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儿子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年前我赴美探亲。在儿子陪同下，我们来到纽约。当我乘游轮瞻望高高耸立的自由女神像，当我漫步在熙熙攘攘的时代广场，当我站在庄严的联合国总部大楼前，我不由得地想起母亲讲述过的——半个多世纪前，她和另外19名中国护士在纽约进修学习的往事……

荣获“抗日战争胜利勋章”

    我的母亲翟枕流出生于上海一个普通的贫民家庭，很早就立志选择护理工作作为自己的职业，并为之奋斗了终生。1928年她从上海妇孺医院高级护士学校毕业，放弃待遇优厚的留在上海工作的机会，自愿来到浙江省吴兴福音医院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她随卫生署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内迁贵阳。1944年，日寇进犯贵州，贵阳告急，政府下令各单位疏散、撤离。此时，我母亲正在妇委会工作，为了会里十几名残疾妇女和几十名无家可归的难童，她不顾个人安危，送走了刚满周岁的女儿即我的姐姐，自告奋勇地承担了带领这批妇女和儿童撤退转移的任务。当时从贵阳到重庆，山高路险，又正值严冬，敌机在头上盘旋，炸弹随时可能落下来。在这种极其艰难和危险的条件下，她和她的同事们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1945年3月，将这批妇女和难童全部安全撤到重庆，向重庆妇委会办理了移交手续。为了表彰她勇于牺牲、忠于职守的精神以及在抗战中所作的贡献，1945年她荣获“抗日战争胜利勋章”，次年6月，她的名字被载入《世界名人传记百科全书》。

获选联合国护士进修班



翟枕流等中国护士参加美国护理学院为校庆而举办的盛大宴会

    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联合国刚成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为适应战后的需要，在美国纽约主办护士师资进修班，为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培养护士，以解决和预防“大战之后必有大疫”的问题。有欧洲四国(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罗马尼亚、波兰)和中国各派20名优秀护士赴美接受为期四个月的进修学习。
    
    照片中的20名优秀中国护士由全国各卫生机关举荐，经严格考核后由卫生署、中央卫生实验院以及有关医院护理主任共同选定，我母亲也在其中。她们分别从事公共卫生、护理教育和护理行政。其中有八名毕业于北平协和高级护士学校，获有学士学位。有三名毕业于政府创办的第一所国立中央高级护士学校，这所学校师资力量雄厚，声誉颇佳，亦属国内一流。其他佼佼者来自全国各地，有两位系亲姐妹。
    
    随后我母亲和其他19名中国护士分两批从上海起飞，途径关岛、登陆岛、檀香山、美国加州，又转乘火车分别于1946年8月中旬和9月初到达纽约。

见识美国护理事业高水准



中国护士在加拿大一位华侨家做客（前排左三为翟枕流）

    在美国的学习课程由华盛顿联总制定。美籍老师担任指导。前三个月课程包括护理讲授及临床实习。最后一个月可根据自已的专业到各科观察和学习，主要内容仍以预防传染病、结核病及公共卫生等为主。
    
    当时，美国的护理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美国护士在社会中亦有相当的地位。护士学校的教育水准很高，教育方式亦十分先进。学校当时就已开始利用电化教育，如灌肠以及灌肠后所引起的生理变化等都用电影显示，给护士一种新的认识与深刻的记忆。学校十分重视培养和启发护士学员们的兴趣与创造力。她们认为，护理不仅是一种技术，而且还是一种艺术。
    
    最令她们惊异的是，在美国民众中，病人医药与护理常识的普及，大多数病人都按自己预定的时间就诊，所有的常规手续无须医生护士指导。这些都得益于护士平常注重健康教育与指导。
    
    当时美国护理已转变为主动预防模式，护士成为民众的健康导师。她们负责对病人及病人家属作卫生教育及疾病预防的指导，对每位病人及每种病都要作详尽的解释，使病人了解疾病的性质及预防。护理模式的特点尤值一提：即不仅重视病人的个体，还包括客观的环境，如家庭、经济、职业、心理问题等。世界卫生组织的成立，促使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护士们更加认识到健康的重要意义，以致护理模式相应有了很大变化，当然，以先进程度还首推美国。对此，我的母亲及其他中国护士们获益匪浅。她们认识到，美国护理教育制度的改进和学术思想及科学的进步所带来的护理领域革命性变化，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她们为世界和平而学习



参加联合国在美主办的护士师资进修班“为世界和平而学习”的各国护士们

    上世纪40年代的美国已实行五天工作制。每逢周末，来自各国的护士们便互相串门、聊天、交流，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彼此了解和睦相处并加深了友谊。美国报刊曾以“她们为世界和平而学习”为专题发表文章。健康与和平——这个人类共同的话题将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护士们联系在了一起……
    
    美国人民认为护士职业是崇高、圣洁、服务与人的工作。护理工作是优秀妇女的高尚职业。而上世纪40年代时，我国护士连生活都没有保障，更没有社会地位，任人颐指气使；美国当时已有正式护士学校1300所，专职护士18万之多。按人口比例，每727人中即有一位护士，但他们仍感护士人才缺乏。而当时我国注册的护士学校仅有180所，职业护士不足7000人。若以1名护士去护理2000人计算，按当时我国人口则需要护士22万之多……所有这一切——鲜明的对比与反差，让我的母亲越发感到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
    
    护士师资班结业后，我母亲及其他六名中国护士又获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奖学金资助，在美国三所设施完善的大学继续深造。我母亲被分到美国万特堡大学护理学院继续学习，主修公共卫生和护理教育行政。
    
    1947年上半年，国际护士会在美国加州召开国际护士大会。我国有5位护士代表与会。会后，她们与我母亲等七名在美学习的中国护士受加拿大护士会之邀去多伦多大学参观。多伦多市长设午宴款待国际护士界有身份的人物——除中国外还有法国、英国、菲律宾等许多国家的代表。会上推举中国的聂毓禅发言，聂女士毕业于北京协和护校、时任中国护士学会的理事长，博学多才，气度非凡，深得大家的赞赏与钦佩。她引用了中国成语“众志成城，集腋成裘”，意在表达国际护理界团结一致，为护理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的理想。

中国护理界一代精英



一生尽力于护理教育事业的翟枕流“桃李满天下”，护理界晚辈曾为她作80大寿

    20名中国护士学成回国后，大部分从事护理教育和护理行政工作。亦有一部分去了台湾。她们后来大都成为我国护理界著名的专家、学者。她们之中有的荣获国际护理界最高荣誉奖——南丁格尔奖；有的担任省级护理学会理事长或医院院长、护校校长。十年动乱中，她们之间大都失去联系，有的因曾到美国留学而受到不公正待遇。
    
    新中国成立后，我母亲一直从事护理教育工作，先后担任华东军区医院护校教师，汉口普仁护校、湖北医学院护校校长；曾先后担任湖北省护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华护理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她几十年如一日地辛勤工作，严谨治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护理人才。
    
    我的母亲晚年退休在家，一直体弱多病，但她仍关心并经常参加护理界的各种活动，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为恢复我国的高等护理教育而多方奔走呼吁。用她自己的话说“愿将晚年的一切献给我终生从事的护理事业，做到‘春蚕到死丝方尽’”。
    
    1995年，她在87岁高龄时，因病永远离开了我们。
    
    （作者曾任湖北医科大学附属卫生学校基础学科主任、教务科长，武汉大学医学院附属卫生学校副校长，现任湖北省护理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