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中国劳工在工厂吃饭的情景
    

当年劳工之一张长松的4个儿子及儿媳

    大家都知道，一战期间在法国西部有大批中国劳工在战地从事繁重的劳动。但大多数人可能不知道在遥远的中部勃艮第大区的一个叫“机器城”的小镇上，也曾有300多名中国劳工在这里从事挖煤工作。今天，他们的后代在此繁衍，已经真正融入到法国人民的生活中了。但是，小镇并没有忘记中国人为他们所做的贡献，为重温、永远记住这段历史，当地政府特地举办了以中国为主题的大型展览，使这个不为人知的小镇也劲吹“中国风”。
    
    “机器城”的由来
    
    “机器城”？听到这个名字就有点奇怪，很让人怀疑这是个地名，连法国人也摇头。可它确实是一个镇名，而且还和中国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位于法国中部勃艮第地区涅安夫省的小镇“机器城”是1790年前后依靠矿业发展起来的小镇，这个地方的矿层很浅，有铁矿层也有煤矿层，一直到地表。特别是煤藏丰富，到19世纪中叶这里已经成为一个著名的产煤区。来这里的人都是当时的公司为采煤而招募来的工人。所以人口主要以采矿为生，高峰时人口曾达到6600余人。由于采煤业特别艰苦，来的人主要是外国人，有摩洛哥人、波兰人、意大利人等等。当初这个地方并没有什么名字，“机器城”这个名字来源于矿井上运送工人及工具的机械升降机。最初运送工人是把人放在一个大桶里，像中国的辘轳井一样，把人送下去。后来从比利时引进了机械升降机，成为当地的一大景观。人们纷纷赶来看这个机械机，大家就用“机器”指代了地名。从此这个名字就固定下来了。
    
    法国最早于1720年发现第一座可供开采的煤矿，由于欧洲工业革命的需要，大规模的煤矿陆续在法国发现并到处开采，法国中部，后来是南部和东部都发现了煤矿，一时间法国可谓是遍地开花。到20世纪之初，有将近20万的煤矿工人在地底下劳作，每年开采近4100万吨原煤，供应钢铁业、火车、轮船、家用以及发电厂之用。但到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由于法国开始使用新兴能源尤其是核电，以及由于环境的压力，人们开始使用一些污染相对较低而且效率较高的能源比如柴油、汽油、天然气等等，而电气化火车的发明可谓为整个采煤业敲响了丧钟。在这种情况下，法国陆续关闭了所有煤矿。1974年，根据政府规定，机器城的矿井关闭。机器城的居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主业后，大批青年人外迁，机器城从此衰败，现在人口不足3000人，绝大部分是退休后的老年人。法国于2004年4月23日关闭其最后一座煤矿，从此结束了采煤业。
    
    372名华工被送到机器城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补充法国劳动力不足，法国政府与当时的中国政府于1916年签署输入劳工协议，从1916年到1918间就有近4万中国劳工被输入到法国，同时英国政府又把它在中国招募的10万华工送到法国做前线的防御和准备工作，诸如修坑道、运死尸等工作。而其它来法的也是从事建筑、矿业开采等最繁重的体力劳动。在这些人中，有一些是法国政府和军队招收的，有的是一些企业自己招收的。直接来法国的华工都和政府签有劳动合同。合同规定：不得把中国工人送往前线；他们一天工作10小时，拿5法郎每小时的最低工资。开始时合同为3年，后来又定为5年。合同到期后，法国政府负责把他们送回中国。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在到达法国后留在法国北部从事前线的后方建设，一小部分被送到巴黎附近的雷诺、雪铁龙公司工作，还有一部分就被送到了各地的矿山。其中有300余人先后被送到了机器城从事煤矿开采工作。
    
    据资料显示，第一批来到机器城工作的华工是在1917年5月到达的。和来法的其它华工一样，他们从上海上船，经过2个月的海上颠簸，在马赛上岸。然后再被输送到这里。到1935年11月，先后共有372人被送到此地，有310人正式参加了工作，其余的则下落不明。现在只有来自江苏南京的张长松（音）和来自山东济南的吴希春（音）的后代还依然生活在此地。
    
    华工的苦难生活
    
    毫无疑问，采煤业是危险的，而且无论是地面条件还是地下条件都非常的残酷。据了解这段历史的地区联合会主席居依·勒布朗先生讲，来这里的华工从事所有的与采矿有关的工作：伐运做支撑坑道的木材，煤厂建设等等，特别是采矿。所有的华工都是在最低层的煤层直接做采煤工作的。
    
