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这辈子生了我们10个兄弟姐妹,10个孩子就像是她的10个手指头一样,个个都连着她的心。当我们各自成家立业后,母亲一会儿跟着这个过,一会儿跟着那个过,有时在印尼,有时到国内,有时又去香港,直到她97岁的那年,她说要回印尼,我们知道她是在想早已过世的父亲……
全家人过着清贫的日子
我的祖籍是福建平潭县,父亲在有5个孩子后,才跟着别人去了印尼,在一个名叫巴鲁(PALU)的小镇落脚,随后很快就将母亲以及5个孩子接到了巴鲁。父亲只是个农民,除了种地,其他什么都不会,做生意还是到了巴鲁后才开始学。没有本钱、没有经验的他,只能挑着小商品到农村去贩卖。生意做了一段后,感觉做不好,于是就离开巴鲁到一个叫巴罗罗的地方种田,但种的是一些咖啡、地瓜、蔬菜之类的东西,两年后又觉得不适合在巴罗罗当农民不顺手,就回到了巴鲁,在家里做起了铁匠,同时也兼作糕饼糖果。巴鲁镇很小,全镇只有一条街道,街道两旁都是低矮的房子,整条街只有几座房屋是两层楼的,沿街房子大都是华人开的商店,而商店里卖的东西一般都是各家自己做的东西。我家临街的房间也是商店,而卖的东西,除了父亲打的一些铁具,还有的就是他做的甜饼和糖果。虽然也是一间铺面,但生意非常清淡,每天的收入大概仅够吃饭。日子过得比较清苦,但还是一天天的过,全家人觉得这也许就是我们生活的全部,因为在那种环境下生活,大家只满足过好每一天,从没有奢望更多的东西,这也许就是一种简单的幸福。
母亲是个小脚女人
母亲是个小脚女人,但这并没有让她成为生活的累赘,所有女人该做的事她都做,不仅如此,那些该男人做的重活她也做。记得父亲打铁时,母亲一样跟着抡铁锤,由于父亲一手要用钳子夹着烧红的铁块,另一手只能抡小锤,而小锤打铁的力量有限,这样抡大锤的活儿只能由母亲来做了。那时我还很小,不太懂事,看到母亲在打铁的时候,就坐在远处观看,看着父亲和母亲一起打铁,你一锤我一锤,叮咚叮咚的打铁声格外的响亮,每次铁锤的敲打,烧红的铁块都会溅出星星点点的火花,那也许是当时我听到的最动听的音乐。家里的收入尽管很微薄,但我们到了上学的年龄时,父母都让我们上学去。作为孩子,我们心里都懂得那些学费的份量,所以从上学的第一天起,就知道要学好功课,要对得起那来之不易的学费,对得起辛苦操劳的父母。上学读书是我最早体会到快乐的事情,在那儿不仅能学会读书识字,还能和同学一起玩,虽然巴鲁中华学校很小,但那时却觉得很大很宽,很多快乐都来自这个学校。到了二年级时,日本占领了印尼,连小镇都插上了太阳旗,这时我们家逃难到很远的农村开荒种地,那长达一年多的日子,全家人吃的都是自己种的东西,尽管我们以前就过着穷日子,但那段日子更艰难。
我最想做的事是读书
日本人投降后,小镇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回到巴鲁后,我又到学校读书,这时在家住的人又少了几个,大姐、二姐和三姐都陆续出嫁,几个哥哥也成家分出去。虽然吃饭的人少了,但以前她们做的家务事自然就由我来做,早晨我要喂猪后才能去上学,放学后要帮母亲缝衣服,交给父亲到市场上卖。逃难回来后,父亲就不再打铁了,可能是他的身体越来越不好,重的体力活都不适合他做,他只能到市场上摆摊卖东西。父亲的小摊什么都卖,但卖的最多还是母亲做的衣服,这些衣服是为当地人做的,做当地人的衣服比较简单,一般人稍微学一下就会。不久,父亲病发逝世,全家人陷入了更深的困境里,这时我小学正好毕业,几次想跟母亲提出上中学的事,但都不敢提。母亲其实知道我的想法,她知道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为了能读书,我宁可做任何的家务事,为了读好书,我比同龄人少玩了很多,每天回家除了做家务外就是读书。但她还是认为女孩读书没有用,她劝我不要再读书了,能读到小学就可以了,女孩子最终是要在家里相夫教子。我也知道母亲即使答应我读书,也拿不出学费,于是我将我要读书的事告诉了三哥。那时三哥已结婚成家,没和我们住在一起,虽然他在做生意,但生活也是很拮据,一听说我的事情,他二话没说,答应出学费供我读完中学。
在初中时我有了自己的理想
巴鲁只有小学,要读中学就必须到望加锡,那时望加锡是苏拉威西省的首府,比巴鲁大了许多,但这个中学仅仅只有初中,初中毕业后的人要读高中,就得到泗水去。巴鲁和望加锡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尤其这里的华侨社团很活跃,它们大致可分成两派,一派是拥护新中国的,另一种则是反对新中国的,而拥护新中国的人多于对立派,在这些拥护新中国的人中间,更多的是年轻人,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新中国的每一件事,因为他们觉得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海外的华侨才真正地被人看得起,他们把新中国当作自己的母亲。我在一位热血青年的介绍下,加入了新青年学习会,在那里我也和别人一样,成为了一名爱国积极分子,同时把回国建设祖国当作一个崇高的理想来实现。
母亲最终回到父亲身边
1953年,我和100多名同学一道,踏上了回国的轮船,我知道母亲不能来送我,但我很希望她能和其他欢送人一起,看到轮船离开码头的那一刻。我是家里第一个离开印尼的孩子,那时还没体会到这种“离开”对母亲意味着是什么。回国后我还写信动员两个妹妹也回国读书。当两个妹妹回国后,母亲身边已经没有孩子要她抚养了,虽然她搬到大姐家住,但她却思念不在身边的孩子们,尤其思念远在中国的孩子们。母亲没有文化,我写给她的信都是通过姐姐告诉她,她要告诉我的事也只有通过姐姐写信来,而且在信里总是那些安慰的话,从她的话语中,我感觉到她很想念我。
终于有一天,母亲从印尼来到了中国,她和我住在一起,在此之前,她在印尼分别在几个姐姐哥哥那儿住过,但回国和我住了一段后又开始想念她在印尼的孩子。那时,中国和印尼没有建交,母亲无法直接回印尼,期间曾想从香港转回到印尼,但最终无法实现回印尼愿望,无奈之下只能回到福州,但想回印尼的那种渴望与日俱增,并且成了她无法治愈的心病。
1989那年,97岁的母亲无疾而终,大家都知道她临终时的要求——她要回到印尼巴鲁,和父亲葬在一起,这是让人心颤的祈求,我们答应了她的心愿。
终于有一天,我将母亲的骨灰送到深圳,香港的姐姐来深圳接走骨灰回香港,哥哥从印尼飞到香港把母亲的骨灰捧到了巴鲁,然后将母亲骨灰安放在父亲的身旁……
1993年,时隔40年后,我回到了巴鲁,沿着那条老街道慢慢地走着,眼前所有的东西都能打动我,而奇怪的是,走在这条街上时,却处处能看到母亲的身影,看到她在街上走路的样子,看到她卖东西的样子,看到她做事情的样子。
我想我之所以会这样,只是这个小镇和母亲都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
林琼,原名林珠娘,女,印尼归侨,现年76岁,退休前任职于福州市电子局。(林琼/口述 林小宇/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