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汤念祺

    蒋介石所感头疼的人一个是报业巨子史量才，一个是抗日英雄吉鸿昌。

　　史量才在上海掌握《申报》、《新闻报》，思想激进，不断抨击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且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深孚众望，很有影响。

　　蒋介石曾专门召见史量才，劝他不要与政府作对，并威胁说：“我有几十万军队，惹恼了他们是不好办的”，但史量才针锋相对：“我也有十几万读者，惹恼他们也并不好办。”谈话不欢而散，蒋介石由此动了杀机，命令戴笠予以暗杀。同时命令执行对吉鸿昌的暗杀行动。

　　吉鸿昌是中共党员，著名的抗日将军。自参加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失败后，潜至天津租界，在中共地下党的掩护下，联络人员，伺机东山再起。蒋介石对吉鸿昌的武装抗日活动异常愤恨，决心除掉这位著名的爱国将领。

　　经过军统人员多方侦察，于1934年11月9日下午在天津法租界国民饭店，将正在召开秘密会议的吉鸿昌开枪暗杀，只因事先情报观察中的吉鸿昌换了座位，致使吉鸿昌只受轻伤。暗杀惊动了法租界巡捕，吉鸿昌被送往医院。

　　蒋介石见暗杀不成，转为公开引渡。11月24日，坚不屈服的吉鸿昌被蒋介石下令枪杀于北平东直门内炮局胡同陆军监狱。

　　11月14日下午，军统特务经过反复侦察，预伏于沪杭公路海宁县境内，将路过的史量才等人的汽车拦住，史量才弃车逃跑，被军统杀手赵理君、李阿大(也是暗杀杨杏佛的杀手)各发一枪，打死在公路旁的水塘里。开车的司机(正是他向特务们提供史量才的行车日程)也被杀人灭口，同死的还有史量才儿子的一位同学，被特务们误认是保镖而被击毙。

　　史量才被暗杀后全国震惊，蒋介石表面上还明令缉凶，赏格为一万元。同时暗中又发给有功的军统杀手五千元奖金。

　　蒋介石除了直接布置军统特务暗杀外，一些他认为是重要异己人物的诱捕、关押工作，也直接交军统执行。

　　例如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失去自由，便是一直由军统予以关押和监禁的。蒋介石非常关心此事，指示很具体，不仅关押地点、会客、通信等事项，甚至张学良读什么书也由蒋介石亲自决定，由戴笠具体执行。

　　新四军军长叶挺在“皖南事变”中被俘，也一直由军统拘押。中共重要干部廖承志被捕后也由军统关押。其它如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人罗世文、车耀先，知名人士马寅初、黄显声都由军统关押。抗战胜利后一些大汉奸如周佛海等人也交军统监禁。可见蒋介石对军统的信任程度。

　　蒋介石对一些欲除掉的人，其诱捕工作也交军统办理。

　　“七七”事变，被迫出国的杨虎城要求回国抗日，蒋介石却认为这是一个收虎归山的大好时机，亲自召见戴笠布置计划。

　　杨虎城回国时先抵香港后达汉口，蒋介石谎称要在南昌接见，先由戴笠暗同汉口乘飞机到南昌，一下飞机即被军统特务软禁。已先到达西安的杨虎城夫人、儿子及秘书等，也被蒋介石骗回南昌，一并交军统扣押。

　　此后，杨虎城等一直被军统监禁于息烽、重庆等地的军统秘密监狱中。直到解放前夕，经蒋介石亲手下令，被军统特务用匕首刺死，同时遇害的还有他的长子。

　　戴笠诱捕杨虎城成功后，蒋介石又命令他准备对付山东的草头王韩复榘。韩复榘在抗战初期曾与日本人联络，预谋制造山东“独立自治”，又与刘湘等联系，欲谋反蒋。

　　1937年12月20日，韩复榘面对日军进攻，不战自溃，致使全国震动。蒋介石早就对支持“西安事变”的韩复榘不满，借此机会，密令戴笠制定诱捕韩的方案。

　　戴笠与部下经过缜密研究，制订了一个极其周密的拘捕方案，请蒋介石以召开“北方抗日高级将领军事会议”的名义，将韩复榘诱骗到开封。会议中间，蒋、韩二人发生争吵，蒋责问韩失守山东，韩反问蒋：“南京失守谁该负责？”蒋介石恼怒之下先自退出。戴笠即按原定计划，由军统特务王兆槐等二人将韩复榘挟持上车，一直开往火车站。由戴笠亲自押往汉口，又坐轮渡至武昌，由军统监押。1月21日，韩复榘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三天之后，由军统特务将韩复榘枪杀于他的监所。

　　四川军阀刘湘因病往院，早已被戴笠监控，在药中做了手脚，致使刘湘最后吐血而死。

　　杨虎城、韩复榘、刘湘均是1935年颁布的20名二级上将之一，数日之内，被蒋、戴分别解决。军统于此起到了异常重要的作用。

　　尽管戴笠属于黄埔少壮派主战派阵营，但对共产党仍然持敌视态度。在国共合作期间，虽然他主要对付日伪，但仍然把反共斗争做为一个重要任务。

　　抗战初期，戴笠受蒋介石“密裁”令，密谋暗杀了八路著名将领宣侠父。戴笠其实本与宣侠父私交甚好，宣侠父亦为黄埔生，蒋原也颇器重，手令任他为军委会少将参议，派驻二十五军。宣侠父反对二十五军至江西围剿红军，并挂职而去。1937年10月，宣侠父任十八集团军少将参议，并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常驻代表。宣侠父是中共党员，经常与西安国民党各方面负责人联络接触。引起戴笠注意，数次向蒋介石密报，坚定了蒋杀宣侠父的决心。

