得水泄不通，赶走日寇的呼声此起彼伏。
    
    2月7日，一则消息在人们的奔走相告中迅速传遍了整个东南亚地区这是以陈加庚先生为首的南侨筹赈总会向全体南洋华侨发出的一份紧急通告：

南侨总会第六号通告

    为通告事，本总会顷接祖国电，委征募汽车之机修人员及司机人员回国服务。凡吾侨具有此技能之一、志愿回国以尽其国民天职者，可向各处华侨筹赈总会或分支各会接洽，并注意下列条件方可：
    
    一、熟悉驾驶技术、有当地政府批准、初识文字、体魄健全、无不良嗜好、年龄在40周岁以下20周岁以上者。
    
    二、薪金每月国币30元，均由下船之日算起。如驾驶及修车兼长者，可以酌加。须在工作时，审其技术而定。
    
    三、国内服务之地，均在云南昆明或广西龙州等处，概有安南入口，旅费均由各地筹赈会发给。
    
    四、凡应征者，须有该地要人或商店介绍，知其确具有爱国志愿者方可。事关祖国复兴大业，迫切需要，望各地侨胞侨领深切注意办理是要。此布。
    
    此时，抗日战争已进入最为艰苦的相持阶段，海外华侨以各种形式声援抗战的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抗战头5年，海外华侨为祖国抗战捐献的钱物已达50多亿元。大批华侨青年回国从戎，有的甚至抵达陕北。
    
    通告发出当天，南洋各国机工报名处便挤满了人，想归国的机工们排起了长队，人们纷纷向应征报名的机工们投去赞赏的目光。
    
    王亚六是从家里偷偷跑出来的。父母年事已高，爱儿心切，无论如何不许他走。可是，青春的激情在他血液里奔流着。“宁负父母，不负国家”，这位血气方刚的爱国青年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毅然离家报了名。
    
    刚刚新婚不久的刘瑞齐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悄悄开车到另一个城市的筹赈会报了名，按规定，他随大家一起进行了体检、驾驶考核，直到启程的头一天，他才回到家中。到家门口时，他犹豫了。因为第二天要上前线，他剃了一个光头。光头亮亮的，怎么向家人交待呢？想了一下，他在门口买了一顶帽子，戴着进了家门。新婚妻子看见从不戴帽的丈夫头上戴了一顶毡帽，好奇之下，趁他不注意，一把掀开了帽子。岳父和小姨妹们看见他那颗光溜溜的头不由得哄堂大笑起来。细心的妻子从他的举动中看出了端倪。夜里，妻子悄悄问他：“你是不是想回国？”他非常想把实情说出来。但是，为了次日能顺利启程，他还是摇了摇头。
    
    妻子放心地熟睡了。夜里，刘瑞齐起身把自己的手表、结婚戒指及写给妻子的信包好，放进妻子的大衣柜里，把钥匙放在梳妆台上，深情地看了妻子一眼，默默地离开了家门。
    
    年仅21岁的蔡汉良居住在泰国。招募机工的消息传到泰国时，这位既是司机又是机修工的年青人激动了。为了不让家里人担心，他偷偷跑到离家90里外的筹赈会去报名。在路上，他遇到了父亲的一位好友。一向喜欢他的老人在得知他想去应召时苦苦挽留，并提出将女儿许配给他，送他一个店铺经营橡胶生意或任他挑选自己的16辆汽车经营客运公司。老人的好意使他感动，但为了报国，他还是谢绝了老人的好意。即将离开泰国时，他才给家里的亲人写了3封信。当亲人们追到马来西亚槟榔屿时，他已经离开了槟城。
    
    在应召的机工队伍中，有位风度翩翩、知识分子模样的年轻人格外引人注目。他是新加坡英国摩尼汽车公司的副总工程师。由于他技术精湛，英文程度很高，老板格外喜欢他。在厂里，老板为他提供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价值700元国币的优厚待遇。然而，当祖国需要机工的消息传来时，他放弃了颇有前途的工作，发动了十几名机工同乡、携带数箱修理工具和机器来到了报名处。
    
    这为名叫王文松的机工的壮举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陈嘉庚先生在《南侨回忆录》中，特地写进了他的事迹。
    
    想为中国抗战事业尽一份力量的外籍华人马亚生、王亚龙找到陈嘉庚，陈述了他们的愿望。
    
    蒋介石却拒绝了他们。
    
    被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深深感动了的陈嘉庚再次致电蒋介石：“彼投效意志坚决，戎装待发，其情可感。倘再谢绝，则深负该外人诚意。”
    
