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贵添／口述 林小宇／撰文)
故事主人公小传：
陆贵添，男，马来西亚归侨，现年83岁，退休前任职于福州机器厂。
福州南公园龙津街上的龙津巷不宽，小巷里的居民都把小巷当作自己的院子，平日里总爱聚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聊天，我很少和他们聊天，因为我不会讲福州话，我是这个小巷里唯一的从马来西亚回来的归国华侨。
独自坐在门前，看着在小巷里穿梭的人们，看着偶尔洒落的阳光或雨滴，我越来越容易沉浸在过去的日子……
二叔带我到马来西亚
我的祖籍在广东，3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到了4岁时，母亲不得不扔下我和姐姐改嫁到外地，我和姐姐只能由奶奶和二叔来抚养。
9岁时奶奶去世，所有的生活压在二叔一个人肩上。那时二叔还没成家，他每天都要到外面打工，只有这样才能勉强维持我们的生活。二叔天没亮就要出门，一直到天黑后才回来，我一天到晚盼着二叔回家，若天黑后二叔还未回来，我就开始哭了，哭得很伤心。
我11岁时，二叔实在维持不了眼前的生活，于是带着我渡海到了马来西亚的丹槟，投奔在那里的三叔和四叔。
三叔和四叔较早来到这里，开始他们也是做苦工，直到有了点积蓄，两人就合办了个锯木厂。锯木厂设在丹槟较远的农村里，工厂的后面就是大山，那些从大山运出来的木头就可以在工厂里锯开。
在马来西亚，人们居住的房屋一般都是用木头盖的，因此对木板的需求很大。工厂不是很大，锯木都是用手工，工人大约只有20多人，全都是中国人。
二叔和我在工厂里也是当工人，我和那些工人一起住在一间大屋子里，也和他们一起吃饭，所不同的是，我是工厂里年纪最小的，那些力气活儿我干不了，只能去饲养工厂里的两只牛。
我为锯木厂放牛
工厂的那两只牛是水牛，个头很大，力气当然也很大，每天水牛都要从山上将木头拖下来，拉到锯木的位置上，我是负责牵牛的，待休息时要到山上放牛，每天还要到水田里割200多斤的草给牛吃。
水牛的脾气很温顺，有时我也会靠着它休息，没想到，牛身上的虱子跑进了我的耳朵，一连几天让我非常难过，怎么也没办法把虱子弄出来，有一天实在难过，我就用一根树枝用力地往耳洞里捅，结果耳膜被捅破了，从此一边的耳朵就再也听不到声音了。
那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每天有饭吃，有活儿干，因为儿时的饥饿让我非常的恐惧，所以到了锯木厂后我就觉得很满足了，这里不仅有三顿饭吃，有时还有一点零花钱，我就拿着这些零花钱学着大人买了纸烟吸。
就是在这段时间，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本人不仅占领了中国，也占领了马来西亚，而这些事我们全然不知道，直到看见日本兵端着带刺刀的枪，在大街上耀武扬威时，我们才知道马来西亚被占领了。
虽然马来西亚被日本占领，但我们的生活基本没有什么变化，每天还是做原来的事，两头牛干活时依然是那样慢悠悠，休息是我还是爱蹲在大门口吸烟。
日本人将所有的工友都杀害了
一天，我正在大门口休息，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时有人大喊“牛跑了”，惊醒之后我拔腿就去追牛，沿着路追了很久才看到两只水牛。
追上水牛后，转身看到远处工厂被日本兵包围，不一会儿，工厂里的工人被带出来，日本人端着枪押着他们朝我走来，我看到走到跟前的人都是我所熟悉的人，其中也有我的二叔。
我和一些路上的人也都被日本人围住，大家一起被带到附近橡胶园里的工人宿舍的空地上。到了那儿，路人和工厂的工人被分开，我被分在路人的那群里，二叔被分在工厂的人堆中。接着工厂的人一个接一个的被两个日本兵带进树林里，而被带进去的人就没有出来。
很快，我们知道日本人在屠杀，人们有的感到恐惧，有的感到愤怒，而我看到二叔也被带走时，我的脑袋一片空白，当想到那些死去的人不仅有养育之恩的二叔，还有朝夕相处的同伴时，我只能痛苦地哭泣。