    在当地博物馆馆长的引领下，记者来到了已经辟为纪念馆的中国劳工曾经工作的矿场，亲自体验了一下下煤井的滋味。这是已经经过整修的坑道，但在狭窄、低矮的井道里，记者还是感到处处行动不便，不时安全帽要碰到井道的顶棚。当年来这里工作的，都是和记者一样来自中国北方的山东、江苏一带的年轻人，其艰难的境况可想而知。他们使用的采煤工具还是比较原始，在1000多米深的矿井下，在粉尘和黑暗中呆10个小时的人们是如何度过的？
    
    华工们都是分批来的，合同期满就由法方送走。最多的时候有213位华工同时生活在这里。由于这些华工大多没什么文化，也不会说法语，他们的业余生活十分单调。他们从中国带来了麻将等聊以自娱。他们和当地的人交流不多。在这些人当中，张长松是惟一一位和他的法国妻子举行过婚礼的人，因为复杂的结婚手续，另外3位吴希春、李文采（音），还有一位姓王的，都是与法国女子同居而留下了。而其它的即使留下来的华工也最后孤独而终，客死他乡。
    
    即使在这样的恶劣的条件下，天性开朗的中国劳工也让当地认识了丰富的中国文化。涅安夫省议会副主席、机器城镇镇长达尼埃尔·巴比埃先生告诉记者，每到中国的春节和当时的“国庆节”（中华民国推翻清政府纪念日），他们就举行庆祝活动，敲锣打鼓，唱京戏、舞狮子等。记者在一幅照片上看到他们的一幅春联上写着：“祝祖国千秋万岁，愿人民永吉长祥”。
    
    尼埃尔·巴比埃先生指出，华工们无论做什么工作，都是最优秀的。张长松的儿子罗贝尔在他32岁的时候还获得过法国劳动部的劳动奖章。从这些华工的遗物来看，他们当中有许多是富有才华的。吴希春用一个炮弹皮，经过精心打磨出一幅喜鹊登枝图，惟妙惟肖，若没有一定功夫是无法做出来的。还有一幅描绘中国某港口的风景画也颇见功力，是在一位叫佟福林（音）老人的遗物中发现的。
    
    在机器城的公墓里共埋葬着20多位华工的遗骨。而这些华工中，只有张长松一个人安度了晚年。其它人的晚景都十分凄凉。吴希春因为曾试图将儿子带回国，被关进疯人院，最后死在了疯人院里。佟福林被认为是这些华工中惟一的文化人，晚年住在附近的山上，孤独地看日出日落。其余的和他的景况差不多。
    
    华工的后代
    
    随着中国与法国的友谊的逐步加深，特别是在中法文化年的推动下，在这些华工到达法国88周年的时候，当地政府组织了以这些华工为主题的展览，让人们重温这一段历史。这次展览也得到了华裔融入法国促进会的支持。
    
    华工的第二代也基本上是煤矿工人。在这些华工的后代中，张长松一家最幸福风光了。记者看到一幅张长松32岁时的照片，穿着西服、打着领带的他确实是个帅小伙。张长松的岳父是当地以养马为生的农场主，看上了他，把他收为女婿。他妻子露易丝为他生了13个孩子。记者见到了其中的4男1女，也都已经退休了。张长松1983年去世，露易丝是1993年离开。不过他的儿子也已经三世同堂了。他们的生活和父辈有了极大的差别，都已经彻底融入了法国社会。今年79岁的罗歇爱好足球，曾入选法国国家队与英国队比赛，他已经随女儿移居德国，刚有了个外孙女。他们都不会讲汉语，其中只有小儿子1996年回去过中国寻根。不过，罗歇告诉记者，他也特别想回中国去，看看自己的家乡。他希望如果有人组织中国寻根团的的话，一定要通知他。
    
    吴希春有一个儿子吴希儿，曾经参加过越南战争，1986年因患咽喉癌去世了。吴希儿的妻子还健在，他有一个儿子让在外地工作。李文采在自己退休后，开始卖冰激凌。他在60年代去世。他有一个儿子，去年因酗酒坠河而死。王姓华工也曾有一个儿子，不过因病而早亡，没有后代了。
    
    尼埃尔·巴比埃先生在和记者的交谈中特别强调：我们正在享受他们留下来的果实，他们应该是值得我们永远记住的人。（来源/《欧洲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