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华人与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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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烽火中的陈嘉庚与南侨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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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劝募献金的场面

    “愿我八百万同胞从今日起,充大精诚,固大团结,宏大力量,以我政府为后盾,则抗战断无不胜,建国断无不成。”这是陈嘉庚在1938年10月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成立大会上,面对164位侨领的慷慨陈词。
    
    在八年抗战中,陈嘉庚领导南侨总会,团结广大海外侨胞,以空前的民族热忱和爱国情怀积极支持和参加祖国抗战,写下了壮丽诗篇。

组建南侨总会

    陈嘉庚致富后不忘苦难中的祖国,欲“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他加入同盟会,资助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倾资兴办厦门大学和集美大学;领导海外华侨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10月,马来西亚各区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伤兵大会在吉隆坡成立,公推陈嘉庚担任主席,下辖十二个区筹赈会,统一步骤、统一行动,捐款工作取得巨大成效。接着,菲律宾、巴达维亚华、缅甸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祖国人民苦难加剧,南洋华侨深感只有实行大团结、大联合,才能更有效地支持祖国的抗日战争。
    
    1938年10月10日,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在新加坡召开,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沙捞越、缅甸、泰国、香港的华侨代表168人,代表45个城市华侨救亡组织与会,成为南洋华侨史上空前的盛会。与会代表一致赞同成立南侨总会,作为南洋华侨抗日救亡的最高领导机关,推举陈嘉庚为主席。
    
    南侨总会的成立,标志南洋华侨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高度。从此,南洋800万侨胞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不分地域帮派,不分政治倾向,不分阶级地团结起来,真正做到“工农商学兵,一起来救亡”。到1940年,南侨总会领导的基层组织达702个。
    
    南洋华侨每月筹款700万元以上。除汇给国民政府的捐款外,还把大批捐款物资直接送给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不少华侨还建立援助八路军、新四军的专门筹款组织。据估计,南洋侨胞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捐款至少有1000万元。
    
    正如陈嘉庚先生所评价的那样,在这场捐款的热潮中,“富商巨贾,既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尽倾血汗”。对祖国人民和抗日将士来说,这既是物质上的巨大支援,又是精神上的莫大激励。

热血洒在卫国疆场上

    动员华侨拿起武器,回国参加抗战,是南侨总会在抗战时期的又一项重要工作。许多华侨青年,就是在陈嘉庚爱国精神的感召下,投身到抗战的洪流中去。
    
    1939年,菲律宾100多位华侨青年回国从军,编入福建军政部十三补训处受训。他们后来成为著名的大湖保卫战的主力,许多人献出了生命。在中国空军驱逐机飞行员中,华侨几乎占了四分之三。广东空军从队长到队员,几乎都是华侨子弟。他们多次驾机与日本空军激战,立下了赫赫战功,有不少人在战斗中血染长空,壮烈殉国。
    
    离休前曾任厦门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的新四军老战士谢白秋回忆说:“1938年7月,我从槟城来到新加坡,恰逢‘七七事变’周年,我们参加了由陈嘉庚先生主持、新加坡抗敌后援会发动的万人纪念大会。会上,各界代表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与会者无不群情激奋,受到极大鼓舞。大家表示,要坚决支援祖国军民抗战到底,直至最后胜利。这个极具感召力的大会,有力促进了全马来西亚抗日救亡运动。不久之后,我就和几位同学一起回国参加了新四军。”
    
    据统计,仅1938年5月至8月,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介绍前往延安的华侨青年,就有78名。参加新四军的华侨青年更多。
    
    1937年至1938年初,中国政府动员20万劳工修建了滇缅公路。公路修好后,急需大批司机参加抗战物资的运输。陈嘉庚急祖国抗战之所急,于1939年2月8日发表了《南侨总会第六号通告》,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回国服务,与祖国同胞并肩抗战。这个通告很快传遍东南亚各地。原南洋华侨机工王亚六回忆说:“看了通告后,我们年轻人都动心了。”
    
    当时志愿回国服务的年轻司机和修理工共3192人,被称为南侨机工归国服务团。面对滇缅公路艰苦的工作环境,华侨机工们毫不退却,响亮地喊出“一个华侨能出力,十个敌人九不回”的豪迈口号,前仆后继,拼死抢运抗战物资,使这条国际运输线的军事物资输入量保持在每天300吨的水平,为支援祖国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古今中外最伟大的提案”

    陈嘉庚先生十分关心祖国抗战民族统一战线,每当出现曲折,他总是立场鲜明地同一切危害统一战线的行为进行斗争。
    
    在广州,武汉相继陷落的紧急形势下,国民党副总理汪精卫公然要求进行所谓“对日和谈”,一时间,妥协气氛弥漫重庆,出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来最大的风险。陈嘉庚对此十分愤慨,连续三次致电汪精卫,怒斥汪为秦桧、张昭。
    
    1938年10月下旬,陈嘉庚见汪精卫不可救药,便以参政员身份,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提案,获得一致通过,给妥协派和投降派以当头棒喝。这一事件震动了重庆,邹韬奋称这十一个字“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1939年底至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陈嘉庚率领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此时正回国慰劳抗日军民。陈嘉庚不顾国民党要人游说包围,一再向国共两党领导人陈述侨胞的希望:“抗战一定要坚持下去,团结一定要加紧,汉奸汪精卫分子一定要铲除。只有这样,才能激励侨胞爱国之心,积极帮助祖国抗战。”
    
    在10个月的时间里,慰劳团不辞劳苦,慰劳抗日将士,会见各界人士,呼吁团结抗战。特别难能可贵的是,陈嘉庚亲率慰劳团访问延安。在延安,他会见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中共领导人,亲眼看见了陕甘宁边区的光明景象。回到重庆后,他据实报告观感,高度赞扬边区军民对抗日的贡献,赞扬中共政治清明,用事实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诽谤。
    
    1941年1月,国民党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制造了“皖南事变”,广大侨胞对这种分裂团结、破坏抗战、倒行逆施的行为极为愤慨,群起谴责。在海内外共同的努力下,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高潮被击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持到抗战胜利。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陈嘉庚以近七旬之身被迫隐居在印尼玛琅一学生家中。为防落入日寇魔爪,他随身携带一颗氰化钾备用,坦然自若地说:“人生自古孰无死!万一不幸被俘,敌人必强我做傀儡,代他说好话,我决不从!那时一死以谢国家,有什么不得了!”铮铮铁骨,令人钦仰。(来源/福建日报,作者/陈晓声 陈华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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