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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寻郑和在非洲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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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为纪念人类历史上这一首次伟大的航海壮举，2004年8月至11月，人民网驻南非记者两次赴索马里、三次赴肯尼亚采访，并沿着肯尼亚东海岸南下，踏寻郑和船队当年的足迹。他踏遍了郑和船队当年一艘船只沉没附近的拉木群岛，走访了沉船后船员登陆的帕泰岛上的所有村庄，走进了中国人后裔的家庭；在马林迪的茫茫人海中，寻觅到有着中国血统的来自帕泰岛的按摩大夫；在蒙巴萨城内的小胡同里，寻找到来自帕泰岛的中国人后裔；乘着一叶扁舟，冒着烈日酷暑，迎着惊涛骇浪，在印度洋上寻觅郑和船队当年的那艘沉船；在战乱中的索马里，多方寻找郑和船队的遗迹……在大量鲜活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发回这组独家报道。
海里捞出双龙坛
从空中俯瞰，拉木机场与其说是一个机场，不如说是一段公路。飞机正在调整方向准备降落，在艳阳照耀下，绿色丛林环绕中的简易机场显得相当炎热。时隔两年多，我再次来到拉木——一个与中国结下特殊关系的肯尼亚小岛。
与上次相同，我为踏寻郑和的足迹而来；不同的是，受恐怖袭击的严重影响，这里的旅游业与肯尼亚全国一样，显得十分萧条，滨海大道上几乎不见游人的身影。昔日忙忙碌碌的阿巴斯船长现在就坐在路旁，东望着从机场西驶而来的船只。他一看见记者就站起来格外热情地打招呼，握手时不停地说：“我的朋友，很高兴又见面了。”或许是近来过于寂寞，或许是故友重逢的缘故，他主动陪同我来到宾馆，一路上说长道短，还带着几分神秘感，若有其事地说，有“要事”密告。
阿巴斯告诉我，前年12月，帕泰岛的渔民从附近海域里捞出一对“双龙坛”，人们都说坛子是从那艘沉没在附近海域的中国古船里漂流出来的，因为当地人不但知道沉船的故事，而且懂得“龙”是中国的象征。这消息不胫而走，一名居住在拉木城仙拉镇的英国白人便收买了那对中国坛子。“再具体的情况就要向博物馆打问了，由于博物馆是‘官方’，我不便出面陪同你前往。”说完，他不好意思地“嘿嘿”一笑，做出一个爱莫能助的无奈手势。
得知这一消息，我急忙向博物馆奔去。这时已是下午2点半，好在拉木城不大，博物馆设在当年葡萄牙人建筑的古城堡里，我所下榻的宾馆距离古城堡仅七八分钟的路程。博物馆副馆长加扎尔·斯沃里故作深沉，言谈中只字不提双龙坛，而是谈起我上次采访后在当地引起的反响。他从办公桌的抽屉里取出一份当地出版的报纸，并把有关中国记者来拉木踏寻郑和足迹的报道读给我听。当他读到“郑和船队当年远航到肯尼亚沿海是为了寻找一种特殊的动物――老虎，因为中国皇帝认为老虎是吉祥物时”，我情不自禁地笑了。他顿时停下来，追问何以发笑，我说：“不是老虎，是麒麟，中国古人误为非洲的长颈鹿。”他当即表示，那是写这篇文章的宾馆女老板的错误。
见我不是外行，斯沃里便放下架子，单刀直入地说：“你是为双龙坛而来的吧，一定想看一眼了。”说着，他拿起电话就开始联系。
我们从拉木乘坐一条小木船南行，经过十多分钟来到仙拉镇。上岸后，在狭窄的沙子巷道里左穿右拐，来到一个大户人家，一位穿着格子花裙的高个子白人特勒斯热情地把我们迎进门。院落很大，满地是白沙子。从沙海滩、沙巷道到沙院子，拉木岛真不愧是一座沙岛，拉木城也是名副其实的一座沙城。走进院子的一个浓阴遮盖着的角落，特勒斯蹲在楼梯旁，用手抚摸着一个淡红色的坛子说：“就是这个坛子”。一眼看去，坛子上的“龙”比较清楚。我急于想知道坛子上是否有关于制造年代和地点的标记，提出能否观看坛子的里外底部。特勒斯解释说，由于年代久远，长期置于海底，里外底部都粘贴有海洋生物，特别是外底部的珊瑚已形成块状，与坛子紧紧粘在一起，使坛子无法稳定放置。“为了稳定坛子，同时起到保护作用，我特意给坛子下面堆放了一厚层沙子，还给坛子里面装了一些沙子。”
