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祖父郭葆昌（1879—1942），字世五，别号觯斋主人，河北定兴县人。他精于古物鉴别，对瓷器尤有特识，因此得以在1915年至1916年初为袁世凯烧制了4万多件“洪宪御瓷”。这些瓷器，都是为袁世凯炮制“洪宪”帝制，在“登极大典”上增光添彩以及作为赠送各国驻京公使的礼品之用。那些瓷器，随着“洪宪”帝制的昙花一现，已成了稀世珍品了。
    
    外祖父原是个贫穷的农家孩子，1896年17岁时，到北京一家古玩铺当学徒。因他聪颖过人，很快便掌握了一套鉴别古玩瓷器的真伪、出产年代、价值等丰富知识以及烧制工艺技能。当时许多达官显贵及富家子弟都嗜爱古玩，常常涉足古玩铺，外祖父周到地为他们的鉴赏和交易服务，颇得赏识，以后还结为朋友。尽管外祖父只读过几年私塾，但他凭借显贵朋友们的权势，在1912年33岁时当上了顺德府（今河北省邯郸县）知县，以后又进入了袁世凯的“总统府”任“庶务司成”，这是掌管总务工作的官职。由于他聪明能干，深得袁世凯青睐。这里可以举一件小事：袁世凯喜食大蒜，每餐必有，但又不愿看到把大蒜瓣摆碟上桌。伺候膳食的人颇感为难。外祖父立即给出了一个好主意，命人榨取蒜汁，盛于小盏奉上，袁世凯极为满意。现在市上有一种“蒜汁醋”，不知是否源于此。由于外祖父的许多“优质服务”得到袁的欢心，再加上他制瓷技艺高超，1915年袁在筹备帝制“大典”时，便委派他为“洪宪”帝国的陶务监督使。据有关资料记载，外祖父走马上任，在景德镇花了140余万元的巨款，烧制了瓷器四万多件，备极精致。
    
    外祖父因此进一步发迹、发财，便在定兴县老家购置地皮，盖起了一所深宅大院。当时我的母亲只有8岁，她后来对我讲到此事，说当时听家里人讲，盖房所用的银元都是用许多布袋装放，用火车运来的。这座用大量民脂民膏盖起的大宅，轰动了定兴县城。从此外祖父便成了定兴县四大富豪之一。
    
    外祖父曾收藏了一件珍贵的青铜觯（音zhi，古时饮酒用的器皿），便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觯斋”。在他烧制的洪宪瓷中，常用“觯斋主人”这一瓷款。我幼年时曾经看到过外祖父把个人私藏的300余件瓷器印刷成一部《觯斋瓷器图谱》，对开精装，封图为金黄锦缎合缝云花制成，全书纸墨彩色均为国产原料，纸张白如霜薄如蝉翼，每图中的器物均为原大原色；色彩鲜艳夺目，并印有中英文的文字说明，极为华美。为印这部图谱，他在私宅内专辟一院，动用了很大的人力物力。
    
    随着“洪宪”帝制成为泡影。外祖父也就离开官场，居住在北京东城秦老胡同一所大宅院里。该院约有300余间房屋，有一座西花园，山石翠竹，十分秀美，正院厅堂陈设，也极豪华。在他的寓所客厅内，悬挂在北墙上方写有“爱吾庐”三个大字的横幅，不知是否也算一个斋名。这可能是袁世凯皇帝梦破灭之后，外祖父闲居北京标榜自己洁身自爱的意思罢。他住在这个堂皇富丽的“爱吾庐”中，仍然从事着国内外名瓷的交易。一些外国巨富常去家里观赏和收买古瓷。外祖父出卖给外国人的瓷器，有他自己珍藏的真品，也有赝品，甚至还有他自己仿古制作的瓶瓶罐罐，因此发了一些“洋财”。他向洋人出售瓷器，常常托称瓷器是别人所有，他只是作为鉴赏家予以推荐。我的父亲本是一个穷小职员，也曾被西装革履或袍子马褂装扮起来，正襟危坐客厅里，说某瓷某器是他珍藏，要价多少多少，外祖父刚从旁对那瓷器进行讲解，加以赞赏；附庸风雅的金发碧眼，往往欣然付出美元英磅，满意而去。外祖父曾说，赚钱要赚洋人钱，不能“坑”中国人。
    
