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这些新兴国家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希望召开一次广泛的推动亚非国家的团结和合作的会议，以建立平等的国家关系，促进世界和平。1954年4月28日至5月2日，印尼、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五国总理在锡兰首都科隆坡举行会议，讨论了召开亚非会议的问题。中国虽然不是亚非会议的发起国，但从一开始就积极支持会议的召开，并为此做出了自己的努力。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在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中，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同年，向来华访问的尼赫鲁明确表示中国愿意参加五国总理联合召开的亚非会议，“因为这个会议是为亚洲和平和世界和平而努力的，有助于和缓紧张局势”。这些对于促进亚非会议的召开起了重要的作用。
    
    1955年1月15日，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代表五个发起国致电周恩来，正式邀请中国参加4月将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2月10日，他代表中国政府复电印尼总理，欣然接受邀请，并高兴的指出：“亚非会议是历史上第一次为了促进亚非各国间的亲善和合作、为了探讨和促进他们相互间共同的利益和为了建立与增进友好的睦邻关系而召开的会议。这个会议的召开，反映了最近时期以来在世界的这个地区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也反映了亚非各国要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同时以平等的地位同世界上其他国家友好合作的愿望。这个会议的召开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使得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亚非各国，在任何一国的政府形式和生活方式不受另外一国干涉的原则下和平共处，并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做出贡献。”
    
    包括中国在内的29个亚非国家代表准备召开亚非会议的消息，一时间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的连锁反应。美国对科伦坡五国邀请我国参加亚非会议深表恐惧，害怕新中国与亚非国家接触，于是便利用亚非各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所造成的隔阂大做文章，捏造中国要“夺取亚非世界领导权”，已对远东地区“构成了尖锐、迫切的威胁”的谎言，极力挑拨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关系，制造对中国的恐惧和疑虑。
    
    中国在会上所要面对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从社会制度的角度说，社会主义国家除了中国，只有越南民主共和国。在中国之外的其他28个与会国中，有22个接受美国援助，中国只同其中的6个有外交关系，许多国家与中国从无往来，不少与会国对新中国缺乏了解，心存疑惧，有的还受美国政府影响而抱着敌视的态度。会议上的分歧和斗争将是不可避免的。但亚非人民又有共同的历史遭遇、利害关系，有维护和平和独立的共同愿望和要求，会议又有达成协议的基础。
    
    为了使会议达到预期的效果，从2月开始周恩来即着手会议的准备工作，经认真研究，主持制定了参加会议的方针和策略，并于四月初向中央正式提出了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4月5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中国参加亚非会议的准备情况，批准了周恩来作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方案（草案）》指出：“我们在亚非会议的总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中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

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为新中国赢得巨大声誉

    4月7日，刚刚动完手术、健康还未完全恢复的周恩来率领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飞离北京、前往昆明，正式踏上万隆之行。同时针对周恩来的暗杀行动也悄悄展开了，这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4月11日中午12时15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和随同采访的中外记者共11人，乘坐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途经雅加达转赴万隆。当飞机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海面上空时爆炸起火，机身坠入海中。新华社记者沈建图、黄作梅、李平，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杜宏，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郝凤格以及同机的3名分别来自波兰、奥地利和越南的记者全部遇难。这就是台湾国民党驻香港特务机关为了谋害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人员，以60万港元的巨额赏金买通了香港飞机工程公司的清洁工周梓铭，令他在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制造的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依然矗立着一座高高的纪念碑，石碑的正面是周总理的亲笔题词，背面有11位烈士的姓名和简历。石碑上还有记载烈士们殉难经过的碑文，碑文的最后写道：“为和平、独立和自由的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飞机失事的消息传到昆明，代表团中有人劝周恩来不要再去万隆。周恩来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强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同一天，周恩来正好收到邓颖超关心他和全体同志安全问题的来信。他在12日凌晨的复信中说道：“感谢你的好意和诤言，现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但是，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一封短信，寥寥数语，展示出这名共产主义战士的坚定品格和崇高思想境界。
    