我们将坛子里面的沙子倒掉，将坛子搬到大院，以便观察得更加清楚。这是一个六耳陶坛，重约10公斤，高约70厘米，口径约20厘米，中部最大直径超过50厘米。在明亮的光线下，尽管坛子表面被各种海洋生物和海水腐蚀，“双龙戏球”的图案却清清楚楚。“龙身上的纹路也比较清晰，留有一道道深深的小圆点。”仔细观看，两条“龙”都是3个爪子，其中一条龙的一个爪子掉落了，特勒斯用手摸着掉落处说：“爪子能够掉落，说明他们可能是坛子烧制后粘贴上去的，而3爪龙又说明这个坛子来自民间，不代表官方，因为在中国古代，5爪龙代表皇帝，是皇权的象征。”特勒斯的这番话说明，他这个古董商还挺内行。遗憾的是，翻来覆去、里里外外地认真察看，坛子上没有留下任何文字痕迹，无法准确判断其具体年代。
拉木群岛一带以前曾发掘出不少中国古瓷和其它中国文物，但都是一些碎片，残缺不全。当地考古专家表示，“双龙坛”作为打捞出来的第一个完整的中国文物，不但填补了一大空白和缺憾，对考古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研究长期沉睡海底的文物提供了难得的证据，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中国古代宝船沉没帕泰岛附近海域提供了最有力的物证。作为一名古董商，能够收藏到当地发现的第一个完整的中国文物，特勒斯自然如获至宝，十分高兴。目前，他急于想知道这一特殊文物的经济和文化价值，特地热情邀请记者到室内“喝茶”。
特勒斯除大院摆设着从海里打捞出来的船上用具，如铁球、木轮、方向盘等用具外，室内还陈列着不少东方工艺品，有中国的茶具和日本的瓷罐等。他对古老的中国文化、尤其是瓷器和航海颇感兴趣，首先拿出两本有关中国的著作让记者看，一本是《中国瓷器》，一本是《季风帝国――印度洋及其入侵者史》。特勒斯翻到后一本的插图部分，其中一页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依次排列着明成祖的画像、郑和下西洋的大船和那幅著名的麒麟图，“不用细读内容，这3张图就告诉人们，中国当年是海上的霸主”。他接着拿起另一本书，翻到书中关于瓷器上“龙”图案的介绍：“在早期青瓷和白瓷上，龙是最常见的设计图案。该图案上的龙是3个爪子，而5爪龙被认为是皇帝的象征，只能允许在皇家的瓷器上出现……”特勒斯希望记者能够帮助判定“双龙坛”的年代，我答应回国后就“龙之说”请教有关专家，再反馈消息给他。
谈到“双龙坛”的来历，特勒斯介绍说，自己很早就从英国来到肯尼亚，以前在内罗毕，6年前来到拉木。不言而喻，他知道这一带中国文物不少，就是冲着文物而来的。“2002年圣诞节前夕，我正在家中修炼瑜伽功，一名宾馆的小伙子急匆匆来找我，说是帕泰岛的渔民在捕捞龙虾时，从海里打捞出来两个中国坛子，原以为打捞时特别沉重，是几个大龙虾，未料是坛子，无不失望，差点又放回到海里去。他们现在宾馆寻找买主，我们餐厅可不需要这些东西，经理让我来找你，不知是否有兴趣。”特勒斯津津有味地继续讲述到，“我到宾馆时，另一个‘双龙坛’已被人买走，只剩下这一个了。”
问及坛子的价格，精明的特勒斯不愿透露实情，只是讲文物难以定价，记者、古董商、捞虾人和宾馆经理对坛子的出价会迥然不同，各种人对“双龙坛”都会有自己的不同价值标准。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在渔民眼中，坛子等同于龙虾，甚至还不如龙虾值钱，捞虾人也许会把坛子以低于龙虾的价格出售。”当地的龙虾售价是每公斤45个美元。由此可以判断，特勒斯是以很低的价格收购“双龙坛”的。
当话题转到另一个坛子时，特勒斯以肯定的口气说，自己见过另一个“双龙坛”，“和这个不一样，比这个要好得多。”至于那个坛子是谁买了，现在何处，他不正面回答，只是说还在拉木。那么，究竟在哪里？是否就在他家？他是否担心博物馆出面干预“收购”，因为博物馆曾表示过此想法，才首先抛出这个“不好”的坛子，以便探测气候，“丢卒保车”呢？
这里原是“中国村”
记者此行的目的之一是跑遍拉木群岛和帕泰岛，寻找曾经发生过的与中国相关的故事。意外地见到“双龙坛”后，采访计划便增添了一项新内容：寻访帕泰岛上参与打捞“双龙坛”的渔民，以便确定当年郑和船队中个别沉船的大体位置。
次日，在博物馆副馆长斯沃里陪同下，记者前往帕泰岛的上加村和西游村采访。记者乘坐的小船即将靠近的上加海滩，就是传说中当年郑和的航船沉没后水手们爬上岸的地方。这里保持着原始沙滩状态，沙粒细小而洁白，岸边树木茂密，给人一种走进大自然的美感。站在这里极目远望，可以看见一排冒出海面的大大小小的岩石。斯沃里对记者说，那一排岩石名叫瓦哈萨尼，因为临近上加村，当地人称其为上加岩石。据说，当年中国的那艘航船就是误触上加岩石而沉没的。
