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有个夏湾拿 侨眷著书记一段逝去的华侨史
遥远的古巴，首都名叫哈瓦那，我们大部分人却不知道，在古巴老华侨的口中，它叫夏湾拿——就像我们不了解，华侨与这个国家有过那么沧桑的一段历史。由活字文化/中信出版社出版的《远在古巴》一书，揭开的就是这样一页尘封的往事：原来在我们和古巴之间，不只有卡斯特罗、格瓦拉和雪茄、朗姆酒。
世界变幻剧烈，变化不只发生在欧洲、亚洲或北美，遥远的拉美巨变同样令人瞩目。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古巴历史中闪动着中国人的身影，今天的时代巨变，又会以怎样的影响留存在我们的记忆中呢？
2004年，雷竞璇在母亲去世后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一沓厚厚的信件，近两百封，都写在无人再用的邮简上，是他的父亲历年从古巴寄回的。这些家信勾起他丝丝缕缕的回忆：母亲识字不多，当年写信给父亲，都是由她口述，雷竞璇笔录。由此，他兴起了去古巴的念头。
2010年的冬天，雷竞璇到了古巴，第一次踏足这片遥远得仿如在天尽头的土地。出发前，他心中很不平静，揣度着：父亲和祖父还会有什么痕迹留在那里吗？结果近乎一无所获。父亲和祖父的姓名，只是偶尔在几本档案名册中闪过。而现实中，古巴已了无他们生活过的痕迹，“鸿飞那复计东西”。
雷竞璇祖籍广东台山。台山人“以海为田”，出洋谋生的传统相当悠长。他的祖父追随先辈，远赴古巴，何时去的，已不可考。至于他的父亲，在家乡结婚并生下兄弟三人后，于1954年抵达古巴。之后，雷竞璇兄弟在祖母、母亲的带领下，先后到香港定居，在此期间，祖父、父亲不断从古巴寄回家用，直到1959年古巴革命。
1959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年份，无论对古巴，还是对古巴的华侨。古巴由此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古巴华侨的命运亦开始进入他们不曾预料的轨道。这一年，雷竞璇的祖父、父亲来到香港，第二年，父亲返回古巴，祖父则因为年事已高留了下来。和许多华侨一样，他的父亲认为古巴这次革命和往常没有不同，只是一场风波；另一方面，他在香港无法以工作维持一大家子的生存，迫于压力，只能重新回古巴赚钱。
这一去就是六年，1966年，当雷竞璇的父亲离开古巴，转道欧洲返回香港时，身无分文。两年后，他就郁郁而终了，年仅四十七岁。
雷竞璇对古巴的感情复杂。在他眼中，古巴这个国家“贫穷，但不悲惨凄苦”，是阳光照耀下的社会主义，有着自己独特的气质。但是，对他的家族，以及许许多多的华侨而言，古巴又确是“一页伤心史”。19世纪被贩卖到美洲的“华工”，是沉痛历史的开始；他的父亲和祖父到古巴谋生时，正是古巴华侨景况最好的日子，当时古巴的唐人街是全美洲最繁荣的华侨聚居区，有几万人口，每天有七份中文报纸在古巴出版，哈瓦那有三家电影院，每天都放映粤语电影，更有四个粤剧戏班登台演戏。等到雷竞璇抵达古巴时，看到哈瓦那的唐人街残破颓败，华侨都垂垂老矣，只剩下三百人左右，说着旧式的四邑话，仿佛他们的人生已经凝固在时间中，不再往前。
这本《远在古巴》，除了记录雷竞璇三次访古耳闻目见，便是对这些老华侨尚未烟消云散的记忆的保存。支持革命的华裔报人、街边杂货店的普通小贩、华人收养的古巴裔粤剧演员……一一讲述自己的坎坷人生。书中，雷竞璇特意不使用一般通用的译名，例如，称Havana为“夏湾拿”，而非“哈瓦那”，其余种种译名，都用的是老华侨根据广东话特别是四邑方言的音译，将这些流落远方的语词，作为一种历史的凭证。