    对我外祖父这样一位历史过客，也同样不能用小孩看电影时问是好人抑或是坏人的方法去评价。他曾为袁世凯服务，终日过着奢侈糜费的生活，但对曾为好友后来当了日伪汉奸者则引以为耻，断然与之绝交。对所藏瓷器，宁肯作为商品出卖，也绝不用以阿谀讨好侵略者，他一直不断重复着将来抗日战争胜利后将余下的瓷器交给国家的誓愿。王荫泰曾经是他的好友，王出任日伪建设总署督办前，外祖父曾多次规劝，但王置若罔闻，终于当了汉奸。外祖父就不再与他来往，病重时还拒绝王去医院看他。

郭葆昌在家中庭院留影

    外祖父在秦老胡同的深宅大院里所过的豪华生活，使我这个当时不满10岁家境贫寒的外孙为之咋舌.我总觉得他并不喜欢我，但几位姨和舅舅每当暑假又常接我去小住，住惯了用小碎砖头墁地小院的我，在他那有着紫藤架、石榴树、金鱼缸的宽敞大院里，总有一种怯生生的感觉。我甚至害怕上他的饭桌。今日高级餐厅里已普遍应用的旋转桌面，60多年前在他家饭厅中就已经拥有。但我对那些转来转去的碗盏，总是不敢举箸。一是担心“不会吃”那些怪里怪气的山珍海味，一旦露“怯”，要遭他笑骂；二是我极不情愿使用那极细又极沉重而且用细链子连在一起的银筷，我曾用那玩艺夹鸽蛋掉在地下却遭过外祖父的斥骂，数十年后读《红楼梦》，竟然看到刘姥姥与我有一模一样的遭际，感到十分真实与亲切。
    
    外祖父先后娶过几次“姨太太”，在他58岁时竟娶了一位16岁的穷人家姑娘。那姑娘终日提心吊胆地生活在那富有而可怖的家庭里，十分痛苦。我独与她关系亲好，每当外祖父发脾气时，我便与她躲到花园里去避难。上世纪80年代初，我曾以她的原型为女主人公，写了一篇题为《水钻别针》的小说发表在《北京文学》上，以纪念这位可怜的女性。
    
    外祖父60岁时患了胃癌，在当时的“德国医院”（今北京医院所在地）作了手术，但后来又扩散。晚年时移居颐和园西二所。当时颐和园长廊北面，有许多房舍院落出租，西二所即是其一。在西二所的院里，抬头便可仰望到宏伟的佛香阁。我曾随着母亲去探望他，因我年纪幼小，不耐烦听老人絮絮不已地说那些我听不大懂的乏味语言，只顾跑出去到石舫去玩.但在我印象中，外祖父似已改变了他那暴戾的脾气。这可能就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罢！
    
    1942年，外祖父病逝于“德国医院”，时年63岁。按照外祖父的遗言，抗战胜利后我的舅父、母亲及诸姨就代表他把他收藏的瓷器捐赠给当时的故宫博物院。
    
    他留下捐赠给国家的瓷器数目不详，上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政权从当时的故宫博物院中将其一部或大部运往台湾。现内地中国历史博物馆内收藏有三件不同款式的这种瓷器，即“居仁堂”制绛黄釉金新花罐一件；“陶务监督郭葆昌慎制”粉彩牡丹蝴蝶瓶一件；“解斋主人”粉彩婴戏瓶一件。现我自己只存有一件瓷器的照片，因我是外行，对其不甚了了。
    
    外祖父著有《觯斋瓷乘》《瓷器概说》，《宋广窑琴考》、《项子京历代名瓷谱释》等。
    
    外祖父为祖国留下了一批珍贵文物，虽然分散，亦当属暂时。我们盼望祖国早日和平统一，海峡两岸的专家能共同携手，对洪宪瓷器整理研究，使之齐备，同陈一堂，让“洪宪”名瓷再放异彩。
    
    （本文作者为北京作协会员，退休前为《北京法制报》副总编辑，著有《水钻别针》等。）

本文作者幼时在外祖父家花园玩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