我现在还记得那次的屠杀不仅有我所在的工厂的工人，还有另一所锯木厂的工人，以及橡胶园的工人，在这些人中还有两个1岁左右大的男孩，日本人将男孩抛向天空，在小孩落下时，用刺刀从下面顶着，小孩瞬间就被刺刀刺穿了，鲜血顺着刺刀忘下流，而日本人还在继续屠杀另一个小孩。
二叔被杀害后的几天，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我只能牵着两只水牛这儿走走，那儿停停，我不敢再踏进工厂一步，那儿的寂静就如地狱一样的可怕，我也不敢到山后去看二叔，幸好一家印度人看我可怜，让我到他家住了几天，虽然我们的语言不通，但从他们的神情上看，他们很善良，很想帮助遭受不幸的人。
为替死难者报仇，我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三叔和四叔那天正好没有在工厂，前一天他们俩因为工厂生意的事意见不一致，吵架后各自回到丹槟的家里，因此逃过了一劫，而我逃过这个灾难的原因是为了去找跑掉的牛，是那两只牛救了我的命，但让我难过的也是这两只牛。因为工厂不能开工，养的牛就没有用了，三叔和四叔要我把牛赶到屠宰厂去，卖给牛肉贩子。那天我赶着这两只牛慢慢地走向屠宰厂。那条短短的路，我却感到在走一段漫长的旅途，当我离开牛的时候，两只水牛还在望着我，它们不想留在这儿，想跟我回去，我不敢看它们，它们可怜的目光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
告别了两只水牛后，我也无心再在三叔和四叔这儿了，于是开始在马来西亚各个地方流浪，只要有工做，我就留下来，在锡矿当过矿工、在船厂当过搬运工、在橡胶园里当过割胶工、在农村当过农民，很多时候我的工作是在这几个工种中轮流。
但不管我做什么，我的心里一直惦记着死去的二叔。
终于，机会来了，我接触到一只由华侨组成的抗日游击队，我毫无顾虑地放下手中的活儿，跟着游击队到了大山里。
原本想参加游击队可以去消灭几个日本兵，但游击队却不让我去扛枪，而是让我去各个村庄发放宣传单，后来才知道发放宣传单的作用不比消灭日本兵差，甚至还超过了开枪战斗。
日本投降后，我就离开了游击队，又开始了四处工作的日子。
虽然生活不稳定，但也别无选择，幸好那段时间我心情很好，觉得对得起死去的二叔，也对得起那些曾经的同伴们，最高兴的是我看到日本人投降了。
工作之余，我用自己仅有的积蓄买了一辆自行车，并且骑着这辆车到了很多的地方，不仅欣赏到了槟榔屿的美景，也看到了马六甲的风光。
我在回忆中探望亲人
1951年，我回到了祖国，原想留在广东，但由于工作需要来到了福建，在福州的一家工厂里当上了钳工。奇怪的是，那时觉得身上有一股使不完的力气，做什么我都要做最好，做最多。也是在那火红的年代里，我几乎年年都是“生产积极分子”，家里墙上贴满了奖状，看到一屋子的红色，心里别说有多高兴，头脑里就只有工作，其他什么都不想了。
到了退休后，我想这下可以回广东去看看母亲了，但突然发现我不知道母亲叫什么？在哪里？连姐姐的名字都不知道，这让我十分伤心。
从那以后，我都是在回忆中去追忆母亲、追忆姐姐，我一直努力地往遥远的过去寻觅，但很多的事越来越模糊，只有姐姐带着我去看改嫁后的母亲这件事犹如刻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母亲改嫁后又生了3个弟弟，她看到我后，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紧紧地抱着我，她伤心的泪水滴在我的脸上，也永远地滴在了我的心里……
这是我唯一一次拥抱着自己的母亲。
……
我的生命中有很多人，他们都是我不能忘记的人，但和母亲的这次拥抱却让我久久不能忘怀。我现在一天天的老了，记忆也在一天天的减少，我担心连这和母亲的“一次拥抱”记忆都会没掉，恨不得把它镌刻在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