如果说1959年是一个变化的关键年份，现在古巴又迎来了一个新时期。过去由中华总会馆经营、曾见证古巴华侨社会兴盛的太平洋酒楼停业后，如今变为了孔子学院，古巴人和华侨的后代将来可以到这里学中文。2016年3月，奥巴马成为1928年来首个访问古巴的美国在任总统。另一段历史正整装待发。文/黄纯一
访 谈
与古巴历史紧密相关的中国华侨
青阅读：很少有人了解华侨在古巴的历史，这段历史是如何开始的？
雷竞璇：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中国人正式开始大量移居美洲，这一年，两艘船从厦门出发，向西行驶，经印度洋、大西洋抵达古巴，运去六百多名中国人，是被卖“猪仔”送去当苦力的。当时正是美洲大陆劳动力严重不足的时期。19世纪后半期被贩运到美洲的中国人，数目在二十五至三十万之间，以古巴、秘鲁两地人数最多。自此之后，中国人就一直在古巴，未尝中断，当美国厉行排华时，加州等地的中国人又移居过来，于是古巴形成了美洲大陆最庞大的华人群体。
清末时中国和古巴还没有邦交，去古巴的中国人一般都是社会底层，在海外孤立无援。不过，仍有一些别的东西随他们一起抵达古巴，比较特别的，一个是中国民间的表演艺术，包括音乐和戏剧。另一个就是中医术。古巴有一句谚语：eso no lo cura ni el medico chino，意思是这种病连中国医生都治不了，即无药可救。19世纪贩运华工到古巴的时期，海上航程一般三四个月，船只要配备医生，于是，中医很早便伴随远洋船只到达古巴，部分留下来在当地行医，形成不少真假难分的传说。当时，古巴报纸采访过中医，古巴作家还创作了一部话剧叫做《中国医生》。中国和古巴之间的文化交流一开始就在这种基础上建立了起来，派生的，潜移默化的。
青阅读：1959年古巴革命对华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为什么有那么多华侨参与到古巴革命中？
雷竞璇：1959年革命之后，古巴华侨内部的冲突其实很激烈。国民党在古巴的分部是它在海外最庞大的，有自己的日报和党部大楼。革命后，华侨中的左派夺取了权力，大部分国民党的人之后离开了古巴。其实，普通的华侨传统上是不过问当地政治的，这是超出能力范围的事。但是古巴革命似乎比较特别。可能的原因，第一，参军打仗可以帮助他们脱离原先贫困的生活；第二，1959年参加革命的有很多第二代华侨，他们感觉自己是社会的一部分，有能力参与政治了；第三，华侨一般有爱国情绪，早在20世纪20年代，古巴华侨当中就出现了一批“马列分子”，他们未必是共产党员，但非常拥护或向往中国革命，其中最为知名的一位叫黄淘白(Jose Wong)。1930年，黄淘白遭杀害，自此成为古巴“左倾”华侨心目中的烈士。古巴革命时，华侨组织的武装队伍就叫做“黄淘白民兵队”。
青阅读：除了参与古巴革命的华侨之外，其余华侨的情形是怎样的？
雷竞璇：参与古巴革命的华侨在总体华侨里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当时绝大部分华侨还是只希望赚点钱寄回家乡去，等到自己老了就回乡。对这些华侨而言，古巴革命对他们人生的影响是悲剧性的。去的时候，谁也没料到古巴会发生革命，最后是生意做不下去，钱寄不回去，自己也回不了国。
对华侨打击最大的是更换货币。革命后，古巴政府宣布，要在某一天把所有钱都存进银行，不存的话就作废，之后只能定期领出规定数额的新货币。老一辈的华侨大都不信任银行，钱自己存起来，然后寄到乡下去。就在他们犹豫的时间中，错过了换货币的机会，结果存的钱都作废了。我听说有一个华侨，在家里存了一大笔钱，当时没有去换。后来他终于有机会回中国，临走前，每天晚上在家里用火烧已经没用的钱，烧了许多天。这类故事相当多。