    几经交涉，他们终于如愿以偿了。
    
    马来西亚槟城：抗日救国热情在整个城市高涨。为将赴前线的机工们做一点事成为所有商会、单位和全体市民的共识。
    
    原分占在各自地盘上的司机、码头工人们看到通知后，当晚便聚集到一处商谈，倡议先成立“汽车司机分会”，专门负责检验、选送人员。
    
    钟灵中学操场上，体育教员管亮工正在给已被批准参军的机工们作军训。教室里，中华中学、同善学校、丽泽学校的教员们正在为机工补习文化；服装店赠送机工们每人一套中山装、一套短便装；橡胶厂为机工们送上了胶鞋；金饰店和百货商店赠送毛毯；酒楼、饭店则主动承担了欢送机工的顺风酒会。
    
    报完名回到家，严正清一头扎到床上。终于可以回国为抗战出力了。可是，原订春节就要结婚的他怎么向翘首以待的未婚妻交待呢？他犯难了。未婚妻迈着轻盈的脚步来到他身边，她深情款款地凝视着他的眼睛说：“早就知道你想走。好男儿志在四方，你放心走吧，我等你胜利归来。”
    
    泼辣的李月美姑娘在报名处死死纠缠着，无奈，固执的招募人员就是不收女兵。“大姑娘家，你往哪儿去呀？”“那种苦你吃不了的，算了吧。”一群已报上名的小伙子在一旁调侃着。
    
    “哼”。一咬牙，她转身跑了。她回到家中剃光了自己的头发，又穿上了弟弟的衣服，然后，跑到另一个报名处，改名“李月眉”报上了名。在战争中，她同男机工一道出生入死，并严守女性机密。
    
    在1940年的一次抢运中，她身负重伤，机工杨维铨将她从压扁了的驾驶室中搭救出来，马不停蹄送往医院抢救，并留下来细心照料她的饮食起居。李月美被深深感动了，并对杨维铨产生了爱慕之心。她把秘密对他合盘托出。
    
    伤愈后，身还“女儿装”的李月美与杨维铨双双回到队部。这段神奇姻缘被海内外华侨传为佳话，李月美被机工们称为“当代花木兰”，著名政治活动家何香凝女士特用红绸巾亲题“巾帼英雄”四字增与她作纪念。1954年，侨居缅甸的李月美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在南侨机工名单中，我还找到这样3位女性的名字：陈娇珍、白雪娇、朱雪珍。
    
    1939年2月18日，陈嘉庚先生接见了第一批回国服务的80名机工，第二天，这批被称为“八十先锋”的机工队伍从新加坡踏上了回国的征程。
    
    到1939年9月，从众多的志愿报名者中选拔出来的3200名南侨机工分九批从安南（今越南）、仰光、香港3条线路回到了祖国。
    
    满载机工的船只到达安南西贡，当地政府却不让他们登陆，机工们只好弃船登车。
    
    得知机工回国的消息，日寇派出大批特务，沿途进行阻拦。在河内郊外，特务们推翻山石阻车砸车。历尽千辛万苦，机工们终于回到了昆明，并在训练所接受了军事训练。
    
    在军事训练期间，机工们凭着从南洋带回的简单的工具，对淘汰下来的教练车进行了改装；为节省汽油，机工钟运熙经过苦心钻研，设计出一台电子模拟驾驶台，供学生们学习基本操作；机工们还将厂内原有的待修车进行大修，将可用的零件整理好装入仓库。
    
    两个月后，经过短暂军训的大多数机工被编入4个运输大队，剩下的机工连带海外华侨捐献的300辆汽车又组建了“华侨先锋运输队”第一、二队。随即，他们接到命令，开始奔赴运输第一线。
    
    滇缅公路――这条中国抗日战争中赫赫有名的军运大动脉，是1938年才在国民政府敦促下抢修而成的。
    
    横断山脉，这条蛰伏的多臂巨人，在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之时，将滇西大地压得支离破碎，形成了玉龙雪山、云岭、点苍山、怒山等一系列南北走向的群山；而金沙江、澜沧江等一批江河，又从宛若鬼釜神劈的峡谷中奔涌而出。
    
    在地跨怒江两岸的龙陵地段，云南省军政长官龙云先生下达了命令：“5月内须筑路110公里，3月内须铺竣路面及桥梁涵洞。贻误军运，军法处置。”
    