    4月14日周恩来租乘印航“空中霸王”号从昆明飞抵仰光，与缅甸总统巴宇、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理纳赛尔等六国首脑举行非正式会谈，讨论“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带来的影响和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可能出现的情况等重要问题。周恩来针对亚非各国领导人中普遍存在的疑虑和恐惧情绪，冷静分析了召开亚非会议的有利条件，指出：“敌人对会议搞示威性破坏，并不说明他们强大，恰恰说明他们害怕我们召开亚非会议。只要各国从彼此的根本利益上去求大同，只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亚非国家团结的精神，去反击殖民主义的挑战，会议就一定能够开好，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4月16日下午6时，周总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乘坐的专机，在新加坡上空遭遇雷雨险情后终于徐徐降落在雅加达玛腰兰机场，当周恩来出现在机舱门口的时候，欢迎的人群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敌人的破坏和恶劣的天气所造成的危险，都影响不了中国代表团促进亚非团结反帝事业的决心和勇气。

万隆会议会址——万隆独立宫

    4月18日上午，亚非两洲的第一次历史性聚会，在万隆独立厅隆重开幕。来自阿富汗、缅甸、柬埔寨、中华人民共和国、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今加纳）、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锡兰（今斯里兰卡）、沙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也门（今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的304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代表团团长中有13位是总理或相当总理一级的国家领导人，有3位副总理和4位外交部长。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在大会上以《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为题致了长篇开幕词。
    
    第一阶段全体会议，从18日下午至19日全天进行大会发言，发言的共有22个国家的代表。大多数代表的发言在基本点上都是一致的。他们谴责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认为这些祸害是世界不稳定的根源；希望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加强和扩大亚非国家间的合作和团结；要求维护世界和平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渴望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消除饥馑和贫困。会议充满着友好与和睦。但是，也有少数代表的发言重复了尽人皆知的西方反共观点，并把矛头指向中国。有的诬蔑共产主义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有的提出“亚非国家当前面临的问题不是反对殖民主义，而是反对共产主义”，并要与美国联合反对共产主义；有的指责中国进行“颠覆活动”，要中国代表团表明“对和平共处的诚意”。这些发言使会场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引起了代表们的忧虑和不安。这时，与会国代表的目光都注视在周恩来的身上。周恩来在审时度势之后，当机立断决定把原来准备的一个系统阐明亚非形势和任务以及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发言用书面形式散发，而利用中午休会的短暂时间亲自起草了一个补充发言稿。
    
    周总理的发言被安排在19日下午全体会议接近结束之前。当时会场上座无虚席，包括苏联大使、美国大使、荷兰高级专员等许多国家外交官都来列席旁听。数以百计的记者也涌进会议厅，有的人甚至站在椅子上，等待着中国代表团的发言。4点45分，在镁光灯的频频闪亮与镜头的“咔嚓”声中，身穿灰色中山装的周恩来从容地走上讲台，他首先向与会各国表明：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他最后热忱地呼吁：“16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周恩来的话音刚一停住，会场里立刻就爆发出长时间掌声与欢呼声，整个会议大厦为之沸腾了。大会主席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最先迎过来与周恩来握手，说：“你的演讲太精彩了，太动人了。”
    
    周恩来的这篇发言明快、有力，只用了18分钟，却成为两天公开会议的高潮。与会代表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周总理的发言，指出这个发言是使会议走向成功的一个转折点。周总理的发言不仅驱散了两天来在会议上空一度凝聚起来的阴云，而且及时地提出了“求同存异”方针，为下一阶段会议找到了一条绕开对立和争吵而继续进行的道路，为会议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

各国与会代表深为周恩来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促进亚非团结、推动会议成功的种种努力，不只发生在会议厅内，中国和印尼两国政府签署关于双重国籍问题条约以及周总理就台湾地区局势问题发表的声明，被认为是对推动会议进展有重要意义的两件大事，而这两件事情的主角都是周恩来。
    
