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12月18日刊出长篇报道，并在19日发表社论说，“这个危机原来早有警报”。早在2000年，已故的联邦储备银行总裁之一爱德华·格兰姆利奇就发现，一大批放款人引诱偿还能力差的人参与风险很大的抵押贷款交易。他曾私下敦促联邦检查员对与大银行有联系的抵押放款人进行调查，但被当时的联储会主席格林斯潘所阻。

　　长期被民众“神”化的格林斯潘至今仍坚称，联储会没有权力限制这类贷款。此话缺乏道理。现任联储会主席伯南克亡羊补牢，建议收紧抵押贷款规则，但有点晚。

　　2004年，国会通过法律禁止不公平、欺骗性抵押贷款。格老却以不公平、欺骗性“过于含糊”而不采取行动。对于今天的危机， 联储会责无旁贷。

　　联储会放任自流，在延续了16年的房地产泡沫即将破灭之前无所作为并非偶然，是为了帮助实现布什总统所说的“(住房)所有权社会”(ownership society)。联储会和政府都要优先促进所谓的“金融创新”。

　　“不公平”、“欺骗性”含义模糊吗？另一位先知先觉的女士希拉·拜尔早在同格兰姆利奇共事时就要求放款人同意在发放次级贷款时遵守“最佳做法”。但她在2002年就离开了财政部，到麻省大学任教，直到去年出任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主席。

　　拜尔上任不久，就发现贷款标准有问题。所谓的“创新”包括不需付头款，而且不要求借款人提供财务信息。有的贷款申请书甚至恳求借款人就收入撒谎， 即所谓的“撒谎人贷款”(liar loans)。令她最感不安的是当时流行的各种可调整利率贷款，例如初始利率7% 一两年后就调高，甚至高达惊人的30%至40%。

　　事实上，这类贷款在发放时就不指望偿还，而假定在利率重定之前借款人再融资。如2003年，这类贷款大都在重定利率前就再融资。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当时房价以空前速度上涨。到今年房地产泡沫破灭时，据FDIC估计，170万宗此类贷款中，大多数借款人无力偿付重定的高利率。

　　在过去，双方通过协商有可能定出新条件，但如今放款人把抵押卖给了华尔街，商谈新条件已不可能。今年3月，FDIC 举行了一系列圆桌会议，企图对债主施压，冻结初始利率不予重定。虽然债主口头上都答应，实际上不到1%做了调整。

　　拜尔干了一件调节员都不愿干的事情。她在10月初公开发表演说指出，总额3000亿美元的贷款将在今后数年内重定利率。鉴于问题严重，解决办法是冻结可调整贷款利率于初始利率。财政部长鲍尔森倾向拜尔的意见，但主张冻结可调整抵押贷款利率5年，而不是拜尔主张的永久冻结。

　　这个办法只涵盖170万宗抵押贷款中的30万宗，因为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借款人没有资格享受这种待遇。这是合情合理的，但信用不佳者有权享受这个待遇而信用良好者却无权享受，则没有道理。毋庸置疑，这一权宜之计不能从根本上化解次贷危机。

　　为了缓解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联储会打算给各银行400亿美元贷款。这是下半年联储会第四次试图解救金融体系。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怀疑此举是否奏效，因为目前的问题已不仅仅出在资金流动性上，而是金融机构是否能不倒闭的根本问题。

　　目前，许多金融机构亏损严重。前财长劳伦斯·萨莫斯认为，美国经济陷入长期衰退的风险比多数经济学家的认识要大得多(格老估计的衰退机率是50%)，可能比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和80年代初的衰退更糟。

　　有人以为美元贬值，增加出口，仅此就能帮助美国经济避免衰退。然而，笔者认为，形势严峻，丝毫不容过于乐观。(来源：美国《侨报》，作者：赵景伦，系旅美华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