    军令如山，事件紧迫，工程艰巨。龙陵县县长王锡光一急之下左眼失明，留下了“违误通车干军法，县官焦急一目茫”的诗句。
    
    滇缅公路全长1146公里，全线分为东西两段。东段长412公里，原是中缅交通骡马古道；
    
    西段长548公里，由下关至边陲重镇畹町，又从畹町至缅甸腊戌。这条号称“搓板路”的滇缅公路，在当地民工的奋力抢修下，终于在1939年1月10日正式通车了。
    
    车虽通了，然而，这条全靠20万民工用双手铺筑的、仅花了9个月时间便建成通车的公路毕竟路况很差，与身系中国抗战大业“生命线”的战略公路相去甚远。未及清理的塌方地段很多，路面狭窄泥泞、弯急坡陡，沿途高山峻岭、悬崖深谷，地势十分险恶。特别是漾濞江上的金涂桥、澜沧江上的功果桥、怒江上的惠通桥三座大桥前后的路段更是令人生畏，加上重重湿雾经常模糊人的视线，稍不留意便会滑进万丈深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滇缅公路是在边行车边抢修、边塌方边补修、边扩路边铺石的情况下运行的。
    
    路滑泥陷，机工们用木板铺垫在路上行驶；塌方路断，机工们将填满土石的几十个空汽油桶排列砌好、让汽车缓缓驶过。
    
    杨保华不会忘记在行车途中一次挨饿的经历。
    
    那次，他们车队像往常一样，带着3天的粮食出发了。途中，山上忽然下起了暴雨，前方道路发生大塌方，他们被困在途中。
    
    这场雨一下就是一个星期。粮食吃完了，他们只好冒雨上山挖竹笋、野菜充饥。
    
    熬到第七天，路上出现几个傣族小孩。他们急忙用泰国语向小孩诉说了他们的遭遇。小孩们回村找来了大人。人们借给了他们一些米和菜，他们才得以渡过难关。
    
    在滇缅公路上行车，必须闯过四个“关口”，第一个就是疟疾关。当地老百姓曾有“要下芒市坝，先把婆娘嫁”的民谣，便是指那令人生畏的疟疾。由于气候炎热、毒虫猛兽肆虐，有上百名机工就因患上疟疾而失去了生命。
    
    杨保华向我讲述了机工欧天福的故事。
    
    被疟疾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欧天福躺在床上，离家前的往事，又深深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那天，从广场回来后，他心事重重地坐在家门口吸烟，时隐时现的火光中，他那已有皱纹的40多岁的脸被激动憋得通红。
    
    名已经报了，可这事没有同妻子商量过，现在怎么向妻儿交待呢？丢下他们在家，自己又于心何忍呢？他踌躇着。
    
    夜渐渐深了，清爽的空气中，微微有了些凉意。妻子轻轻走出来，把一件衣服批到他肩上，然后，捧起他的脸，温柔地说：“想去就去吧，你放心，家里有我。”
    
    想到这，他心头一阵热血翻涌，泪水，顺着眼角流了下来。一把抓住守候在床边的杨保华的手，他喘息着说：“小杨啊，我隐瞒年龄回到祖国，可还没做多少事，就不行了。以后，你多替我做一些吧。”说完，他手一松，离开了人世。
    