　　在蒋正式下达“密裁令”之后，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和戴笠共同指挥军统西北区完成这一暗杀任务。先由蒋鼎文将宣侠父诱出八路军办事处，然后由军统特务半路设伏绑架，先用绳索勒毙，后投入枯井之内，以土复盖。一代名将宣侠父遂命丧黄泉。

　　蒋介石除了让军统执行具体的暗杀、诱捕行动之外，还将分化、瓦解非嫡系部队的工作也交军统办理。

　　纵横捭阖

　　蒋介石早就发现了戴笠的纵横捭阖之术。因而蒋介石也重视利用戴笠和军统组织去做分化、拉拢、瓦解、收卖地方军阀的工作。

　　戴笠其实不仅仅是一个鹰犬和杀手，他也很有计谋。在替蒋介石分化瓦解非嫡系派系和军阀的活动中，为蒋介石立下了汗马功劳。

　　1929年，戴笠还在跑单帮时，就曾潜入河南，调查反蒋的唐生智部队的军事情报。他深入到唐生智的部队中，为唐生智所发现，下令在全河南境内搜捕，并悬赏10万元捉拿戴笠。直接负责搜捕的是宪兵营，到处设卡，一路追捕。走投无路的戴笠竟然直接去见宪兵营长周伟龙，晓以一番大道理，又靠黄埔同学的关系(周伟龙比戴笠大四期)加以感情联络，终于说服周伟龙投蒋。本来欲要逮捕送上门来的戴笠的周伟龙，不仅释放了戴，还与戴结义为兄弟，亲自掩护戴笠脱险出逃。后又弃官到南京找戴笠，由戴笠引见给蒋介石，蒋介石大加嘉奖。周伟龙从此加入军统，并逐渐成为军统的重要骨干。

　　蒋介石由此对戴笠的才能大加赞赏，并提升他为中校参谋。

　　戴笠在出任特务处长后，对蒋介石排除异己的宗旨心领神会，主动密切关注这方面的一切态势。

　　早在“福建事变”爆发之前，戴笠即以其特工的敏感，注意到了福建方面的异常活动，对国民党内李济深、陈铭枢与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的抗日反蒋活动已有所刺探，随时密报蒋介石，使之引起警惕。戴笠还派遣特务南下，成立监视组予以监视。

　　尽管蒋介石采取了不少阻挠、破坏活动，但李、陈、蒋(光鼐)、蔡等终于1933年11月22日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揭出了反蒋抗日的旗帜。

　　蒋介石一面调集重兵围剿，一面急电戴笠，指示他率领特务潜至福建对十九路高级将领策反，以釜底抽薪之计予以瓦解。

　　蒋介石当时并未让戴笠亲自去福建，在无人前去的情况下，戴笠在蒋介石几番催促的情况下，决定亲自潜入福建。很早以前，戴笠就已安排不少军统特务打入十九路军充当中、下级军官。

　　戴笠到达鼓浪屿，已先派特务将厦门警备司令、十九路军补充师长等人收卖。同时利用潜伏的十九路军中的军统特务到处散布流言，造成混乱。

　　继而又通过各种关系，收卖了十九路军总部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范汉杰、总部译电科长李道生，加上军统特务、总部上校参谋黎庶望，三人竟把密码本窃来交与戴笠，致使十九路军与蒋军作战时，作战任务都无法下达。

　　第三步又策反十九路军中、上级将领，在戴笠的策划下，十九路军六十一师师长毛淮寿、四十九师师长张炎、七十八师师长兼马尾要塞司令云应霖等一批主要将领均表示归顺蒋介石。

　　1934年1月，这些被戴笠策反、收卖的将领们公开宣布听从蒋介石的命令，逼迫蔡廷锴、陈铭枢、李济深、蒋光鼐等人出走香港，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被打垮。

　　蒋介石在听取戴笠的汇报之后，竟喜出望外，连连大声夸奖“你不愧是我的好学生”。

　　戴笠则认为：对于这些敢于与委员长作对的人，就必须这样毫不留情地将他们分化瓦解，使其众叛亲离、亡命海外。

　　戴笠除要效忠蒋介石外，他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正统思想，就是认为，凡是与政府作对的人皆无好下场。这也是他曾经背叛、暗杀王亚樵的原因。

　　中统与军统，并没有明文规定各自业务范围，但总的来说蒋介石对他们各自有约定俗成的分工。中统管党务，所属人员大部出身党政教育文化部门，目标是党派政治、文化教育等。而军统(前期特务处属复兴社)所属人员大都是军校毕业学生，主攻方向是军事情报、监视军队各兵种的各级将校、策反瓦解杂牌军、排除异己、暗杀绑架等。所以，尽管戴笠后来也与中统争夺反共之功，把反共也做为军统的首要任务，但对执行排除异己这一明确属于自己业务范围的任务，也并不放松。所以，蒋介石对戴笠不放松本身业务的成绩相当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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