青阅读：对于这段华侨史，您觉得该如何看待？您在访谈或是写作时，有着怎样的感受？
雷竞璇：我个人很同情这些华侨。他们没有料想到自己会有这么不幸的遭遇。我在听他们讲述的时候，会想起我祖父、父亲的经历，在探访古巴期间，心情一直很压抑。我父亲、祖父最终还能回到香港，而他们很多人根本连回来的机会都没有。十个华侨中有九个在当地没有完整的家庭，一个人在那里孤独地面对年老，怀念永远也回不去的家乡。这是一段悲哀的历史。有一个华侨家庭是我访问的最后一天才找到的，没有记在书里，这家人三代同堂，是一个少有的完整家庭，这次访谈是我唯一感到欣悦的一趟。
所以，这本《远在古巴》也算是我尽的一点努力。如果没有这些记录，可能连有限的东西都留不下来，这批华侨的历史将被整个地遗忘。
仍在古巴的老华侨越来越少，成为“珍稀动物”了
青阅读：您三次访古，总共访谈了三十多位老华侨。您是如何选择这些访问对象的？
雷竞璇：2010年我第一次到古巴时，当地尚余老华侨三百人左右；2013年1月重返古巴，只剩下约二百人；2013年12月第三次到古巴，仍在的老华侨约一百五十人，成为“珍稀动物”了。到这本书问世，还剩下多少无从得知，但这个群体即将消失，则可预见。因此，我没有特别挑选的余地，就是一个个寻找，找到谁就和谁聊。愿意接受访问的，我就坐下来请他吃顿饭，打开录音机。除了个别几位，因为生活经验不是很丰富，不愿意接受访问之外，其他的都很乐意和我谈。不过，这些老华侨文化水平不高，语言能力不是很强，怎么能慢慢引导他们讲话，还需要一定技巧。能懂他们的方言非常重要，幸好我从小说台山话，和他们交流没有问题。
青阅读：这些老华侨对中国的印象是怎样的？现在他们还想回中国吗？
雷竞璇：1959年之后，古巴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古巴被美国封锁，外面的消息很难传入，同时，古巴本身对新闻和言论也有控制。另一方面，革命后，有能力离开的华侨都离开了，留下来的华侨文化水平都较低，他们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与外界隔绝。比如有人会问我，香港的某地方还在不在？其实这个地方早就没有了。这是一种很奇怪的面貌，不恰当的比喻，有点像《桃花源记》里写的“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老华侨都非常怀念中国，但对中国几十年来具体发生了什么其实不清楚，只知道现在中国强大了，就很高兴，因为他们出国时，中国还是贫穷、落后的。
古巴和美国等国家不同，种族非常混杂，因而种族歧视不严重，社会比较平等。这是老华侨选择到古巴去的一个因素。现在，随着古巴的开放，渐渐地又有许多中国人前往古巴，留学、投资、经商。这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这些新到古巴的中国人不再讲台山话或是广东话，而是讲标准的普通话，和这本书里记录的那些因为家乡贫困、生活艰苦而到海外谋生、寄钱回乡的老华侨完全不同了。
青阅读：您的这本书可以看作是一种口述史吗？
雷竞璇：我做的这件事确实是口述史。不过，我自己读历史系出身，一直对口述史抱有怀疑的态度。第一，人的记忆是有误差的，常常前后矛盾。第二，个人的看法总是片面的。历史主要还是要通过文献整理。我以前也没有做过口述史项目，但是，这次我意识到，不这样做就没有别的办法去保留这份历史记忆了。这些老华侨自己没有能力写，古巴当地的文献也非常不齐全。老华侨们讲述的肯定有不准确的地方，例如有些回忆太痛苦，不想再提。但是，整体的历史面貌还是可以从中得到反映。访谈老华侨的完整口述文本我也已经整理好，15万字左右，后续我会核查很多资料去校订它。