    险路险情是机工们要经历的第二个关口。
    
    龙陵至畹町，处处是险，路路有关。龙陵至芒市间的象滚塘、芒市至遮放间的三台山，则盘旋曲折、嶙峋险峻，深不见底的悬崖陡坡叫人头晕目眩。
    
    机工周开定，就是光荣牺牲在夜闯三台山的路上的。
    
    夹裹着泥沙的风呼啸着向山道上疾驰的汽车盖了过来，伴随着凶猛的闪电，一阵湿雾扑面而来，顷刻间，暴雨以要吞没一切的态势倾斜而下。
    
    周开定坐在驾驶室中，全神贯注地握着方向盘。突然，一个霹雳响在头顶，一棵被击倒的大树，不偏不倚对着他砸了下来。本能地，他趴到方向盘上，按响了喇叭。
    
    他牺牲了。而他躯体压出的那凄厉的长音，则为后面的车辆带来了生机。
    
    雨季来临时。山洪，常常像一头怪兽，咆哮着踏平了山路。大塌方，这可怕的恶魔，夺去过几十名机工的生命。
    
    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机工们克服重重困难，每月保证将四五千吨军火运到了前线。
    
    除忍受工作条件的艰苦外，基本生活条件的无法保障也是机工们要克服的一大困难。
    
    当时，在滇缅公路上有许多运输单位，有军队的、官商合办的及商人自办的，而在诸多的运输单位中，南侨机工的收入是最低的，在物价飞涨的当时，一些机工入不敷出，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机工甚至要靠海外亲人的资助维持生活。在行车沿途，“寒衣宿舍医药均缺乏，各站办事人员手续麻烦、迟慢，站段无车屋，救济车及修理器具不全，辛苦难以言状。常有货车损坏停于山地无人处，车上机工饥寒至两日之久。”沿途城镇中，客栈与鸦片烟馆、妓馆相混合，环境条件十分恶劣。
    
    1940年初，关心南侨机工工作、生活情况的陈嘉庚先生在听到机工们的反映后，立即派南侨总会的刘牡丹先生专程前往滇缅公路进行实地调查。在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调查后，刘牡丹先生回南洋向陈嘉庚先生作了详尽的汇报，在报告中说：“所经各站设备极其简陋，所遇各华侨司机等多面无血色，带病多泪，目不忍睹。”
    
    陈嘉庚先生心急如焚。经过思考，他作出在滇缅公路上设立7个停车站、每站建几个停车场的决定。同时，南侨总会还给每位机工赠送蚊帐、毛毯、工作服、卫生衣、运动鞋、奎宁等日用品及药品，并两次致电西南运输处，建议在沿途设立机工宿舍、医疗站和停车场。
    
    可是，总会赠送的物品大多被腐败的国民党官员们贪污了。
    
    陈先生派往国内的巡视员庄明理向总会汇报了这一情况。
    
    1940年3月下旬，陈嘉庚先生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考察团”回国慰问抗日军民。在此期间，他访问了延安，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会谈，并两次赴滇缅公路考察、慰问机工。
    
    陈先生到达重庆后，及时了解了南侨机工的情况。在4月22日召开的欢迎南侨慰问团大会上，陈嘉庚先生发表训词，指出：“侨胞回国服务，目的是抗日，要求国内管理者对于他们衣食住以及医疗问题要特别注意，新闻报纸应多多供给他们阅览。是其求适当，既衣能暖、食能饱、居住地点能合乎卫生，使他们白天工作、夜间可以安息。”
    
    7月30日，陈嘉庚先生再次就机工生活问题致电蒋介石：“西南运输处办理不力善，尽人皆知，事关抗日军运重事，毋庸多赘，在新加坡曾多次致函电军委会，未悉可达均座否。”
    
    1940年11月，年过花甲的陈嘉庚先生再次回到国内，对滇缅公路整条路段进行了考察，并带钱到沿途医院看望了生病及受伤的机工。
    
    年底，陈先生回到缅甸。事后，缅甸华侨筹赈会在陈先生授意下购买了100辆车、一些修车工具和大批柏油送交西南运输处，由畹町至惠通桥一段由此铺上了柏油路。
    
    海外亲人的关心，也给机工们带来了极大的精神鼓励。
    
    除为机工们提供源源不断的经济援助外，南洋的华侨们以家中有归国抗战的机工为荣。
    
    战地记者到国内拍摄到的机工们抢运物资的照片，在南洋各国卖到了100元一张。抢购到照片的人们将照片放大挂在家中显眼的位置，谈论机工们的抗战轶事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英日协定》签定后的大抢运，是机工们回国后碰到的第一场大战。
    
    1940年5月，希特勒不宣而战，发动了对英、法的闪电战，欧洲战场一片混乱。日军趁机向南洋群岛发起进攻，6月，逼近英殖民地缅甸。7月，英国政府执行绥靖政策，在东京签订了《英日协定》，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从7月18号下午6：00点开始封闭滇缅公路缅甸段通道的要求。
    
