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浙江百年前的留学潮：出现中国首个留日女留学生

　　浙江在线7月13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严粒粒 通讯员 徐洁萌)最近，教育部发布了今年的第一次留学预警，这也是自2003年来的第61次，直接点名了16个国家的88所学校。点名原因包括破产倒闭、招生不规范、取消资格等。这次预警，在提醒国人警惕的同时，也暗示了新一年的留学潮在高考结束后的大幕拉起。

　　中国的留学大国标签毋庸置疑。为何留学？每年千千万的学子中，有人是为了实现自我，有人为了追求别样的教育，有人是因为高考的失利，甚至还有人不知其所以然。

　　浙江省档案馆藏有浙江留日同乡会办的《浙江潮》以及《浙江留日学生同乡录》的相关档案资料。通过这些内容，始于1897年，长达14年的浙江早期留日运动可见详情。那时，浙籍知识精英和社会栋梁中有不少是留日海归，如秋瑾，如鲁迅，如蒋百里，当然也包括陈仪、陈诚等一批名留青史的浙江籍人士。

　　只有创造过辉煌的国家，才懂得伟大复兴的真正含义；只有饱受蹂躏的民族，才对强国强军有如此深切的渴望。

　　一本浙江留日学生同乡录

　　国势危急，有志之士，多揣教国之心。随着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的失败，随着义和团运动在中国的兴起和被镇压，古老的中国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险。据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纪实》一文——“空负时局忧，无策驱胡虏……因之泛东海，冀得壮志辅。”于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声势浩大的留日运动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了。

　　浙江是最早派遣留学生去日本的省份。据记载，1897年冬，杭州蚕学馆(现浙江理工大学前身)选派了湖州德清人稽侃和杭州钱塘人汪有龄赴日本东京琦玉县儿玉町竞进社专攻蚕学。

　　在洋洋洒洒近千人的《浙江留日学生同乡录》名单中，以文化和教育界名人居多：许寿裳、钱家治、经亨颐、姜琦、周树人、周作人、刘大白、朱希祖、沈尹默、马幼渔、许炳堃、叶墨君、范均之、章克标、郁达夫、夏衍、张邦华、胡仁源、何燏时……不少军事家、政治家也位列其中：蒋百里、蒋尊簋、陈诚、陈仪、秋瑾、沈定一……冯祖荀、陈建功、苏步青、倪贻德、厉绥之……等等医学家、法学家、艺术家也现身名单。

　　风搅长空浪搅风，鱼龙混杂一川中。乱世里，留日浙人也有章宗祥(吴兴)、陆宗舆(海宁)和曹汝霖(祖籍浙江，生于上海)等几个被钉上五四运动耻辱柱的名字。

　　总之，若将名单内大部分人进行“百度”搜索，他们的“名头”都会让你大吃一惊。

　　不留欧美，反而留日成气候，有路近、花费省、日本当局的劝诱等因素。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是主张派生留学日本的最有影响力人物之一。他在1898年所著的《劝学篇》中对提倡留学日本的论述十分精辟：“至于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路近省费可多遣；去华近，易考察；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在甲午一役惨败后，朝野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仅靠几十年的洋务新政不仅不足以与迅速发展的西方，甚至维新不久的日本抗衡。

　　据不完全统计，1901年至1903年，浙江官费去日本留学的至少有121人。在1905年浙江巡抚聂辑槼举行了浙江第一次留学日本的考试，一次就考选了100多名学生赴日本“ 学习完全师范”。自费生因为没有记录，情况不详。除浙江之外，全国留日学生之多，足以形成中国留学史上空前的第一次留日高潮。

　　对于如潮水一般涌来的中国留学生，日本心怀的却是培养亲日人士之不轨，因而极为热情。他们有关方面为了给中国学生补习语言文字及各种学科，于1898年6月开办了日华学堂；同年，日本驻华使臣矢野文雄以日本国之名义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称该国政府愿接受中国留学生并支付经费。

　　出刊仅10期却有国内外50处代销点

　　浙江留日学生为什么要编一本正式印刷出版的“同乡录”？据民国十年版的“同乡录”序文，主要是要培养历史的观念和学术的观念等。

　　民族复兴，念兹在兹。学习中，浙江留日学生确实以知识与胆识，改变着国家的命运。

　　文可载道。1903年，浙江籍留日学生同乡会发起创办了《浙江潮》，最初由孙翼中、蒋方震主编，自第五期开始由许寿裳接编。

　　《发刊词》说：“留学生何事学也？　绍介新学术于我国，　过渡时代所必负之责任也。”可以说，这是留学生们在舆论阵地上，演奏的一曲威武雄壮的救亡与启蒙的二重奏。

　　《浙江潮》所设主要栏目有：社说、论说、学术、大势、谈丛、记事、杂录、小说、文苑、日本见闻录、新浙江与旧浙江等12项。这些文章于“ 发挥本社之宗旨”以“刺激国民之脑”，在“介绍新学术于我国过渡时代”的同时，兼顾报道和评论国际、国内、省内和留学界的大事、要事等。

