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师道
师者,古已有云:“传道,受业,解惑也”。对于大多数学子,老师常常对其有着深远的影响,所谓“师恩垂范”。 我的高等教育分别修业于北京、香港和加拿大。不说其他,单是风格各异的老师就注解着教育实践的多样性,并体现着地域性的师者之道。 北京的老师:悲壮的知识分子情怀 从西北边疆而下,我有幸在一所近百年的高等学府接收高等教育。在这样的百年名校里,每天晨练,或从食堂打饭不期而遇的一个普通的老者,可能就是你在教科书上已经如雷贯耳的名人,或者是你在水泄不通的演讲堂里只能远远看着的人。那些与世纪相伴又总沉湎于对国家民族忧思的老人,即使曾经的风雨给他们留下了身心的伤痕,也没有动摇他们在学术上的孜孜以求、不为外物所动的平和心态。而那些正在成长的年青学者又似乎每个人都有过相当独特而略带悲壮的个人奋斗经历。他们让我第一次近距离理解了具有独特历史记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品格,因为他们见证了和见证着国家所经历的起伏跌宕,所以他们的精神世界里有一种很可宝贵的坚毅、甚至是悲壮的人文品格。 我的一个老师在“文革”中饱受各种不公平待遇,蹲牛棚,下放劳动,待拨乱反正,身心已经受到极大摧残,疾病也对她治学造成极大的障碍,她甚至无法用手指灵活地握笔。当你看到她用变形的手指夹住一根粉笔吃力地在黑板上划出仄仄不平的字,你的心灵会受到一种震撼。她是一个优秀的学者,更是一个坚强的女性。面对她,我的心常不由得沉重。 我还记得有一次去一对年轻的博士夫妇家,家里四面的书,墙上是两人身着博士服的结婚照片,狭小的房间内只有一把椅子是好的,丈夫坐在只有三条半腿的椅子上,努力地用自己的腿保持平衡。北京的月饼和水果在中秋时候是很贵的,他们一览无余的家里放着三四个月饼,三个苹果。我走的时候,他们没有忘了给我这个穷学生一个苹果,一块月饼。 1998年,我大学毕业即被选送至香港科技大学,母校的老师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当时,其中一位恩师董晓萍教授说:“一切都是祖国给你的!”这么多年来,越来越明白这句话的含义!这样的一批老师总让我深深感动,可能也因为老师的坎坷,他们才会格外关爱学生,那是一种超越了普通师生关系的关爱和理解,就好像父母之于子女,兄长之于弟妹。 香港的老师:敏锐的批判视角和在夹缝中的身份平衡 在香港的日子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岁月,香港的老师以香港本地和大量外籍教师为主,近年来不少从中国大陆留学海外的学者也选择了香港的大学,所以,这里充满着驳杂的思想交锋和活跃的学术争鸣。因为香港特殊的历史经历,使得绝大多数学者有着贯通中西的学术优势,作为中国人,他们对自己的家国的兴衰变迁格外敏感,对于自身身份的认定有着独立的思考和难解的困惑,他们也对西方成熟的方法论有着独特的诠释和得心应手的运用,更不用说与西方最新学术动向的自如对话。香港的老师传授给了我有效的治学方法。 当然,作为在曾经是殖民地的地方成长的学者,由于他们也需要时时平衡自己在文化夹缝中的身份,使得他们具有一种既批判又敏感的学术性格。我尤记得曾经对一位自己最爱戴的老师腹诽颇多,因为他在谈话中流露出对我以前的成长环境和所受的学术训练的不屑。但是他又着实是对我帮助最大的一位老师,几乎是手把手指导我阅读、研究,以及撰写硕士论文。他的种种也只能用呕心沥血来形容。我的另一位老师,即使在我离开香港科技大学已经很多年,仍然和我保持着联系,尽可能提携我在学术上进步成长。我认为自己非常幸运。 加拿大的老师:开放自如特立独行的个人色彩和独立学术人格的催化剂 因为我做的研究都围绕中国而展开,所以无论师者为中为洋,莫不对斯国斯人有着精到的研究。他们的文化背景决定了他们在处理师生关系上的不同,当然更重要的是文化品格上的不同。这里的学生不再是藏在老师的羽翼下,而是很多事情你都要先求诸于己,万不得已才求诸于师。以前那种深厚的师生情谊似乎稀薄了很多,你只能苦苦挣扎,好对自己的将来有所交代。老师作为“传道”、“解惑”的角色淡化了。即使他帮助你解惑,其程度也是有限的,他甚至会说:“对不起,我可能也回答不了你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你会发现一个更为开放个性化的学者群像,没有什么对于个人问题等等取向的限制,个性的差异受到了极大的尊重,个性化得到极大张扬。碍于情面的东西变少了,师与生之间你以为牢不可破的“等级”不复存在,你是个独立的不能再独立的人,你必须做自己的决策者,而老师只作为你亦远亦近的指导者而存在。你会觉得有点惶恐,但你觉得你真的长大了,独立了——无论在人格,还是学术品格上。(来源/神州学人,作者/白莲) (作者简介:1998年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学士学位,2000年获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2004年获“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现为加拿大UBC大学人类与社会学在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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