    机工们听到这个消息愤怒了。封锁公路，这不等于断绝祖国抗战后援吗？斥骂声顿时淹没了整个车场。
    
    这时，总部下达命令：南侨总会捐赠的一批新福特卡车和大批物资已到缅甸腊戌，必须在封路前全部接回祖国。
    
    此时已是17号傍晚了，离封路时间不到24小时。
    
    入夜，接车处马灯高照。未顾及吃饭的机工们满身油污，大家忙着在装货，或趴在车辆下检修；车队的几位负责人，则在办事处签办过境手续。
    
    装满货物的车子一辆接一辆启动了。
    
    天黑得像锅底，在这坡陡弯急的大山中，刺目的汽车灯也显得十分微弱。一个打滑，一辆车翻进了深谷中，紧接着，又有五辆车发生了同样的事。
    
    六位志士的鲜血，在红土高原凝重的土地上，浇开了一株株英雄花。
    
    10月，日军占领安南，专门组成了“滇缅公路封锁委员会”，以河内机场为基地，共出动60批639架次日机重点对滇缅公路进行轰炸。此时，滇缅公路已重新开放，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机工们仍继续完成着抢修的任务。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
    
    次年2月，新加坡沦陷，陈嘉庚先生避难于印尼玛琅等地。3月8日，日军占领仰光，向腊戌步步逼近。
    
    4月中旬的一个下午，以张智源为首的八辆车满载着高射机枪子弹、通信器材和药品向腊戌方向疾驰。他们接到上级命令，要将此批物资运至腊戌，交中缅总局腊戌分处收。
    
    缅甸境内，大批逃难的边民、侨民向中国方向奔跑，哭喊声、叫骂声响成一片。
    
    腊戌郊区，远征军杜聿民部的小型坦克也在纷纷后撤，腊戌岌岌可危。
    
    怎么办？司机们的目光全投向张智源。
    
    “完成任务要紧。”张智源大手一挥，果断地说。
    
    汽车冒着枪林弹雨小心翼翼地驶进了腊戌城。急急卸下物资后，车队开始后撤。“轰、轰，”敌人的炮弹，一个接一个追着车屁股炸来。
    
    机工们加大油门，全速冲过了腊戌桥。最后一辆车刚过桥头，一回头，桥身已经无影无踪。
    
    4月30日，滇缅公路缅甸境内段终点站腊戌沦陷。
    
    机工杨保华永远不会忘记那场被称为“保山惨案”的大屠杀。
    
    1942年5月3日，日寇攻入云南国门畹町，并沿滇缅公路长驱直入。
    
    5月4日，杨保华驾车在公路上奔驰着。敌机在头顶盘旋，不时投下一颗颗炸弹。冒着危险，他把车开进保山城内。
    
    又一批敌机飞来，黑色的炸弹一排排落了下来。他急忙躲进一个土坑，爆炸的巨响声顿时把他震晕了。
    
    醒来一看，他身上压满了死人，四周黢黑一片，臭气熏天。
    
    一日内，5000多难民惨遭屠戮。
    
    整整两天，杨保华没喝进一口水，那令人作呕的腐尸味，弥漫在整条路上，也弥漫在杨保华的记忆中。
    
    汽车驶进保山城，只见城廓内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霍乱，这可怕的魔瘴，在日军大轰炸后一日内便急急向每个人袭来。
    
    一息尚存的人们躺在墙角呻吟着同死尸作伴。
    
    保山城内霍乱开始流行。三名体弱的机工，丧生于病魔的淫威之下。
    
    凌空飞架于怒江之上的惠通桥，是滇缅公路的咽喉要道之一，也是抗日战争中日军轰炸的重点所在。据统计：在日军入侵缅甸前，惠通桥就遭轰炸20次以上。在《南桥回忆录》一书中，陈嘉庚先生曾回忆到：“桥之两端，进出俱是高山，敌机来炸多次，所下炸弹不下千百个。桥边屋舍尽行倒坏，山下各处炸痕无数。钢吊绳在右桥头炸断两条，计该桥两边各用两寸径钢绳九条。虽断两条，尚可通行。”
    
    然而，通行之艰难是可以想象的。笨重的车子一上桥头，桥身便拼命摇晃。为减少压力与冲击力，桥上严禁刹车。无奈，机工们只好任敌机在头顶盘旋轰炸，将汽车排挡挂到一档，缓缓行驶。
    
    “保山惨案”时日军进行的大轰炸，给很多机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机工林福来这样回忆了当时的情景：“5月3日，畹町沦陷，5日，遮放沦陷，日军到达惠通桥。”
    
    “惨案发生当天，为将日军阻止在怒江西岸，国民党守桥部队长官下令炸毁了惠通桥。
    
    那天早上，我刚驾车驶过桥头，桥便炸了。随着一声巨响，吊桥从中间断裂，桥身坠入江中。
    
    尚未来得及过桥的上千辆车及数以万计的人们见桥已断，只得纷纷弃车而逃。其中，也有许多是南侨机工的车，未过桥的司机，大多没能生还。”
    