　　虽为江南一隅的浙人创办，内容却立足全球视野，有理有据地批判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制度，是《浙江潮》的特色之一。如慧僧的《二十世纪之太平洋》一文，通过论证20　世纪，各帝国主义国家“倾其全力以经营太平洋”，“自中日战争以后，　欧美列强莫不锐意扩张其政治上之势力与商业上之利益”，指出“庚子以后，　经济的侵略政策定，　而列国对我之网罗乃愈烈也。” 帝国主义各国改变侵略手段，“注人资本，以攫取商工业上之利益。或开凿其富源，或求其铁道敷设权，或索取其矿山采掘权，而所谓和平的战争者，乃日甚一日。”此外，《俄罗斯之东亚新政策》《新社会之理论》《中国金融之前途》等，仅看题目就可知道作者眼光。

　　大国复兴，当有利器。为闭塞的中国引入新学术，以达科学启蒙的目的，是《钱江潮》的第二个特色。在总共发行10期、刊发文章167篇的《浙江潮》中，登载的学术论文有72篇，占43.1%，比例相当之高。

　　鲁迅在早年留学日本时，与《浙江潮》关系密切。这时他还没学医，却暗合了他今后“弃医从文”的爱国主义道路。从第五期开始，鲁迅以不同笔名，连续发表了四篇作品。许寿裳回忆，当时接编《浙江潮》向鲁迅拉稿，　他隔天便缴来一篇《斯巴达之魂》。

　　而在《说钼》一文，　鲁迅署名“自树”，介绍了X射线和“镭”的发现过程。论文一开头，鲁迅就指出：“昔之学者曰：　太阳而外，宇宙间殆无所有。历纪以来，翁然从之，怀疑之徒，竟不可得。乃不谓忽有一不可思议之原质，自发光热，煌煌焉出现于世界，辉新世纪之曙光，破旧学者之迷梦……由是，而思想界大革命之风潮得日益磅薄未可知也。”

　　《浙江潮》刊发虽然只有10期，却享有极高的声誉和影响。据统计，该刊第1、2、3期均曾两次重印，第4、5、6期亦均重印，每期总印数都达5000册。刊物发行，除在东京、上海、杭州设三个总代办处外，在北京、苏州、福州、长沙、成都、广州等20多个城市及新加坡等地设有代销点近50处。

　　浙江是中国女留日学生的起源地

　　浙江还是中国女留日学生的起源地。妇女留学海外在当时的中国是件很了不起的的事情。这足窥见今天坐拥钱塘江的浙江，一直都有“勇立潮头”时代精神。

　　来自浙江鄞县的金雅妹，是第一个女留日学生，也是中国第一位女西医，同时是中国红十字会创办人。她1881年留学美国，1888年归国从医，1907年始在天津主持北洋女医学堂及女医局，后长期服务于国内医学界，1934年在北京去世。

　　1864年金雅妹生于浙江宁波一个长老会华人牧师家庭。但两年后，一场瘟疫夺去了父母的生命，年幼的雅妹成为了孤儿。美国北长老会宣教士麦嘉谛与她的父亲是世交，看到他的遗孤非常可怜，就将其收为养女，抚养她长大。三年后，麦嘉谛被邀请到日本任教，他带着年方7岁的养女前往东洋。

　　1881年，17岁的金雅梅考入纽约女子医科大学，成为该校唯一一位中国留学生，这件事在当时颇为轰动。1885年，她以第一名的成绩在该校毕业，获得医学学士学位。接着，她又在美国继续了三年研究生的学习，并在这期间曾应聘在费城、华盛顿、纽约等地的医院工作，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实际经验。她勤奋好学，不但精通中文、日文、英文，而且还学会了德文和法文，各科成绩都很好，颇得老师的赞许。

　　在日本的学习和就业过程中，金雅梅深感教育的重要性。她在接受《纽约记者》采访时特别强调：“只有教育可以将中国人从那些错误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通过我们的护士、我们这些与公共机构有关联的人(事实上我们正在那里努力)，希望可以带去最有用的信息。”临终前她把全部积蓄奉献给了燕京大学与天津木斋学校。

　　另一位值得一提的女留学生是秋瑾。她的赴日本留学，《大公报》有过报道：“浙江秋璿女士，号鉴湖女侠，慷慨激昂，不减须眉，素悲中国教育之不兴，国权之不振，以振兴女学为栽培人材之根本，乃于上月初九日(1904年6月22日)由京起程，游学日本”。秋瑾到东京后发现“彼国妇女无不向学，我国女子对之实深感惭愧”，秋瑾希望中国妇女应多到日本留学，她认为“女子教育需才甚急，我同胞多一留学生，即他日多一师资”。此后，秋瑾和其他一些女留学生想方设法吸引国内女青年赴日本留学。在她们的共同努力下，不仅自费留学日本的女学生逐步增多，而且还有了官费女生。

　　1905年冬，日本文部省颁布了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秋瑾等许多浙江留日学生以及其他中国留学生200余人愤然回国。从此，浙江留日学生活动的重点开始从日本而转到浙江以及其他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