    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十分复杂和困难的问题。亚非会议前以及会议期间，常有人利用这个问题对中国进行攻击，挑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说中国有可能利用海外华侨的双重国籍进行颠覆活动。与会的东南亚国家也对此表示某种担心和疑虑。会议期间，周总理以外长身份与印尼外长在万隆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条约确定了双重国籍者自愿选籍和一人一国籍的原则，推动解决了印尼华人的双重国籍问题。这不仅解决了两国之间一个久悬未决的问题，而且表明了中国的诚意，消除了东南亚国家在华侨问题上的担心，粉碎了别有用心的人的挑拨，为中国同东南亚其他国家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范例。
    
    会议期间发生的轰动最大的事件，是周总理提出的同美国就台湾争端举行谈判的建议。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中国人民要求解放台湾是行使自己的主权，争取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而美国却干涉中国的内政，于1954年12月2日，同台湾蒋介石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对中国进行战争恐吓。中美两国在台湾海峡存在着军事冲突的危险。因而，亚非会议与会国，特别是亚洲国家，更是十分关心台海局势。
    
    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国不要求会议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因为，那样“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但是，在会外周恩来就台湾问题先后11次毫不隐讳地同关心这个问题的国家代表深入交换了意见。4月23日中午，中国、缅甸、锡兰、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代表团的团长参加了印尼总理举行的午餐会。周总理在会上发表了一个69字声明，表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周总理这一简短的声明，立刻震动了万隆，传遍了世界，获得了亚非各国和世界舆论的欢迎和支持。西欧报纸都在最显著地位、大标题刊载，承认这是我国外交的巨大胜利，是对和平的一大贡献，粉碎了美国想利用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来影响亚非会议的阴谋。在万隆采访的美国记者鲍大可评论说：“周恩来在万隆的表演完全证明了他是世界上最有经验，最有才干的外交家之一。”这个声明向全世界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和平诚意，使一些亚非国家在台湾问题上的误解和疑虑完全消除了，为国际局势的缓和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为本年8月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开辟了途径。

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与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前右）及夫人（左二）合影



陈毅副总理与尼泊尔首席代表江格·塔（中）、泰国代表团团长那拉底（右）亲切交谈

    在会议进入实质性讨论后，一只无形的黑手要把会议拖向相反的方向。从20日傍晚开始，会议再次掀起波澜。有的代表节外生枝，把共产主义称为“新式殖民主义”。22日的团长会议在“共处问题”上产生分歧。一派支持尼赫鲁的“不结盟”中立主义政策和共产主义和平共处的观点；另一派主张同西方联盟反对共产主义。两派之间的辩论一直持续到23日，亲西方集团的国家代表一个接一个地发表了言辞激烈的讲话，会议几乎已成僵局。有人悲观的认为会议再也不可能达成什么协议了。在万隆的一些美国“观察家”也声称：会议已出现“破裂的倾向”。这个时候，一直坐在会场里很少说话的周恩来，不再静坐沉默了，以“明星般的姿态上场”发言。他讲话的分量，是在座的代表都可以感觉到的。在大家期待的目光下，周恩来以平等协商的口气，阐述了中国代表团的原则立场：
    
    “目前世界的形势的确是紧张的，但是和平并没有绝望，拥护和平的人一天天多起来。29个亚非国家在这里开会，一致呼吁和平，就证明我们所代表的、超过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人民是要和平和团结的……证明和平愿望是得到世界上多数国家和人民支持的，也证明战争是可以推迟甚至制止的。”既然要谈和平和合作，亚非国家就应该首先“撇开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制度”等问题，在亚非地区“进行国际合作，求得集体和平”。中国“不赞成在世界上造成对立的军事集团，增加战争的危险。”现在拥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一天天多起来”，但是考虑到在座的有些代表说和平共处（coexistence）是共产党的名词，那么可以换一个名词，可以采用联合国宪章中所用的‘和平相处’（live in peace）。至于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和平。”
    
