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4日，在京西宾馆三层大会议室，举行了重建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会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选的100名中央纪委委员中，只有97名委员到会，还有3名“文革”创伤未愈，只能告假住院。
    
    中纪委委员绝大多数是曾经担任过中央和国务院部、委、办、局正、副部级的老一辈的革命工作者，只有五六人是一般干部，但也有四十八、九快到五十的年龄了。绝大多数人，是从“四人帮”被粉碎后迈出监管场所的，其余几个，也是好不容易才逃脱了“四人帮”的迫害，“漏网”下来的。列席会议的各部、委、办、局的负责同志们，也是反复被“炮轰”、“打倒”、“油炸”、“火烧”下幸存下来的。这么一些人聚在一个大厅里，你推我，我攘你，互相揶揄着：“你还活着呀！”“咦，你还没有死……。”“哈哈哈哈”笑个不止。
    
    主席台上，坐着陈云、邓颖超、胡耀邦、黄克诚、王鹤寿等领导同志，以及新当选的中央纪委副书记。他们相互之间点头微笑，抬手招呼，有的还互相问候几句。
    
    台上最活跃的是邓颖超大姐。她一会儿跟陈云同志商量一阵工作，一会儿跟耀邦同志交换意见，一会儿在黄克诚同志耳边说上几句，一会儿又叫住王鹤寿同志谈一谈，显现出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学生领袖，三、四十年代的中共谈判代表的职业特点。
    
    宣布开会了，台下台下静了下来。首先，是由耀邦同志一个一个地叫着出席会议的中央纪委委员的名，然后是一个一个地在位子上站起来，耀邦同志仅凭记忆，介绍着每一个同志的革命历史，说：“这是秋收起义的”，“这是南昌起义的”，“这是湘鄂赣的”，“这是鄂豫皖的”，“这是川陕的”，“这是琼崖的”……在陈云同志讲话间隙，邓大姐又向陈云同志示意了一下，然后拿过话筒，插话说：“汪文风同志，散会后不要离开，我有话对你说。”会议工作人员又重复了一遍邓大姐的意思：“汪文风同志，会后请在原坐位上稍等，邓大姐有话对你说。”
    
    岂知，会议中场休息时，邓大姐在中央组织部干部陈文伟同志引领下，就来到了会场当中我的座位旁。邓大姐拉着我的手，返身向会议主席台走去。邓大姐亲切地问我：“你是从哪里到北京来的？”我回答说：“1954年大区撤销，我是从西南局《新华日报》来的。”邓大姐又关切地问：“在重庆你还认识哪些同志？”我说：“曾岛、郑小南、田伯萍，还有于刚、张友渔、熊复等。”邓大姐又问：“皖南事变时，你在哪里？”我说：“当时我只有十来岁，主要是在东水门、望龙门码头帮人扛行李，打点儿零工什么的，搞几个钱吃饭。”邓大姐似乎恍然有悟地笑了，亲切地转换话题说：“我现在很忙。你代我去看看张友渔、于刚同志，转达恩来同志生前和我本人对他们的惦念。”稍停，她又补充说：“他们俩的问题，已经清楚了，不久就会解决的。”我们在主席台与幕后隔着的一块大幕布掩护着的许多棱子间挑了两个落座，邓大姐的秘书赵炜同志和中央组织部干部陈文伟似乎有意回避了。邓大姐又指示说：“听说，天安门广场上又出现了一些诗词，还有写我的。你告诉你的同志们，凡是写我的，都不要去搜集，主要是搜集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我说：“您不也是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吗！”邓大姐谦虚地说：“主要是搜集歌颂毛主席的，恩来同志和剑英同志、陈云同志们的。”
    
    在这次中央纪委全委会后，中央纪委又召开了几次常委会，我被指定列席参加。每当见到邓大姐时，我都主动地靠近她入座。每当我走近，她总是和霭地笑笑，表示出亲切的感情。我见她在会议中途上厕所，总是费力地站起来，赵炜有时又来不及在她身边扶住她，她就自己走去。她的大脑好像已难完全指挥她的双腿，走得很快，但不稳当。我十分耽心，后来果然听说她在家里摔倒了，发生了骨折。了解情况的同志都说，邓大姐老人家就是太好强了。
    
    一次，我写的反映重庆解放前对敌斗争的长篇小说《雾城斗》，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我特地给邓大姐寄去一本。我说，这是反映我党地下斗争的，我知道您很忙，没有时间来看小说，您就把它插在您的书架上，我就心满意足了。不久，邓大姐处专门通知我，大姐说不是把我写的书插在书架上，而是要放在她办公桌的玻璃板上，有空就翻阅几页。
    
    有一次，重庆出版的大型文艺杂志《人间》，登了一篇我写的关于童怀周的文章，我把杂志送了一份给邓大姐。在《人间》的同一期上，还登了一篇陈琏同志遭到“四人帮”迫害的文章，其中谈到陈琏之父陈布雷，多有夸奖之词。邓大姐见了，特别找了两个老同志，要他们转告我，并要我转告重庆的同志们，对一个人的历史，要实事求是，不能因为他的儿子、女儿好了，他个人的反动历史也可以被说成好的了。我复印了邓大姐的意见，连同两位老同志给我的来信，一起寄给了当时重庆的市委书记廖伯康同志，以引起《人间》编辑同志们的注意。

    邓大姐十分关心我的工作作风问题。她说，你到中央机关来工作，我们很欢迎。你不要学他们那些，刚一来就要专车，专门的司机，这不好。我听了她的话，直到70岁时才配了车。

    我出差到云南西双版纳，那里的热带植物园培育着一种小小的、鲜嫩的、红得透人心肺的红五角星花。我采了点儿花种，并给邓大姐寄去一小包。她很高兴，说一定要她身边的同志把它种在西华厅，让云南西双版纳的红五角花在庭院里盛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