    机工郑天赐就是在那天被堵在桥另一端的人中的一位。每次提到这段死里逃生的经历，他总是百感交集。
    
    惠通桥炸断了，郑天赐匆忙离开驾驶室，由于有一些日寇穿着中国军装混杂在逃难的队伍中，所以，他们只好躲进山林中，等到天色已黑，才橇开汽车轮胎，用口吹气，与另外两个机工一道合抱住这个“救生圈”横渡怒江。深夜的怒江水冰冷刺骨、水流湍急、漩涡丛生，他们浑身冻得直起鸡皮疙瘩。大约漂流了近一个小时，才登上对面的沙滩。
    
    由大块条石垒砌而成的功果桥，也是敌机轰炸的重要目标。机工王亚六亲身经历过那种场面。
    
    那天，他和战友们驾驶着装满军火的15辆大卡车从保山返回下关，途中，他们路过功果桥。
    
    还未到桥头，桥上已悬挂起两个报警的红灯笼，远处，27架日本飞机正向桥上俯冲。
    
    王亚六急忙下车，猫腰钻进路边石崖下的防空洞里。
    
    一股股高高的水柱冲天而起，敌机开始向桥上投掷炸弹，江水发出一阵阵呜咽。
    
    眨眼间，近200米长的桥只剩下一个不成型的桥头。
    
    桥断了，日军电台趁机叫嚣：“中国国际通道3个月之内无通车希望。”
    
    怎么办？机工们又出新招。他们连夜从附近仓库里征集了几百个空油桶和大批板材，将油桶扎成长方形的大排筏，两边用绳索连接，上面铺上木板，再将船两头用钢丝拉到两岸的滑轮上，建成一座“油桶桥”，粉碎了日寇的断路逼降计。
    
    几天后，在功果桥上游500米处，一座更坚固的新桥又竣工通车了。
    
    到1942年4月底，机工们为抗战运回的军用物资总数达45万吨。为此，机工们付出了1000多个生命的代价。
    
    8月，中缅运输局撤销，华侨运输先锋队一大队随之解体。
    
    南洋沦陷，三易其主后的西南运输处已更名为滇缅公路管理局。这时，已是车辆残破、人员四散的管理局无法为机工们的复员问题负责，只好将机工们作遣散处理，自谋出路。此时，太平洋战争已全面爆发，海外的资助也断了，沦落在街头的机工们生活无着，成了一群真正的难民。贫病交加，使10多名老弱侨工惨死在昆明城边的地窖里。
    
    “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尤其是不能等着当亡国奴。运输队虽然解散了，但我们依然要用自己的力量为抗战出力。”困境中，侨领侯西反第一个发出了呐喊。
    