顺着上加海滩前行，穿过一片丛林，来到上加遗址。肯尼亚东海岸大约有120多个历史遗迹，最古老的位于拉木群岛，而拉木群岛最古老的则是上加遗址。该遗址始建于公元8世纪，至14世纪中后期因战乱频繁和淡水缺乏逐渐荒废，其间繁荣昌盛时期曾经是这一带的商贸中心。那艘中国古船为何远道而来？当地流行着两种说法：当年这里商贸繁华，中国人为通商而远道而来，夜间向着上加村的烽火行驶时，未料触礁沉没。1415年，马林迪国王曾将一只长颈鹿贡奉给中国皇帝，中国人来到东非是为了前往马林迪，以便从那里带回更多的长颈鹿，未料船行至此迷航触礁。斯沃里强调，不管是哪一种说法更接近事实，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船上满载着中国宝物。以前人们仅仅是猜测而已，但打捞出来的两个“双龙坛”则提供了最好的例证。
上加村遗址位于海岸边，面对大海，当年中国航船触礁后，船员们乘坐备用的小船上岸来到上加村，希望在此暂居。据说他们初来乍到时，大多半裸着身子，面孔特殊，宗教信仰不同，加之语言不通，自然为当地人所拒。为什么当地居民后来接纳了这些陌生的中国人呢？有两种传说，一说是当地有一条凶猛的蟒蛇为害多年，一位武艺高强的中国船员用刀砍死蟒蛇为民除害，赢得当地居民赞誉，使中国人得以定居；另一说是中国人起初被拒后，便乘坐自备的小船前往帕泰岛对面的大陆海岸，自己动手建成一座小镇，后来被称为栋多，该词在当地语言中意为“失望、失落”，即那些逃难的中国人居住的地方。可是不久，栋多因气候恶劣和野兽凶猛而无法生存，他们又求助于海对面的上加人。这一次他们被接纳了，但前提条件是必须信奉伊斯兰教，于是这些中国水手渐渐地融入当地社会，与当地妇女通婚。
来到一座清真寺遗址前，虽经500多年风雨侵蚀，但清真寺的三面墙壁依然耸立，中央还残留着一根柱石。斯沃里认为，从这些残垣断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古老的建筑风格对当地建筑的影响，“中国人擅长石头建筑，墙壁很厚，粘合力强，整体建筑高大壮观”，与上加村现代清真寺相比较，这一特点非常明显。
沿着丛林小道向上加村走去，前面路边出现一座古墓，斯沃里以肯定的口气说：“那是一座中国人的坟墓。”这座坟墓与当地人的坟墓所不同的是，不是在平地上竖立一块墓碑，而是一个圆形土丘，上面用沙石混合物保护，前面矗立着一根六七米高的石柱纪念碑，而且大多数石柱上粘贴着瓷器，因为瓷器在当年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他径直走到坟墓旁，蹲下去用手抚摸墓壁，不无遗憾地说：“好几年前，我曾在这里看到过汉字，现在不见了，也许是被风雨侵蚀掉了。”他补充说，当时曾用钢笔和白纸在上面小心翼翼做了一个拓片存放在办公室，后来可惜找不到了。
在这次采访中，就上加村名的来源特别是上加是否与“上海”有关联，记者询问上加村民、帕泰岛上的岛民、拉木城的居民和博物馆馆员，他们普遍认为，上加源自“上海”，而且当地人还把上加村称为“中国村”。支持“上海说”的专家学者认为，除中国人定居上加村的史实和民间传说普遍认同这一观点外，从语言学角度考察，斯瓦希里语与汉语的发音特点和差异就是最有力的证据。Shanga（上加）的斯瓦希里语读音转化为汉语拼音为Shanggai，而在斯瓦希里语Shanghai中的h不发音。由此可见，上加的读音与上海完全一样。中国人定居后，取居住地的村名为“上海”，出于怀念故乡之意，不断提醒自己是从中国来的，说明中国人的乡土观念强烈，始终热恋着自己的祖国。中国人之所以能够做到改村名为“上加”，这是因为他们的航船带来了瓷器和其它物品，在当地显得比较富有，加上他们多是能工巧匠，因有一技之长而在当地产生广泛影响。
据考证，这一说法与“上海”的历史沿袭十分吻合。唐朝时期，上海称为“华亭”，1291年元朝时始建上海县，郑和下西洋首航时间已是明朝时期的1405年。(来源：人民日报，记者：李新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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