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江的《新闻文库》近期已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文库分别为“杂文评论选”、“通讯特写选”、“经济热点选”、“传播媒介选”，共计100余万字。永江从事新闻工作20多年，1993年他出版了报告文学集《蓝色星辰》。这次出版的《新闻文库》收入了其近10年来的各类体裁，也可算是他20多年新闻实践的一个成果的汇总。
    
    过去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称之为“新闻无学”，其实，无学与有学也是辩证的。国内外很多知名新闻人并未上过什么专科，照样取得辉煌的成就。才华不是混个什么文凭就可以写出震撼性的新闻作品来的。新闻人是非常讲究人品的，没有人品的人再有才华，文笔也将行之不远。最近国内出版界把日伪时期的胡兰成的一些书陆续出版（但他的政论集未敢出版）。胡兰成是汪伪集团的代言人，是汪伪集团舆论阵地《南华日报》重要撰稿人，他的社评等在当时影响很大。人有才气，文笔亦佳，文章堪称独具一格。但可惜他的政论文大多为汉奸张目鼓吹（比如他的政论文集《战难和亦不易》一书由汪精卫作序，纯属汉奸言论集），所以他作为一个政论家（也是文化人），尽管才气文笔皆佳，但应该说是早已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作为新闻工作者首先应该正直、无畏，具有一流的人格，否则不足于立世行文。不妨再举老报人王芸生为例：王芸生是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公报》的第二位总编辑，以写政论、社评闻名。他自称是“彻头彻尾的新闻人”，他的立论是：“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我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我才有资格说真话”。王芸生的社评一经见报，常常引起轰动。1941年国民党外交部长郭泰祺以公款购置豪宅，王芸生立即在报上予以揭露和抨击。蒋介石读后，立即下令将郭撤职。《大公报》是民办报纸，其宗旨是站在民众立场为民众所言。所以，蒋介石非常重视，每日必读，而且在办公室、客厅甚至卫生间各放一份，以备检阅。因而，国民党军政大员皆希望在《大公报》上刊登颂扬文章，以期引起蒋介石的注意。所以各类要员经常携款拜访王芸生，但无一不被严拒。权倾一时的戴笠曾亲访王芸生，王非但拒而不见，还将礼品扔出门外。由此可见王芸生“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气节。愈如此，则愈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因为他明白《大公报》是讲真话的。
    
    当然，也有人认为尽管《大公报》不断批评国民党，还是小骂大帮忙。因为王芸生也写过《质中共》、《可耻的长春之战》等社评批评中共（当然皆被《新华日报》严厉驳斥）。惟如此，也受到中共的重视。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两次约见王芸生，并为《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1948年毛泽东又邀王芸生访问解放区。由此可见，王芸生的人品和文笔均受到国共双方的重视甚至敬重。他在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常委，著有《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是研究中日关系的重要学术著作。1980年故去。
    
    以此篇幅谈起王芸生和胡兰成，似乎有些冲淡主题。其实这不过是做一个对比，进而论证新闻还是“有学”的。看是不是真正的新闻人，不仅要观其言行，更要看他的白纸黑字，连中国旧时代和西方的新闻工作者都讲究真实，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人岂能反其道而行之！？赵朴初挽王芸生联“人海燃犀尝烛鬼”当可为新闻人之座右铭。毛泽东为《大公报》的题词“为人民服务”当然更应成为新闻人下笔时的宗旨。这已有范长江、邓拓等为之做出了光辉的范例，更不要说邵飘萍、林白水那些先烈了。
    
    我不是专家，对永江的新闻作品难以一一评论。但首先的感受是他的文笔很干净，不卖弄，看似寻常，其实不易。像鲁迅所强调的“勿做作，少卖弄”，其实对新闻写作一样是必需的。另外，他的新闻作品大多都有新闻性，绝非无的放矢。特别是其中的“传播媒介选”更体现了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心。在新闻人中像他这样孜孜不倦探讨有关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理论与实践的，真是凤毛麟角。
    
    胡适曾提倡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一生立传，永江的新闻文库虽然不是自传，但是从中可以看到他20多年新闻工作的人生轨迹，是很值得同行一读和借鉴的。他也许会一生从事新闻工作。我祝他永远是一个“为人民服务”“彻头彻尾的新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