    他牵头组织起华侨互助会，专门解决机工的生活、疾病及医疗等问题。
    
    远在南洋的陈嘉庚先生，也在四处奔走，为国内受难的机工们力争着每一份合法权益。
    
    有250多名南侨机工接受盟军招募，分两批赴印度机场从事军事运输工作。
    
    年轻的、有技术的机工们积极行动起来了。
    
    工程师王文新带领40多名机工回到仰光。他们是去求援的。
    
    海外华侨再次伸出热情的手。没多久，便为他们募集到了4000多辆新车。
    
    几经周折，他们回到下关，办起了当时国内最完备的汽车修理厂，并吸收了大批机工在内工作。
    
    韩利丰的驾驶技术在机工中是数一数二的。凭借这一技之长，他来到仰光，申请新的任务。
    
    总部派他运送几名美国上校、秘书、翻译赴印度。
    
    高黎贡山、野人山，原始森林中野兽出没、杂草丛生，根本无法行车前进。他们毅然弃车前行，在荆棘中走出一条通往加尔各答的路。
    
    由此，他们成为开辟中印公路的先驱。
    
    一部分机工再度投军，来到广西部队，帮助抢运撤退物资、抢修汽车。
    
    充满活力的王新春，就是在那时失去左腿的。
    
    南宁，王新春驾车在公路上飞驰，突然，一排子弹射进了他的左腿，殷红的鲜血，顿时染红了整个脚踏板。
    
    他没有停车。咬着牙，他用一根木棒代替脚顶住踏板，一直把物资运到了镇南关。
    
    他成了“阿摆”。战友们这亲切的戏谑中，包含了多少对他的尊重和敬慕啊。
    
    杨保华与另外40多名战友到了印度，主要负责将军需物资运到印度的丁羌机场，再用飞机转运回昆明。回忆起这一段往事，他说：“当时我们跑车的除机工外，还有许多外国司机。
    
    由于我们在滇缅公路上开过车，技术好，经常当那些外国人的教练。那时，日本飞机常在我们跑的路上轰炸，一有空袭警报，那些外国人都弃车跑进防空洞。一天，我们正在路上行驶，敌机忽然来到上空，所有的外国司机都弃车逃命，情况非常危险。这时，我们一位南侨机工不顾一切开车往前冲，想将敌机引开。车子加大油门向前飞奔，日机一直追着车子进行疯狂扫射。
    
    借着车轮腾起的黄土尘烟的掩饰，他忽然来了一个急刹车，当敌机追着黄土飞了一圈又飞回来寻找他时，他早已将车开到路边的大树下隐蔽起来了。他的勇敢行为保住其它车辆上的军用物资和人员的安全。”
    
    就是这支队伍，在1945年中印公路建成通车后，继续在这条中、印、缅公路上担负着运送军用物资、武器弹药、人员装备的繁重任务。
    
    部分机工加入由中英两国政府商定成立的、隶属东南亚盟军总司令所统辖的136部队，在马来亚日占区从事地下工作。在马来西亚被日寇逮捕后宁死不屈、壮烈牺牲的林盛谋，就是这批机工中优秀的一员。
    
    投入远征军情报部门工作的何启凤，在到芒市执行侦察任务的途中，被日寇抓住杀害了。
    
    深夜，蔡汉良悄悄潜入戒备森严的日军拉翁军事基地军库区。
    
    这是1944年5月，蔡汉良接受盟军总部派遣，到泰国侦察日军拉翁军事基地。一路上，他三次摆脱了特务的跟踪，终于接近基地。
    
    在另一位侨工的帮助下，蔡汉良来到日本人开的餐馆做小工。不久，他便与基地的人混熟了。
    
    在干活的间隙，蔡汉良故意拉着其他小工到外面闲逛，借机偷空观察着敌军的布防、用脚步丈量着基地的方位、距离，暗暗记在心里。
    
    一天，蔡汉良混到禁区，与在那里做工的马来华工聊起天来。
    
    “我们在这里做工，又是军事基地，要是有飞机来，可往哪里跑？”蔡汉良故意做出一副很担心的样子问。
    
    “你刚来几天不了解情况，我们来两三年了都没出事。这里三面山都有高射炮，不久前，飞机刚来，高炮就响了。”民工答道。
    
    蔡汉良心中一阵高兴，他知道了敌人的所有布防情况。
    
    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他将了解到的情况绘制成秘密图纸，贴身藏好，然后寻找逃脱的时间。
    
    一天，他想出了一个主意。
    
    “老板，我要请两天假。这里蚊子太多，晚上无法入睡，我想回去拿一拿蚊帐。”他找到日本老板请了假。
    
    “快去快回。”老板嘱咐道，并派一个人跟随着他。
    
    他们离开了基地。
    
    夜里，他们住进了春蓬的一家旅店。
    
    清晨4点，蔡汉良谎称拉肚子，独自一人先起来了。
    
    为了不引起那人的怀疑，他出去不久便折了回来。
    
    第二次出门，那人没再怀疑。蔡汉良急忙雇三轮车赶到火车站，买了到万伦的长途客票。
    
    为躲避敌人的追踪，在另一个站他便提前下了车。
    
    回国途中，他又多次遇险。在安南海防，他在日寇进行的一次大搜捕中被抓。幸亏他懂得海南语，在旅店同乡的多方营救下才脱离虎口。在轮渡码头，日本宪兵对所有的乘客进行搜查，情急中，他机智地将图纸与包皮鞋的废纸混在一起，才混过了关。
    
    几经周折，他终于将情报送到了盟军司令部。
    
    得到准确情报的盟军进行了紧张的部署。几天后，在盟军的攻击下，敌拉翁基地军火仓库、火车站、电台、高炮阵地、停港战舰等在燃烧了一周后全部化为灰烬。
    
    为抗战作出特殊贡献的蔡汉良得到嘉奖。
    
    部分机工投奔到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队伍中：机工温其芳在重庆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机工叶修青当上了李克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司机，并被送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有的机工参加了滇西反攻战，在攻克松山、腾冲等战役中，一些机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更多的机工拿起枪、棒、柴刀等武器，同敌人进行了殊死博斗。
    