    周恩来的发言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整个讲话，没有强硬刺耳的调子，只有真挚诚恳的声音，吸引了会场内的每一个人。周恩来的整个发言都是通情达理的，表达了中国愿意与亚非各国和平相处，愿意与亚非各国共同进步的诚挚愿望。他的讲话，结束了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争论，为会议达成一致通过的最终协议扫清了道路。接下来，周恩来提出了中国代表团起草的议案。这个议案将连日来各国代表发言中能为大家所同意的共同点，归纳成为七项原则。他在会议的关键时刻作了这样一个富于和解精神的发言，并且提出了和平宣言的提案，大大缓和了会议的紧张气氛，有人为此感慨道：周恩来“那准确选择时机的外交才能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在会议“几乎已经陷入僵局的时刻脱颖而出，成为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他不打算改变别人的反共立场，但他改变了会议的方向。”
    
    次日，各国代表经过反复磋商，终于制定并通过了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全部内容的关于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写进《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这十项原则是：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四、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五、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六、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七、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九、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50年来，这十项原则促进了亚非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友好合作和团结反殖、反霸的伟大事业，至今仍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万隆会议期间，各方人士请周恩来总理签名留念



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闭幕式上作精彩发言

    亚非会议为所有与会国家提供了自由接触与交往的机会。会议期间，中国代表与各国代表广泛接触，有的会晤从清晨7时就开始了，有的晚宴是在深夜11点半开始的，晚的竟至凌晨一二点还未结束。周恩来利用这些活动结识了几乎所有国家的代表团团长，其中有许多团长包括最初有对立情绪的，都同周恩来建立起了友谊。周恩来平等待人，诚恳热情，思维敏捷，谈笑风生，即使是讨论分歧问题，也能平心静气，从不强加于人。他的儒雅风度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西哈努克在回忆录中写道：周恩来“他那高超的智慧、渊博的学识和文雅的风度，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他那实事求是的作风、灵活机动的策略、善于解决难题的卓越才能以及顾全大局、平等待人的态度，为新中国赢得了朋友，也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打开了局面。在会后的短短数年中，我国同亚非国家之间的关系有了迅速发展，中国的和平外交得到了广泛的开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更多亚非国家的赞同。
    
    周恩来出国前于3月12日刚刚做完阑尾炎手术，尚未完全康复。从17日抵达万隆到24日会议闭幕的八天中，一次又一次的会议和事务工作，已经耗去了周恩来相当多的时间，再加上频频的会外接触、交往，使他每天只有两三个小时的睡眠。随行的陈毅同志风趣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呀，我对你非常佩服，我不但工作不如你，我熬夜也不如你！”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千叮万嘱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国后千万不要把这一情况告诉久病中的邓颖超，说所欠的觉回去后他将补上，可是直到总理逝世也没有兑现。
    
    尽管代表团在万隆期间的日程安排得十分紧张，周总理还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专门来到广肇会馆，出席万隆八万华侨为祖国亲人举行的招待会，时间是25日上午11点半。十点钟还没到，连望街上就排满了各华侨学校学生整齐的队伍。广肇会馆的礼堂只能容纳三四百人，数千人不得不站在大街上，许多被称作“唐山伯姆”的老太太，也站在当街，顶着太阳，一手牵着孙子，一手擎着芭蕉扇，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地等，就是为了看一看来自祖国的亲人。周总理一个多钟头的讲话，不时被一阵又一阵的掌声打断。每当礼堂里一鼓掌，大街上的人们也就跟着鼓掌，而且更响亮更持久。

1955年4月26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陪同下游览雅加达市区，受到雅加达华侨青年的热烈欢迎

    我们的华侨实在是太可爱了！一个多星期以来，每一个代表团成员，每一名中国来的记者，都无时无刻不感到万隆华侨对祖国的挚爱之情。每天中国代表团都要收到各色各样美丽的热带鲜花和刚从菜圃里摘下来的新鲜蔬菜，那都是华侨送来的。在万隆的记者都知道，有一辆红色敞篷汽车是中国摄影记者的专用汽车。这辆汽车是华侨的，而司机就是车子的主人，不论白天黑夜，他都亲自给祖国来的亲人开车。为了迎接中国代表团的到来，许多华侨主动让出了自己的房屋和汽车，在他们看来，能为祖国的代表服务就是幸福，如果得不到这样的机会，就是最大的憾事。祖国的强大，就是海外华侨最大的希望与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