采写/黄纯一
大写的家书，历史的证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魏然
提到拉丁美洲，很多中国人最了解的国家就是古巴，它给不同地区、不同年代的中国人留下很深的印迹。但另一方面，古巴对于中国人而言，在地理上又确实是难以抵达的国度，就像《远在古巴》这本书的书名一样。
我第一次去古巴是在2007年。我本科毕业于北大西班牙语系，而中国大陆所有西班牙语系的教育都始自古巴，甚至始自格瓦拉访华。对于该系的老师和学生而言，古巴、格瓦拉都曾经带来非常强烈的情感经验。因此我是随身携带着格瓦拉的《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去的哈瓦那。
那时的哈瓦那已经非常不同。上世纪90年代后期，古巴的旅游业已经开放。在古巴革命广场旁的内政部大楼上，悬挂着格瓦拉肖像，而广场上则停着中国赠送的QQ汽车，作为出租车使用。整个哈瓦那已在旅游业的刺激下复苏，但变化还是相当有限，和近两年尤其是古美复交之后的情况大不一样。举一个例子，那时在哈瓦那，还能拿清凉油作为消费的“货币”，付停车费、服务费，但这两年，你再给清凉油已经没有人要了，只能付真正的美元。
不同的人去古巴，会带有不同的情感结构，与此相对应的，也是《远在古巴》书中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不同的当地华人移民的经验。有一本讲述古巴三位华人将军的书叫做《我们的历史并未终结》，实际上，华侨在古巴革命中贡献相当大，古巴独立战争后，留下一块石碑，纪念华人士兵，上面的字中文翻译过来是“无一逃兵，无一降卒”。确实有许多华人在古巴独立战争中贡献了自己的生命，以及在战争后加入到左翼的革命队伍中去。但这是一部分人的选择，是一部分华侨的经验。而在《远在古巴》书中，作者讲述了更多不同类型、不同阶层的华侨移民的人生故事，大部分是属于社会的经济底层的。
其实，华人在古巴社会中是广泛存在的，只是长期以某种隐性不见的方式，一如这些华侨移民的历史。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若没有书面的记录，这些记忆也会逐渐消失。我在古巴的时候，常有标准拉丁人种长相的人和我打招呼，用西班牙语说，你好，我是中国人。可能他的某一位祖辈是中国人，而到他这里，除了记忆里的“中国人”身份之外，已经没有任何痕迹了。还有一次，我遇见一位在古巴生活的老先生，交谈时他一口粤语，我以为他的家乡是广东，没想到却是北京。因为在海外生活了四十多年，他的口音已经完全从北京话变成了台山话。由此我想，古诗里说的“乡音不改”可能是一个神话，语音很难在时空的变迁中保留下来，相反，这样的记忆很快就会被遗忘。
《远在古巴》很像一个马尔克斯式的故事，是从几封家书开始的。而在我看来，这本书更是一封大写的“家书”，许许多多在古巴的华侨移民，他们的家书没能寄出去，他们的故事没有机会讲出来，现在通过这本书，借作者之笔，寄出这封大写的家书，将他们的精神寄托于其中。书封面上的邮戳，似乎正是某种象征。
对我而言，某种以中国为中心的视野，让我在真正接触到海外华侨移民之前，很难体会他们离散异乡的生活经验。因此，这些从“远在古巴”寄来的一封封信，用一个西班牙语语词来讲，是一种“证言”(testimonio)，用文字记录下了时代的一个侧面，包括60年代战争的经历、另外一种社会形态下当下的人所不能想象的经历，或是那个时代的人们的某种希望。这份证言，这封大写的“家书”，是寄给当下、寄给后人的。后人是谁？是我们这样的中文读者，也是未来时代的年轻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