    1945年1月4日，中国军队攻克畹町，收复滇西失地，滇缅公路重新开放。半月后，中国军队与在缅北的远征军会师，中断两年多的中缅印公路恢复贯通。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欢腾。
    
    抗战胜利的消息象春风吹进了每颗枯涩的心。机工们流下了激动的眼泪。“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啊！”“殉国的千名机工若是地下有知，死也瞑目了。”许多机工感慨地说。
    
    谁也没想到：抗战的胜利，竟使机工们再次陷入失业的困顿中。
    
    机工们胜利完成了任务，该复员回家与亲人团聚了。可是，忙于打内战的蒋介石对机工的复员要求不予理睬。
    
    无奈，邱新民、庄明理回到南洋各地，为机工复员问题发出紧急呼吁。
    
    海外华侨震怒了。1946年6月，陈嘉庚先生在吉隆坡召开了“支援华侨机工复员大会。”
    
    海内外一片斥责声。这巨大的压力使蒋介石慌了神，几天后，国民党报纸上发表了一则同意将机工作遣散处理的通告。
    
    然而，几个月过去了，机工们仍然流落街头。
    
    机工们又一次发起自救活动。
    
    胡玉春、白清泉等机工继侯西反之后主持着华侨互助会的工作。由于国民党当局不负责任，原南侨机工的名单已丢失。要让机工复员，只有首先登记名册。为此，他们在报纸上发表了通告，并在滇缅公路沿途设立了通讯站，派专人负责联络失散机工。
    
    陈嘉庚先生派出大批船只前往国内接应，国民党政府才发给每位机工一张“侨务委员会”奖状及200元美金，勉强同意办理了机工们的复员手续。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1946年10月－11月，近千名机工胜利复员，返回了侨居国，实现了与家人团聚的愿望。
    
    余下近千名机工劳燕分飞，流散到了全国各地侨乡。
    
    归去的机工们受到了亲人的尊重和爱戴。海内外的华侨与华人以多种形式铭记着南侨机工的功绩：
    
    1946年7月7日，马来亚槟榔屿建起了一座槟榔屿华侨抗战殉职机工罹难同胞纪念碑，碑上一面刻有“浩气长存”、另一面刻有“忠灵不朽”几个大字。
    
    1947年，马来亚吉隆坡建立了一座“雪兰莪华侨机工回国抗战殉难纪念碑”。
    
    50多年过去了。
    
    经历了“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在“左”倾思潮的长期影响下，机工们在抗战中立下的伟大功绩，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然而，历史毕竟是公正的。在海内外侨胞及侨务部门的努力下，1986年，在云南昆明成立了“南侨机工联谊会”。
    
    1987年，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正式记载下了这一段历史。
    
    1989年7月7日，正值南桥机工回国参战50周年纪念之际，为缅怀南桥机工的历史功绩，在海内外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云南省人民政府在昆明西山建成了一块高大庄严的“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碑面上刻着几个精美的大字：赤子功勋。

后记

    第一次听到南侨机工的故事时，我刚刚走出大学校门。那时，我第一次听说在抗日战争期间，海外有大约4万多名华侨青年，从各种渠道纷纷回国，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我的一位名叫彭永春的叔公，当时就是从荷属东印度群岛参加红十字救亡会回到祖国的。后来，在位于昆明庆云街156号的南侨联谊会里，老机工杨保华、王亚六等人向我讲述着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的故事。那时我就想：这是一段不应被遗忘的历史，总有一天，我应该将这些故事写出来。
    
    后来，我将老人们讲的故事录了音，回到家慢慢听。老人们多带广东、福建口音，听不懂时，曾在国内外从事侨务工作数十年、在南侨机工联谊会任名誉会长的父亲便成了我的翻译和顾问。为了能使更真实地再现当时的历史，父亲为我找来了陈嘉庚先生的《南侨回忆录》、
    
    《南侨机工回国抗日史》、林少川先生的《陈嘉庚与南侨机工》等书籍及资料，让我认真阅读。
    
    再后来，利用出差的机会，我几乎走遍了滇缅公路境内沿线。在瑞丽、在畹町、在保山、在腾冲、在永平、在下关，每次，我都觉得在沿着机工们的足迹向前走。
    
    于是，就有了这篇文字的诞生。(作者：彭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