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纪红民
今年12月12日，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71周年纪念日。71年前，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对正在西安的蒋介石实行“兵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经过劝蒋、捉蒋、扣蒋、送蒋等一系列环节，最终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
然而，张、杨两人的命运却不像“西安事变”后来的演变那样充满和平协商的色彩。杨虎城将军先是被逼出洋，回国后即被关押，直到全国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即经过所谓的军事法庭审判，后又被蒋介石“免除刑监”后，长期软禁，直到蒋介石死后，才逐渐恢复自由，后移居美国，现已作古。
“西安事变”从某种程度上说改变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所以，国共两党及日本、美国等国家的历史学者十分重视也十分深入地对此进行了研究，80年代中期还专门召开了“西安事变”国际研讨会，对于一些旁人与后人不好理解的历史谜团，进行实事求是的考证和揭秘。我在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工作期间，正逢全国政协专门成立了“西安事变”课题研究组。作为我国研究此课题的权威史料机构，它汇集了来自国共两党、军政各界、当事人及其亲友许多珍贵的回忆、手记、图片等，使我有幸成为较全面掌握“西安事变”来龙去脉的少数晚辈之一。
80年代初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由于种种原因，对于不少敏感问题，大多采取了回避的办法。该片的导演、剧本作者当时在全国政协啃着面包加班加点翻阅了不少历史资料，但有些重要的史料还是没给他们看。用我们领导的话说：“就是给他们看了，也不可能写到电影剧本里边去；就是写进去了，也不可能拍出来；就是拍出来了，也不可能放映出来。所以，何苦呢？”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还是框框较多。比如，为了塑造领袖形象，对周恩来去见蒋介石的几场戏，虽保留了周恩来剃去胡子的情节，却没交代为什么；而周恩来面见蒋介石的表演，从我们知情人的角度来看，真是费尽心力，但与事实仍然是有些出入的。
从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来看，周恩来不愧是个细心人。他知道蒋介石当时在“提倡新生活”运动，中央军或其他地方军中黄埔系的军官都剃短发，不留胡子。本来，在当时我党年轻有为的领导者中留胡子是很流行的，如贺龙等，因为这样显得年纪大，成熟稳重。周恩来也早说过等打败日本侵略者再剃胡子。但考虑到蒋介石的喜好，他还是毅然剃掉胡子。其实，如实交代一下，不仅无损领袖形象，反而能增添光彩。面见蒋介石时，据说周恩来特意穿了军装，一见面，还立正敬礼，说：“蒋校长，您的部下……”
周恩来是世界公认的外交家、谈判大师，从我们后人的眼光看，周恩来精心考虑的这种见面方式，是颇见功力的，它会勾起蒋介石想起自己当黄埔军校校长，而周恩来做政治部主任的往事。这对蒋介石表明共产党决定按共产国际指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态度，进而争取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个很好的铺垫。
多年以来，许多喜欢历史、对“西安事变”感兴趣的朋友(多是忘年交的长者)，在知道我曾在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工作过后，都要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张学良当时虽然少年得志，但毕竟在短短十几天的时间，怎样从下决心捉蒋又演变成亲自送蒋呢？这的确是个令人费解，而见诸书刊影视中有关“西安事变”的作品又纷纷回避的问题。
据我掌握的有关史料分析，大概促成张学良由捉蒋到放蒋并亲自送蒋的原因有下述几个方面。
其一，张对蒋当时有很大的怨气。1928年底，张学良“易帜”后，送给蒋介石的是当时中国装备最精良的陆海空三军。陆军后来几年仍由张学良统领，可海、空二军，都被蒋介石充调为己用了。实事求是说，此举大大增强了蒋的军事实力，使广西李宗仁、山西阎锡山、西北的冯玉祥，以及广东等南方诸省军阀与其不可相比。而1931年蒋介石下达不抵抗手令，令东北军退回关内，不仅令张学良替蒋背上不抵抗的骂名，而且让东北军从此无后方补给，战斗力也大大下降。东北军与红军交火，连吃败仗，张学良请求增援，蒋介石不但不给，反而要撤销番号。这在战乱年代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军人来看，比挖祖坟还要命。
其二，张寻找东北军“出路”从幻想到幻灭。蒋介石很喜欢用借刀杀人的办法，让各路诸侯火并。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这一点上，是早看明白的。因此，当蒋调张去地广人稀的西北剿共后，张、杨两将军都小心避免两军发生摩擦。后来西北又增添了长征过来的红军。张先打，打不过；后来谈判，却谈得不错。共产党方面先派李克农，后由周恩来亲自出马谈判，不仅送还被俘的官兵，而且表示：红军北上主要是想靠近苏联取得补给，抗击日军并牵制日军对苏联的威胁。至于西北时局，则认为张学良兵多将广，与日本人又有杀父之仇，统领三方力量，是合适人选。
张学良听后觉得言之有理，红军有苏联支持，杨虎城又人熟地熟，若真三位一体，东北军就有出路了。他立刻答应送给红军用十匹骡子驮着的银元，并让出延安供红军驻防。
以上是促使张学良捉蒋的内幕原因，那么，让他后来放蒋的内幕原因又是什么呢？
其一，张学良捉住蒋介石后，各路军阀声明支持的人并不多，这一点张学良虽有点扫兴，但也在意料之中。因为他当年“易帜”帮蒋，得罪了不少军阀。但苏联的一纸反对声明却让他大为震惊。中共遵从共产国际指示，要求和平解决的态度与他原来的幻想简直是大相径庭。
其二，西北军不仅装备差，军纪也差，这让张学良深感意外，他在日记中发出了“与土匪无异”的感叹。原来，有的西北军进城后，连张的银号都敢抢。
其三，张学良扣蒋后，有机会读了蒋介石的日记，对其中有关感叹中国国力不足、政令不一、势必将来难以抵抗日本进犯的内容，既意外又感动。他觉得有点错怪蒋。
其四，西北军捉住了回延安汇报与陈立夫谈判过程的我党高级干部潘汉年。从潘缝在衣里的信函中发现中共也在与南京政府接触，这让张感到意外。
其五，东北军少壮派开始枪杀主和的高级将领，西安局势有失控趋向。
其六，东北军、西北军有些将领，开始反叛到蒋军一方，使防守阵地空出。
鉴于上述原因，张学良终于向杨虎城发出感叹：“这种局面如不尽快结束，我将成为历史罪人。”
有多处史料记载，宋美龄和宋子文都反复说过“我们对不起张汉卿”。周恩来也至少在1949年和1956年纪念“西安事变”座谈会上说过“对不起张汉卿”的话来。
宋家人说对不起，是因为蒋介石后来把张学良软禁了几十年。其实，据当事人回忆，张学良在送蒋介石上飞机时，蒋就曾劝他不要去，并说：“到了南京，既由不得你，也不会全由得我了。”飞机在途中还降落洛阳加油，蒋介石再次劝张学良：“你就不要再送了，你这份心意我全领了。”
究竟是蒋介石看透了张学良当时的窘境，故意客气几句，好在历史上留下他宽容的美名；还是真像他嘴上说的，全为张学良好。只好由后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西安事变”之后，东北军和西北军都没能逃脱缩编、裁撤的命运。八路军几个主力师的番号，都是原东北军的。
无论是“西安事变”的当事人，还是历史学者都承认：如果张、杨两将军不发动“西安事变”，即使他们不再围剿红军，而是听从蒋介石指令撤出防区由中央军去剿共，中国现代历史恐怕就要改写了。
这恐怕也正是改革开放后，我们出书、开会、拍电影纪念“西安事变”的原因之一吧！
